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     

城市群(圈)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框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城市群将成为新的竞争单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城市群发展战略，并开始了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工作。从战略环境影响高度，文章提出了在编制城市群规划同时应编制城市群环境规划，并就城市群环境问题辨析、城市群环境规划目的任务、规划理论依据、方法论作了阐述，同时，还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划为例，对编制程序、主要研究内容等作了概述。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江西省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为了研究主体功能区战略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综合利用3S技术、熵权重法和Pielous指数,对江西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性开展研究,并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江西省的城镇化经历了非均衡发展阶段（2000~2010）和均衡发展阶段（2010~2015）,2010年城镇化的协调性最差;（2）人口持续向重点开发区聚集,但限制开发区的常驻人口数仍在增加,而且限制开发区迁出的人口主要流向省外的优化开发区,这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初衷相背离;（3）重点开发区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已达137.93 m2,人口集聚不足是其城镇化不协调的主导原因,针对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地区,应加快建立城镇人口规模与建设用地规模相挂钩的制度;（4）人口城镇化以就地城镇化为主,限制开发区未来将同时面临农业人口转移和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的双重压力。     

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格局与规模等级模式分异研究

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战略背景下,都市圈成为区际竞争的核心载体,定量认知基于长时间序列的都市圈城镇扩展时空格局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模式分异规律,对提升城市空间治理能力与制定因地制宜的空间管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15年4个阶段（1990～2000、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年）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用城镇用地来源、城镇扩展速率、城镇用地扩展差异指数、重心坐标、分维数以及扩展强度指数的等扇分析等指标对武汉城市圈城镇扩展的时空格局以及规模等级模式分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是耕地,其次是水域、林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来源由单一趋向多元化;城镇用地扩展速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以及扩展具有空间分异性和空间集聚性;不同时期的中快高速扩展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比如扇形、”U”型;根据雷达图把城镇用地的扩展模式划分成单翼、多翼和扇形扩展3种模式,各城市主要扩展方向没有一致性,呈现出小城市扩展方向大城市聚拢的特征;武汉城市圈城市形态较为规则平整,分维数具有波动性特征;武汉、黄石、咸宁的重心往西南方向迁移,鄂州、黄冈、孝感的重心往西北方向迁移;不同等级城市的扩展格局以及模式具有差异性,中小城市的扩展速度大于大城市,城市形态都趋于稳定。 关键词： 土地利用变化;城市扩展;时空格局;模式分异;武汉城市圈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分异性研究

城市群已成为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评估和判断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与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计算方法,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特征和时空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并以其25个城市为研究单元,对"人口—经济"视角下的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发展关系和区域分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均属"良",空间分布大致以上海—苏锡常—南京为界,呈南高北低中间差的特征。2010年较2005年生态环境状况稳中有好,浙江省和沪宁沿线的大部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政策调控下的污染物排放减少是其好转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发展类型以可持续型为主,而以苏北五市为代表的少数城市则表现为生态脆弱型。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系统仿真模拟与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研究的重要内容,驱动力研究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现有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多针对单一的城市区域展开,无法解释城市群地区,城市一体化战略指导下城市交互作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运用系统动力学(SD)方法,综合考虑经济、人口、城市化、政策等主要人文因素,并将城市交互作用因素引入SD,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构建土地利用变化系统SD模型,运用1997~200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检验,并对武汉城市圈2010~2020年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建立的SD模型是有效的,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差异性,说明城市交互作用是除经济、人口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因素外,土地利用变化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     

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通达性演化及优化研究

城市群交通网络的合理发展对于促进区域资源整合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空间句法模型,分析1995～2015年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通达性演化特征,并提出相应交通网络优化改进建议。结果表明:(1)1995～2015年期间,中原城市群交通路网由初期的"发散"状,逐渐演化成为"树轮"状;通达性中心也由初期的郑州市扩大到洛阳市、许昌市、周口市、商丘市、开封市等周边城市,通达性较高的轴线已经从区域性线状分布发展为中心地区面状分布。(2)1995～2015年期间,中原城市群各城市通达度均有提高,京广线辐射区内城市通达度提升幅度明显大于陇海线辐射区域;郑州市、邯郸市等核心城市的通达度增长率在减缓,而亳州市、淮北市等边缘城市通达度增长率在上升。中原城市群交通路网建设总体呈空间收敛趋势,但城市间的通达度水平仍在逐渐拉大。(3)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将中原城市群交通系统整体培育成以郑州市为中心,以陇海线和京广线为"十"字发展轴的"多核多向状"网络结构。改进后的路网可以提升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的通达性,能够充分体现城市群中心带动边缘、城市联动发展的基本功能。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通过可达性方法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及社会3个子系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2001、2006及2011年3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对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并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对各类型县域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在子系统演化过程中,以经济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为社会城镇化,最后为人口城镇化过程。(2)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率与城市等级规模、交通及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各子系统在空间格局演变进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子系统变化率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依据关联性可以划分为"耦合聚集"型、"中心洼地"型、"拮抗聚集"型及"核心边缘"型,各类型县域空间格局演变明显。(4)內源力在"耦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內源力;根据各类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应措施,以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各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源强度,均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二元体制将会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挑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圈在今后中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率引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已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快我强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抛弃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用科学的发展观加以引领。城市发展甍兼顾中国冒情，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要统筹处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不可持续城市化”和“城市不可持续化”。城市发展存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制度变迁与制度供给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城市可以看作是由经济、环境、社会、制度四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应遵循聚集利益导向、竞争优势导向、制度创新导向     

长江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思路

长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目前该流域的城市格局正处于由传统的封闭型工业生产城市向经济型、开放型和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单体城市也开始向相互依托、相互发展的城市群体转变。本文分析和总结了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规划同城市发展不相适应、城市建设资金就足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等。在此基础上重点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２１世纪发展     

人地挂钩视角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例

人地挂钩制度是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创新,对于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问题有重要作用。研究从中国特殊体制制度框架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出发,基于"人地挂钩"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弹性系数法和重心移动模型,对2009～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成效显著,空间"抱团"特征逐步显化;(2)研究区西部人口城镇化发展更快,东部则相反,黔中城市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热点,但土地城镇化发展更快,有城镇化发展失衡倾向;(3)研究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末期与初期相比,二者协调关系提升明显。据此建议,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西部,要继续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严格控制土地城镇化;地区东部尤其是黔中城市群,要杜绝"大开发",注重产业培养,提升城市魅力,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最终实现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的增长效应

多中心城市群是要素在经过多重集聚扩散后形成的空间均衡,已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政策目标。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时间较短,地区差异较大,因此需结合具体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研究其空间优化问题。基于2005~2014年中部六大城市群的市域数据,从人口规模分布和产业空间布局两个维度出发,定量分析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2）产业布局的空间集中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中部地区如何合理有效引导要素等资源流动来拓展发展新空间、优化发展新格局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城镇化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意义。     

A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Urban Growth:A Case Study for Jinan Municipality,China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proces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t the cost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environment,particularly in the costal areas. This study takes Jinan as a case presenting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from 313 to 200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expansion of Jinan city mainly took place in the last 100 years, especially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in 1978.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migration policies were factors driving the urban land expansion. Urban sprawl resulted in a disappearance of wetlands and a great loss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over-pumping of ground water that led to disappearance of the city‘s feature,namely “the city of springs“.     

南昌地域城市群的发育与发展思路

在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群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城镇空间组织形式,通过对城市群的发展研究来探讨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良好的动态趋势。在对城市群的基本概念、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南昌地域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对南昌地域城市群进行了界定。最后在对南昌地域城市群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南昌地域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