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下央地企协同减排策略演化——基于区块链技术应用视角

环境分权下，地方政府及控排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着降碳目标实现，而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可信、高效的协同减排环境。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以控排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区块链技术投入前后的协同减排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研究了区块链技术的监管影响系数、应用成本及地方支出系数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块链技术投入缩短了减排系统的趋稳时间；监管影响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地方及控排企业的减排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区块链平台应用成本与地方政府减排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支出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呈正相关，且均存在最优调控区间。因此，应积极开展区块链监管试点，引导、扶持企业绿色转型，强化中央督察职能，转变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保障减排政策落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垂直管理首先需理顺上下职责关系

正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以党的全会决定地方这一机构管理归属,旨在解决地方政府对生态环保的不当干预和一些地方存在的落实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软着陆"问题,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提供体制保障,为"绿色发展"提供制度护航,也让基层环境监察从此"破茧化蝶",理直气壮亮剑执法,落实"最严环保制度"。然而,如何使这     

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环境问题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而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体之一,也是环境制度压力的主要调控对象,如何引导和控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已成为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议题。根据制度理论,以中国上市公司7459个观测值为基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估了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还引入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压力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责任的提升;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等因素正向调节了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并且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更强。以上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反事实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这些结论启发了企业管理者运用企业环境战略、内部控制等企业自身因素强化企业环境责任,同时为政府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治理与地方政府——以日本公害防止协定为仍

1964年,日本横滨市政府率先和企业签订公害防止协定,由此揭开了政府和企业签署协定的序幕。协定主要涉及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振动、恶臭和损害赔偿问题。经过多年实践,公害防止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害问题,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治理公害问题上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正面临严重环境问题,各级地方政府需认真学习日本的做法,不仅要转变政府职能,更要积极主动地行动,从而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步伐。     

一个政府—企业双层优化环境治理模型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落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亟待改善，需要加强企业生产规制，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促使"三废"达标排放。本研究抓住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建立以政府为上层、企业为下层的双层优化环境治理模型，确定上层-下层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奖罚政策与企业利润及环境行为的关联性，提出模型"乐观最优解"与"悲观最优解"及地方政府奖惩机制最优解。该模型可反映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为寻求合理的污染奖惩方式和税费比例，促使企业在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积极治理"三废"污染，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企业长期粗放式生产排污严重、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有待加强、西北生态安全屏障和黄河流域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宁蒙沿黄地带及类似地区环境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下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动因与阻力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的问卷调查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经营。企业应如何适应规制、采取何种环境战略,使其在绿色经营中发挥作用已成为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环境规制下重污染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阻力与动因进行研究,明确了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主要阻力及主要驱动因素,分析了其中的内在机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环境维权破解地方保护

地方保护为违法排污企业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是环保工作中经常遭遇的“拦路虎”。在此次甘肃徽县“血铅事件”中,酿成悲剧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当地政府为违法排污企业——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公司——提供了行政上的保护。如何破解地方保护的干预,是推进环保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破解地方保护的途径无非有两条,加强环境监督和强化环境执法,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许多努力,但效果却并不明显。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环境执法还是环境监督,最后总要由地方环保机关来执行,而按照我国现行体制,地方环保机关归地方政府管理,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     

以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监督为核心修改《环境保护法》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应是一部以行政规范为主的法律,由此赋予了政府可根据客观现实对企业、公民涉及环境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调整,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治理绩效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发展阶段、政治架构的影响,地方政府面对环境与经济矛盾时更多选择的是经济而非环境,因此政府的环境责任并不简单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而在于整个政府。笔者认为要严格禁止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主要领导人的不当干预,必须确保政府的可诉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在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后,《环境保护法》将体现它的基本功能。     

媒体报道、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在中国经济和媒体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面临新的社会背景。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以2016年沪深A股八大重污染行业的31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报道与政府监管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其中,媒体类型既考虑了传统纸媒,也考虑了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政府监管方面采用2014年调整后的PITI指数对监管力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数量越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越丰富,但并不能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影响,而媒体报道的数量对其影响较弱;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随着地方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下降,导致政府监管在媒体监督企业环境信息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研究表明,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化进程的大力推进,环境制度约束相对舆论监督,在企业信息披露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中心治理下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路径探析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发现政府治污理念陈旧、制度不健全、公众责任意识淡漠、环保社会组织弱小等,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公众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转变观念、完善机制、加强教育、支持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真正推动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     

关于地方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重点任务的基本考虑

为顺利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进程,本文围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主线,对涉及垂直管理改革的环保责任清单、环境监察、环境监测、环境执法、市(地)级派出县级环保分局和省级对市(地)级环保局的双重管理等六个方面的主要改革任务,从改革方案的基本考虑、基本方向和具体实施路径进行系统解读,为下一步试点省份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指引。     

论环境教育法制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治理

加强环境法制教育有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理念,促进环保社会治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环境教育法律依据、教育内容、教育职责、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我国大陆开展环境教育法制建设,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党、政府、社会、公民和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解决组织主体、参与主体和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符合实际并发挥实际作用。在党内法规方面,要制定与国家立法相衔接的环境保护党内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国家立法的建设方面,制定专门了《环境教育法》或者《环境教育条例》,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环境宣传教育权利和义务,把环境宣传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社会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制度和机制,采取有针对性和可接受的宣教方法与机制,促进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制度得以运行。     

我国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之检讨与完善

我国对水资源实施的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流域管理机构的地位不明确,在监督管理中没有完全独立的权限,基本上属于一种协调机构,因此完善我国的跨区域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尽早完善水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立法、明确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成立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协调机构、明确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水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执法地位等方面作出了探讨,以利于更好地保护跨区域的水资源。     

青藏铁路运营后的西藏旅游业:机遇、威胁与发展对策

近年来西藏旅游业得到较快发展，但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旅游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对西藏旅游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青藏铁路的全线运营给西藏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同时也对西藏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作者对此作了简要剖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疆“十五”至“十一五”期间影响工业固废产生及排放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找出了影响工业固废量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认为第二产业是影响工业固废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结构比重加大,工业固废量增加。从减少工业固废的角度来看,调整产业结构已是当务之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固废因子关联度最小,说明环保投资已远不能满足环境治理的实际需要,需加大环保投资。     

浅析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用

环境信息公开能提高环境保护参与者的环境意识,改变他们的环境行为和行动,解决"市场失灵"、"政治失灵"的问题,教育环境保护各利益相关者,推进决策过程中的民主进程。要提高环境信息的作用,应公开公众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公开的环境信息必须可靠,有关的环境信息必须对公众有用且方便获得,政府机构应关注公众对环境信息的反馈。     

Effective Regulations with Little Effect? The Antecedents of the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Officials on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in China

Enforcement gaps are an especially vexing problem in China due to pervasive "pro-growth" local government priorities, the weak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of environmental agencies themselves, and relatively weak levels of societal support for a cleaner environment. This study seeks to examine this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enforcement officials by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and other influences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Using samples of enforcement officials from the fast-growing cities of Chengdu, Dalian, and Guangzhou, this study finds that many of the more commonly cited problems related to regulatory enforcement were not as influential in accounting for variations in perceptions of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tha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might suggest. Moreover,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pattern of influences varies greatly across jurisdictions, with only the officials' belief 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being significant in all three samples. Strong influences on perceptions of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in two of the three samples include the environmental values of enforcement officials, their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for enforcement, and their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though government support was found to be a strong predictor of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in two of the three samples, 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support had a somewhat mixed and more complicated effec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urther improvements in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may be possible by cultivating or selecting enforcement officials with strong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beliefs 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olicy to take charge of enforcement. Because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s are generally upgrading their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for improvement as the result of increasing central government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becaus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China is grow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ome incremental progress is likely in China's efforts to close the enforcement gap. Unfortunately, such improvements are likely to be masked by the steep traject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narrow scope of regulatory control (i.e., with scant attention paid to nonindustrial sources), and the migr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to rural areas.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