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扩展的遥感研究

卫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 以GIS为制图和数据提取的分析手段， 通过引入城市扩展强度、重心坐标、紧凑度、弹性系数等指标，研究了南京城市扩展的时空规律、形态特征以及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并应用回归分析，筛选了能够解释城市扩张的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结果表明：①南京城市扩展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江南主城的东北-西南轴向和东南的江宁一带成为城市扩展最活跃的地区；②城市扩展过程中，紧凑度降低，空间形态向着趋于不稳定状态发展；③ 21世纪以来，城市扩展的弹性系数向着逐渐合理化的方向转变，但在1988~2001年，该指数与合理数值有一定差距，城市扩展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现象；④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引导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对于南京城市扩展起了重要作用，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长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也是影响南京城市扩展的主要社会经济因子。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公路运输、火车客运及百度指数的综合分析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社会信息技术的传输,使大量的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群空间内集聚与扩散,加密城市群空间内城市联系。在基于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以及百度指数4个要素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探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城市联系虽具备了网络化规模,但城市间的联系不均衡,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多中心的协调网络发展格局特征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空间流"特征呈现三角形网络结构,其三角形的顶角分别由上海(沪)、南京(宁)与杭州(杭)3个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在空间结构内部,形成若干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在空间分布上,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区域联系强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3)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5个核心城市排名处于网络中心的前列,扬州、南通、泰州、舟山等周边城市相对靠后,这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吸虹效应"有关,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城市会向周边地区提供服务与经济辐射,完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体系。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986～2007年各市县（区）非农业人口资料,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结合相应定性分析,系统研究了其城镇体系发展中的规模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处于缓慢分散趋势中,中等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非农人口集聚重心从传统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上海是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影响力远超过本区域范围;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长江为轴线形成较显著的城市影响力圈层结构,江苏的兴化、高邮地区以及浙江杭州西部、台州等广大地域受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JP2〗上海-苏州-无锡形成内部联系紧密、层级结构模糊的一体化“城市区域”,既是长三角的“核心区”,也是城镇连绵发展的高级形态;尽管在二线城市中缺乏规模优势,南京与杭州因地理位置发挥了突出的区域带动作用,实际上承担着区域副中心角色;围绕核心区与两个副中心,长三角构筑成“>”型城镇发展主轴     

南京城市滨江带功能演变及现代景观规划研究

南京城市滨江带具有山、水、城、林、洲相融合的特色环境,近百年以来滨江地段由于经济和旅游利用而发展迅速。城市滨江带功能的演变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过程。合理利用南京城市滨江自然与人文条件进行滨江景观规划,对于南京市的进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通过对历史时期南京城市滨江带功能演变的分析,对滨江带景观现状深入的研究,对滨江带各个区域的景观要素进行探讨, 提出了南京城市滨江带景观规划的指导思想与设计手法,依此进行了景观规划研究。将南京城市滨江带划分为6个特色区域: 河西滨江段以塑造现代化城市建筑群体景观为主, 下关滨江段以塑造港区风貌和反映城市近现代历史为主,幕燕滨江段以塑造自然山水风光为主和江中洲地区以现代化田园风光景观为主,大厂滨江段以塑造现代工业景观为主,浦口—珠江段以塑造现代化滨江城市景观为主。     

基于层次结构模型的城市特色化战略与CI系统研究

以南京为例,研究我国城市在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特色化战略问题。根据战略管理和系统工程理论,运用层次分析、目标-手段链和城市形象识别等方法,对南京特色化战略目标、模式、方案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一体化分析和设计,构建了南京城市特色化战略的层次结构模型。在该模型的框架下,通过研究国内外古城发展模式,提出了南京城市发展的综合协调模式;在对南京城市形象识别系统进行总体设计的基础上,具体设计了"6元素南京城市名片";最后,构建了城市特色化战略实施的保障体系。研究表明,只有协调好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远景规划与眼前利益等各种关系,才能有效实现城市的特色化战略。     

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以南京市为例

分析了城市旅游形象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即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城市景观的规划建设,城市景观的优化有助于提高城市旅游形象;提出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理念和原则。规划理念为体现城市旅游形象,显现城市三脉,提供城市旅游活动空间,创造城市旅游生态环境;规划原则以理念形象为核心,人地协调性、主题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特色性与风格统一性相结合。并对服务于城市旅游形象的景观规划结构要素和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结构要素分为城市景观整体结构、特色城市景观带（区）和城市景观视觉识别系统;组成要素可分为硬质景观要素和软质景观要素。最后以南京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     

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促进下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一些大城市一部分工业尤其是污染扰民工业开始从中心区向郊区搬迁，大城市工业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大城市中许多工薪阶层开始住进郊区的单位分房或自购房。人口郊区化及随之而来的商业郊区化也开始显现。我国大城市郊区化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例，概括了当前我国大城市郊区化的现状特点，指出了郊区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08～2015年26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协调度高值地区由2008年的"三点式"(杭州、南京和上海)分布转变为2015年的"Z字型"(南京—上海—杭州—舟山)分布;26市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低低型4种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职能分类——以江浙沪地区为例

城市职能是城市在区域发展中所承担的分工。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按照城市职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研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可以得到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要得到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首先要进行城市职能分类。对城市职能分类的方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定性到定量、从单指标到多指标的过程。以江浙沪地区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按照多因素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到这一城市体系的城市职能结构。上海是处于第一层级的综合性巨型城市,南京、杭州是处于第二层级的综合性特大城市,宁波、温州、绍兴、苏州、无锡是处于第三层级的综合性或专业化大城市,南通、盐城、徐州、金华是处于第四层级的综合性或专业化中等城市,其它12个城市则是处于第五层级的小城市。     

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从天眼查筛选的长三角人工智能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2015～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群层面,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呈多中心集聚发展态势,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合肥五大集聚中心带动产业整体向沪宁合杭甬发展带集聚;从产业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随着产业链环节技术门槛的降低,集聚水平提高,集聚中心数量增多,集聚规模扩大。(2)城市层面,上海和苏州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特征,而杭州、南京、合肥为“单中心”的集聚模式;应用层集聚程度高于技术层和基础层,并向人口最密集和数据生产最多的中心城区集聚,基础层和技术层则相对更多布局在产业园区。(3)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关联产业的基础(计算机、软件等)、科技人员数量、创新能力是影响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但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边界界定研究

都市连绵区的边界界定对象包括两个方面,都市连绵区的整体空间范围边界界定和内部结构边界界定。对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所有的238个县、市、区的就业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探讨相应都市区的结构特征以及都市区的空间组合特征等,进而确定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整体范围边界和内部结构边界。其结论包括①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的整体空间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宁波的全部以及上海、南京、常州、杭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和绍兴、舟山的部分县市区;②长三角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以上海为中心的环太湖城镇密集区,以南京为中心形成沿长江城镇区,以杭州、宁波为中心形成环杭州湾城镇密集区,其内部边界界线分别以镇江丹徒区、嘉兴—湖州为边界地带。从核心城市上海角度看,整个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内部结构呈现“圈层推进+轴线延伸”的空间特征。     

长江三角洲县域投资环境投资导向的分类评价

长江三角洲从整体上看其投资环境水平虽处于全国前列，但区内各部分，如上海与杭嘉湖、宁镇扬、苏锡常通、甬绍舟等地市之间都还存在很大差异。针对这种地域差异性，确定了长江三角洲县域投资环境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将三角洲地区７１个县市划分为四种类型，并根据各类型的环境特征对其投资导向进行了探讨。     

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综合实力的主成分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建立一套涵盖5个层次16个方面共34个指标的城市指标体系, 对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的综合实力进行计算和比较。运用SPSS10．0统计软件对上述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用方差最大法正交旋转,并通过载荷 系数分析得出六个主成分。将各主成分得分结合主成分权数进行综合计算得出各城市的综合得分,按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镇江、绍兴、常州、南通、扬州、泰州、舟山、嘉兴和湖州。根据各城市的综合得分水平,将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分为一个核心三个圈层,并比较分析各个城市的相对优势、薄弱环节及其差异引致因素,对其今后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认为长江三角洲在今后的发展中,应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苏州为三个支点,加强区域内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的共同繁荣。     

长江下游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条件与投资导向

在宏观分析长江下游经济带（九江以下）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基础上，选取经济基础、生产管理、基础设施劳动力素与科教实力、主要资源和环境质量状况六大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划分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扬通、芜湖和安九七个区段经济发展的条件进行了分层次的比较分析与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与原有拉业基础，提出各区段适宜的产业重点投资方向。     

城市生态系统承载理论探索与实证--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为深入地探讨城市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理论扩展到城市生态系统,提出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机制概念。分别从微观作用与宏观表现两个角度提出承载机制模型,即承载递阶模型与水桶模型,初步构建了承载理论框架。在承载理论指导下,采用层次结构模型建立了承载机制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承载机制定量评估模型,由此可计算出城市生态系统承载指数,该指数是研究资源支持系统、环境约束系统与社会经济活动三者协调性以及城市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活动供容能力的重要判据。最后对长三角具有代表性的8个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8个^城市的综合承载指数排序依次为：上海、南京、无锡、宁波、杭州、苏州、常州、扬州。     

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模型及增长模式:1982～2010

基于熵值法对上海、南京和杭州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运用Arc GIS点距离工具测算各空间单元到沪宁杭的距离,然后借鉴重力模型,将长三角地区划分为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3个城市经济区,并进行区域人口密度模型拟合。相比线性、指数和乘幂模型,对数模型能更好地拟合经济区内各县、县级市或市辖区人口密度与其到各自经济区中心距离的关系。而相比上述基础模型,基于基础模型的二次模型拟合的判定系数更高,拟合效果更好。其中,对数二次模型拟合的判定系数最高,且明显优于基础模型。基于对数二次模型的人口密度变动的空间差异,沪、宁、杭经济区增长模式可以总结为"强向心集聚"和"近域扩散",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增长模式存在差异。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耦合协调性研究

在借鉴耦合理论中容量耦合概念及框架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的耦合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度函数与耦合协调度函数,分别对2003～2010年长三角16个地级市单元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耦合协调程度上看,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在2003～2010年这8 a中都保持相对稳定,但上海市最高,为类型Ⅱ,其次为苏州和杭州,为类型Ⅲ,苏南地区和浙江舟山、湖州最低,为类型Ⅴ;〖JP2〗（2）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先后顺序上看,长三角地区主要体现为类型B和类型C,反映出各个城市所重视的方向不同,如杭州市为类型B,更加注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苏州市为类型C,注重经济和居民生活质量同步发展     

Residents’ Attitude to Pay for Urban River Resto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ities in Yangtze Delta

Abstract

Public willingness to pay (WTP) for urban rivers restoration was investigated in Shanghai, Nanjing and Hangzhou in China with a sample of 1,285.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ositive WTP against zero WTP are analyzed using a binary logit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ome, Huji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tatus, household size, home property ownership, riverfront access, and attitudes toward current water quality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likelihood of positive WTP. It is also found that respondents without local Huji are less willingness to pay positively in pooled sample and Shanghai sample. In the group holding property right of house but without local Huji is less willingness to pay positively in Hangzhou. Respondents in Nanjing are more willingness to pay positively than those in Hangzhou. Most common arguments against to pay for the restoration are “government’s duty”, “low income”, “non-local-Huji” and “lack of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in how it spends money”. The results are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and specific situations in China. The findings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non-market valu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public policy making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