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实践探索

我国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缺乏制度性保障,参与治理动力不足.为破解这些难题,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部分农村借助于"五带头、齐参与"工作机制,探索形成了多元化的公众参与动员模式,通过有效的信息公开与回应、上下互动结合的治理监管与问责以及多元化的奖惩机制,为我国公众参与农村生...     

农村垃圾自主治理实践模式研究

农村垃圾问题已成为农村环境整治的一大阻碍,村民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长效治理农村内源性垃圾问题,村民在实践中探索出"龙鹄式""湖淡式""向阳式"三种较为成功的自主治理实践模式,表明农村垃圾自主治理存在可行空间。但实践及推广中亦面临着村民参与意识有待激发、资金持续投入难以维继、分级制裁机制缺失、终端混合收运等问题。为促进农村垃圾自主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从激发村民参与意识、拓宽资金来源、组织优化、终端协同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措施。     

法域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现状与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垃圾分类呈现出制度软、规范弱以至广大基层监管缺乏、意识浅薄、垃圾混投的困境。为优化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模式,在实践调研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二重相应"的法律制度。借鉴国外先进监管经验,在成本-收益博弈的考量下,肯定监管机制非固化地设定,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立足点,创新公众参与制度。     

农村垃圾分类实现善治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从政府干预、村民自治和善治的角度探讨农村垃圾分类的治理逻辑,以善治逻辑为切入点,探索我国农村垃圾分类实现善治的途径:以社会资本为基石,以多元主体为关键,以责任性为重点,以法律规范为保障,构建政府引领—基层党组织带动—村民参与—基层社会组织配合-市场协同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体系,以实现农村垃圾分类的善态治理.     

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选择

试点多年的生活垃圾分类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以上海市为例,除示范小区外,公共场所与郊区的垃圾分类仍形同虚设。纵观目前所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政府均是主导者,这极易产生"运动式"治理倾向。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不仅无法形成长效、全生命周期的垃圾处理机制,还因政府过强的"父爱主义",导致市场主体无法有效参与。因此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建立全生命周期机制、引入市场主体参与,是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必然选择。     

“原子化”抑或“组织化”?——对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管理模式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各地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种创新,尝试引入企业等主体,采用各种先进互联网、智能技术推动垃圾分类,通过对南京所实行的较为典型的"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入手进行研究,认为现有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过于强调个体参与,且没有解决激励问题,造成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原子化"特征,忽视公共意识培养,导致效果低下。通过对已有垃圾分类理念中"多元共治、居民参与"的反思,结合对日本经验的探讨,认为在制定垃圾分类方式时应考虑具体地方特征,建构一种"在地参与"的模式,根据现有城市治理特征,结合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力量,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的实施。     

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规则型构——基于临沂“兰山模式”的实践样本

如何对农村地区的流域水环境进行高效而低成本的治理,是当前农村资源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以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柳青河水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典型案例,从规则型构视角剖析行动规则对"兰山模式"的作用机制。其中,边界规则打破了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资源治理的边界,企业等新行动主体的资金、技术的溢出效应提高了治理效率;身份规则改变了行动主体的参与动机,加强了多方主体间的交互作用;选择规则减少了多方治理主体的责任冲突;聚合规则弥补了农户在环境治理中的缺位。在四项行动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兰山模式"实现了农村生活污水与小流域水环境的协同治理,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实践样本。     

“无废”理念引领下的高校垃圾分类教育路径探索

<正>大学生是垃圾分类的重要责任主体,将垃圾分类教育融入思政课堂,推出垃圾分类实践项目,以整体性、系统性全员参与的垃圾治理机制,实现思想引领、行为教育、细节培养的立德树人目标。2017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开启了我国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就动员社会参与方面,《方案》要求：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特征、处理现状与管理

系统分析了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特征、处理状况与影响因素及采取的相应管理措施,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与建议。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排放量不断增长,主要构成成分也逐渐从有机物质向无机物质转变,从而使得农村固体生活垃圾的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从管理来看,尽管部分地区探索了一些新的管理模式,但大部分垃圾仍然处于无序管理状态。为了改进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固体垃圾的治理水平,我们提出首先要设立乡镇级环境管理机构,完善法规制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另外,要建立健全村级保洁制度,发动群众参与,并引入市场运作机制;最后,还需要实行源头分类收集。     

外压到内生:农村垃圾分类治理路径转化研究

政府强制力推动下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总体效果欠佳,属于外压式治理模式,存在政府力不从心、村民消极参与和资源不尽其用的局限性.突破外压模式,实现内生式发展,是建立农村垃圾分类治理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通过加强村干部领导班子能力建设,完善农村社会资本以及建设农村文化来实现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由外压模式到内生模式...     

瑞典垃圾分类处理对我国农村垃圾处理的借鉴意义

农村生活垃圾是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的农村环境污染源,我国虽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出台了某些政策,但总体而言,相关体制机制及政策依然存在不完善之处,急需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改善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落后的现状。本文从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及法规建设、产业化运营、技术研发等5个方面介绍了瑞典生活垃圾处理的成功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及排放特点,提出了分类收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垃圾经济运营模式、加强宣传教育、完善体制机制及加大技术研发等7项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路径

采取调查问卷和实地座谈的方法,对川东北B市P县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影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制约因素主要为:农村垃圾处理能力、清运能力、资金和人力不足,清运设备有待完善,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对此,提出加强农村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和专业化、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拓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资金来源、构建奖罚相适应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激励机制等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思路。     

基于SWOT-AHP分析法的农村垃圾协同治理优化研究——以安吉县为例

安吉县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多年来在生态保护与垃圾治理方面形成了独特模式。通过对安吉县农村垃圾协同治理模式进行SWOT分析,选择12个指标并运用AHP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和影响强度。结果表明,安吉县农村垃圾协同治理偏向增长型战略,进一步从动员社会多方力量、把握扶持政策、借助科技手段等方面提出优化措施,帮助安吉县在农村垃圾治理道路上行稳致远。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的农村水污染问题研究——以杨村为例

农村的水污染一直是环境治理的重要问题,但是在水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主体主要是国家和政府,缺乏村民的参与和管理.通过对杨村的实地调查,了解该村的地理状况、水污染现状,进一步分析当地村民的生活历史和生活惯习,发现忽视"生活者"的水污染治理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重视生活者的社会实践,关注末端治理主体,构建以村民为主体...     

论环境公共治理的民主协商与沟通功能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际上包含了多元主体对环境伦理的价值建构和对环境公共治理实践活动的参与。采用个案分析法论证我国社区环境公共治理范式对民主协商机制的创新。研究发现,执政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制度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决策、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等民主协商活动提供了多元合作与协调的制度性建构渠道,而基层政府在社区开展的环境公共治理运动则有效地整合了社区环保力量,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协商的集体凝聚力及责任意识。     

政府购买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服务实现路径研究—以广州市荔湾区西村街道为例

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是构建循环型社会的首要环节。针对政府中心运作模式与市场运作模式存在的弊端,认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可采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垃圾分类减量促进服务模式。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与垃圾管理实践,重点探讨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主体、购买形式与运作过程,明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职责以及确立其运作机制;最后通过广州荔湾区西村街道实践,验证其运作效果。研究表明,该模式是治理城市生活垃圾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对破解"垃圾围城"、开发城市矿山以及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共词分析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政策变迁量化分析

以1979—2020年我国中央政府颁发的411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不同时期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政策焦点的演变规律。结果发现:纵观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公共政策焦点的演变轨迹,在"技术路线"、"垃圾属性"、"管理手段"、"治理结构"和"保障机制"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政策主题变迁,呈现出垃圾治理朝更加绿色、更加经济方向发展的趋势。未来,应从监管体系、资源评估、财政补贴、空间布局4个方面保障生活垃圾零污染、高价值资源化治理。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新模式探究

针对当前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面临的宣传引导统筹推进不到位、居民主体性地位彰显不足、居委会全面监管乏力、物业管理执行力度不够等困境,基于珠海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证研究,探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实践模式中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运作机制,即以基层党组织为“主心骨”,以居委会为“指挥员”,以物业公司为“大管家”,以专业团队为“技术顾问”,以业委会为“润滑剂”的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新模式,构建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党建引领,多元主体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互构性关系”,形成社区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河长制推行中公众参与问题的探讨

河长制作为一项行政系统内部的创新制度,在水污染治理上取得了实际的成效,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高度依赖人治、考核问责缺乏监督。为了使该制度不沦为短期运动式治理的手段,长久地为水污染治理发挥作用,就要完善其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牢固制度的基石。通过对河长制中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以及对目前各地方的实践现状进行归纳分析,笔者发现:从现阶段来看,公众参与河长制存在无人负责的空白参与、缺乏法律依托的无序参与、低水平的末端参与的问题。因此,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机制需要从明确责任主体、加强法律保障、提升参与水平进行多角度完善,以此推动河长制长效、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