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通过验收

我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甘肃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2006年9月2日正式通过水利部专家组的验收。     

双控行动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多层递阶决策模型

以流域初始水权配置实践为导向,参考现有水权按照"流域-省区-市区-行业"层级结构进行初始配置的思路,在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控制的制度约束下,建立双控行动下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多层递阶决策模型,以模拟各个层面水权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及其上级层面行政仲裁过程,实现"流域-省区-市区-行业"层级结构的水权分配,充分兼顾分水的公平性与效率性,优化流域社会经济综合用水效益。在此基础上,提出多层递阶决策模型的迭代算法,对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模型进行求解。并结合流域初始水权配置实践,验证多层递阶决策模型的可行性。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体现为:一方面,构建的"流域-省区-市区-行业"层级结构的目标函数,有效保障了流域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体现了双控行动下流域分水的经济效益性。同时,有效保障了流域内各省区之间、各市区分水的协调满意度最大化,体现了用水总量控制约束下流域分水的社会公平性;另一方面,构建的"流域-省区-市区-行业"层级结构的约束条件,有效保障了各省区、各市区的配水比例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之间的匹配关系,提高了各省区之间、各市区之间的耦合协同发展效度,有效保障了双控行动下市区内各行业的用水目标达到预期的目标值,充分体现了流域内各省区、省区内各市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市区内各行业的发展用水需求。从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配置实践的多层递阶决策结果来看,流域社会经济综合效益的满意度达到0.993 4。其中内蒙古、辽宁、河北的水权分配比例分别为4.939%、93.731%、1.330%。与水利部试点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多层递阶决策模型结果与水利部试点方案相吻合。     

共生与过渡：中国水权市场的构架和运行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水资源的不断稀缺引发了中国水权市场培育鞠建设问题.为了探讨中国水权市场的发育状况和基本特征,明确其未来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我国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来论证中国水权市场的构架和运行,认为中国水权市场呈现两级三类水权市场共生与过渡的特征,进而从纵向剖析水资源初始产权分配市场和水资源产权的交易市场这两级水市场.认为前者要注重公平性,后者则要注重效率性,又从横向分析了由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和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组成的三类水市场.最后提出了中国两级三类水权交易市场构建和运行的对策思路.     

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在全面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大力推进国家节水行动背景下,尤其是水资源治理领域正式引入市场机制以来,科学测算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客观分析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对于完善水资源治理工具和提升水资源治理能力具有决策参考价值。基于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思想,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以固定资产投资、总用水量、劳动力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输出指标,对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自2006—2016年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及评价。通过与其他非试点省份进行参照对比,重点研究水权交易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从而探究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总体上来说,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试点地区在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后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基本都得到了提高,效率排名也均明显有所上升,同时,水权试点省份中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省份比例远高于非试点省份。②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反映的动态变化来看,技术进步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明显的影响,技术进步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在水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全面推进水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大节水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依靠市场机制,激励用水主体的节水行为,从而深入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推行国家节水行动。     

乡村振兴下水权改革的节水效应及对用水效率的影响

水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群体生存不可或缺且无法替代的生态资源要素之一,赋予水资源商品属性,不仅能够增强水权的排他性,提高水资源价值,更能通过市场机制充分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实现水资源节约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水权改革试图通过明确水权、建立水权交易市场等途径促进农业节水、优化水资源配置。那么,水权改革是否能有效促进农业节水？是否能有效改善用水效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水权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同时对水权改革在国家层面的推行提供政策依据。基于此,文章在理论分析水权改革对农业节水及水资源配置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2003—2019年17年的长期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水权改革的节水效应及对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双重差分法（DID）回归结果显示,水权改革对农业灌溉节水面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万元GDP用水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国家级水权试点的政策效果要高于省级试点。(2)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旧具有稳健性。(3)异质性回...     

长江流域节水型社会建设特点与建设效益初探

长江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是本流域的水源，也是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搞好长江流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对保证本流域及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流域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环境质量三大背景，对长江流域节水型社会建设特点进行了初步探索，认为“节流减污”和“水资源南北优化”是长江流域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两大基本特点。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方面对节水型社会建设效益进行了简单地定性和定量分析，初步认定，建设长江流域节水型社会将会取得较大效益。     

排水权交易定价方法及案例研究——以秦淮河流域为例

在城市扩张和资源稀缺的矛盾中,在水患灾害和经济发展的冲突下,明确排水权产权化,推进排水权交易市场化,保证排水权定价合理化是治理水患灾害的新思路.首次提出排水权交易的制度保障、四项排水权交易定价原则和两个层次的排水权定价理论.基于洪涝灾害的损失评估方法和防汛设施的建设成本来进行排水权成本的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洪涝损失元模型,进一步形成了排水权成本模型,并在整体最优的约束条件下,提出了交易策略和定价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排水权交易对防汛排水效率提高的推动作用.最后应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空间展布方法,结合南京市、句容市2016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同年7月汛期的水文站点水位数据,计算出当时的句容市和南京市的排水权平均价格分别为5.97和18.30元/m3,证实了排水权交易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水权市场研究述评与中国特色水权市场研究展望

水权水市场改革是我国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我国水权市场尚未发育完成,水权交易还未成体系,更缺乏水权交易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有效运作的水权市场,需要具备产权明晰、计量监测技术支撑、监管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会受到交易成本、第三方效应、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已有的水权交易模型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上是沿用了西方发展起来的水权交易模型,很少考虑中国国情因素。总体来看,国内水权水市场研究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缺陷。第一,在水权市场发展的规律研究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市场制度本身,对水权市场运作的内在机制认识不足;第二,在水权市场的国际经验借鉴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水权市场发展的教训和伴随的问题认识不足;第三,在水权交易和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理想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模式,对国情条件的制约和中国特色的因素认识不足。当前亟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系统探索中国国情因素对水权市场构建的影响,重点揭示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特征,提出中国情境下的水权交易模式、交易规则、水权监管制度以及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水价政策。通过理论集成和知识创新,增进对中国特色水权市场制度的理解,为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研究支撑。     

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比较——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社会资本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已引起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从网络、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规范等维度出发建立了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基于入户调查资料,对比分析了汉、藏、回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研究发现:①甘南州农户的社会资本总指数最高、临夏州次之、张掖市最低,与其他维度相比,张掖市与甘南州农户的普遍信任度欠缺,而临夏州农户的制度信任度欠缺;②临夏州农户的网络水平高于张掖市与甘南州,张掖市农户参与率最高的协会/组织为医疗合作组织,而临夏州与甘南州为宗教协会;③甘南州农户的制度信任度远高于张掖市与临夏州;④甘南州农户的普遍信任度与规范水平均最高,临夏州次之,张掖市最低,且三个地区农户对同质群体的信任度均高于对异质群体的信任度,农户的互助水平均高于奉献水平与和睦程度;⑤农户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社会地位、与外界交流强度、生活满意度以及地区民族属性均对农户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指出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研究中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中国水权配置效率分析

基于整个社会的视角,对水权交易效率进行公理化分析,为水权交易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首先,提出分析的假设条件,定义水权配置效率,该效率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公理.其次,定义水权边际价值、总价值,提出水权边际价值递减规律.再次,给出水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定义,提出帕累托最优时水权配置状态的定理,并论证水权的帕累托配置是稳定的水权配置状态.根据极限理论,给出水权配置序列收敛于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定义,论证了在现实水权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水权交易重新配置水权才能逼近水权配置的最优状态--帕累托配置,而依靠行政配置无法实现.最后,采用本文理论分析我国水权交易现状,指出由于我国目前水权交易成本过高,水权配置向帕累托逼近的速度慢,水权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我国水权交易制度的日趋完善,水权配置将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     

再生水利用的水权管理研究

通过再生水利用的现状剖析,对再生水利用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效益优势进行总结,从基础设施建设、再生水水质管理、政策法规、市场管理体制机制等角度系统剖析再生水利用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再生水利用现状,基于水权理论,提出再生水利用的水权管理理念,对再生水水权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再生水分散式利用、再生水集中式利用以及再生水集蓄利用3种利用形式进行再生水水权分析,从基础设施建设、再生水水质管理、再生水利用的相关政策法规、市场管理体制机制、再生水利用产业化等角度阐述再生水和用的水权管理作用与意义,综合政府行政管制模式、用水户参与模式、水权市场交易模式等3种水权管理的基本模式,探讨再生水利用的水权管理模式.     

美国的水权体系:原则、调适及中国借鉴

水权是现代水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合理的水权制度有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旧有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中水权不明晰、水权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因而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需要。美国的水权制度与其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其经验可资借鉴。美国的水资源治理实践表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的水权制度,对于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水资源财产权的明晰界定是美国水权制度的基石;水权的取得及其权责范围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受法律保护。在保护私有水权的同时,美国水权制度兼顾联邦和地方利益,同时避免外部性产生。各州对水权的确权和管理因各自人文和自然状况的差异而异,但对水资源"合理有益的使用"是各州共有的理念。美国的水治理理念正从偏重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向日渐重视水的环境及人文价值。社会公平、效率的增进、交易成本的降低是美国水权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美国的水权管理体系已日臻成熟,但依旧存在不同层面的水权冲突,因此仍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调适。我国应学习借鉴美国水治理的有益经验,并积极探索美国经验的中国转化。本文对美国现行水权体系中水权的取得、水权的范围以及水权的变更与中止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水权制度建设提出构想,包括:以立法确立和保障水权、建立市场导向的水价形成机制、运用水价杠杆实施有效的水资源需求管理、培育水权交易市场、构建区域性水权管理规范等。     

关于我国水价、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评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市场在水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是水管理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引入经济手段管理水资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水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水资源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水价、水权和水市场，本文逐一对兰个方面的改革进展进行回顾和评价，揭示我国水价、水权和水市场的制度变迁轨迹。随着我国水价和水权制度的推进，水权市场的事例会越来越多涌现。尽管水市场在长期将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水市场线入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决定了短期内水市场的发展空间相对有限。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的水权理论框架探析

在我国水资源贫乏、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已成为践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解决日趋复杂水问题的切实需要。本文首先从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历程和未来需求出发,探讨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水权制度两者的内在联系,指出水权制度建设对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接着,从行政管理视角提出了有关水权划分的两级分类体系,重点解析了使用权与"三条红线"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从水权制度建设的主体内容出发,构建了由"基于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基于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的用水权交易"和"基于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排污权交易"三部分组成的水权理论框架。在取水权分配方面,以和谐论思想为指导,以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和谐分配原则确定、和谐状态指标选取、区域总和谐度计算、和谐目标优化模型、取水权和谐分配方案优选等构成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工作流程。在用水权交易方面,以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运用优化决策理论,提出由用水计划制定、节水潜力分析、水量折算系数计算、可交易用水权计算、用水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用水权交易工作流程。在排污权交易方面,以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污染物入河量预测、控制断面水质预报、减排潜力分析、可交易排污权计算、排污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排污权交易工作流程。该理论框架的提出可为我国水权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取水许可建设水权制度的制度风险分析

水权制度建设是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设,基于取水权建设水权制度是学术界广泛研讨的水权制度建设途径,在取水权基本为取水单位获得的现状下,这种初始水权确认方式可能会面临突破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有失公平、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水权二级市场垄断等制度风险。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研究进展

当前我国水资源存在短缺和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其最核心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水权市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界定初始水权。通过界定初始水权,在各流域行政区域之间合理地分配。简要介绍了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动态,主要包括分配原则、分配指标体系、分配方法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评述并且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由于水资源分配的特殊性,涉及到水量、水质和其它一些因素,单纯的分配水权难以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的未来研究方向,即在考虑到了水权、排污权和林权等集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初始水权分配的原则、指标体系和机制等,并且在分配方法上由单一目标模型向多目标模型发展,不确定性和模糊优化模型是未来流域水资源分配模型的发展方向。     

基于市场导向的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理论框架研究

中国水资源存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问题,促使不同地区以及行业之间开展了水权交易的有益探索。然而目前中国水权市场尚未发育成熟,水权交易体系仍不完善,更缺乏相关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因此,作为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优化配置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水权交易价格管理迫切需要在国家水资源管理新制度框架下完善理论体系并指导实践。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导向下,基于水市场为"准市场"的基本特征,面向我国水资源管理的新要求,专门探讨水权交易中的核心问题,即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首先,借鉴国内外有关水权交易市场和水权交易价格确定的先进理论和实践,分析国内外水权交易价格的研究动态,进而提出市场导向视角下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研究的总体理论构思。其次,在对国内外水权交易理论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适应性水权交易系统,分析市场导向下的水权交易行为主体。再次,提出市场导向下影响水权交易价格的基本要件,并探讨其测算方法。最后,提出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两个基本步骤:一是测算水权交易基础价格,构建全成本水权定价模型和影子价格模型,并予以综合建立水权交易基础定价模型;二是构建水权场内交易双边叫价拍卖模型,研究水权交易场内转让价格的形成机制。开展本研究有利于发挥水权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中国特色公平、有序的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为完善我国水权管理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奖优罚劣的省区初始水权优化配置

针对我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研究省区初始水权优化配置模型。首先,基于流域经济效益、省区排污权协调性等建立目标函数,根据流域排污总量构建约束条件,建立多目标省区初始排污权免费分配模型;其次,将排污权嵌入初始水量权配置中,根据奖优罚劣机制构建省区初始水权配置模型;最后,以太湖流域为研究背景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太湖流域规划年2030年在75%来水频率下,基于流域可分配初始水权总量为363.3亿m~3和排污量为54.46亿m~3的限制,江苏、浙江和上海初始水权配置量分别为135.19亿m~3,129.21亿m~3和98.89亿m~3。本文的模型通过奖优罚劣函数,把超标或未超标排污的外部性内化到水量分配上,实现了水量权与排污权分配的统一,可为其它流域开展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我国水权期权交易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水资源危机日趋严重。实行水权交易势在必行。而水权交易模式的选择是水权交易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水权交易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不能实现水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将期权理论与水权交易相结合，提出水权期权交易模式，指出该交易模式具有转移风险、价格发现、交易成本低、方便、高效、安全性强等特点，其主要作用是可以有效地规避水权价格波动产生的风险。并提出我国水权期权交易应以流域为单位，在流域内统一建立一个水权期权交易所，具体规定了水权期权交易所的职责，还指出水权期权交易的主体由水权期权交易的双方和水权期权交易所的会员共同组成。最后根据水权价格波动的特点，给出水权价格符合跳跃扩散过程的水权期权定价模型。     

中国水权交易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分析

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思想,本文对水权价格进行了分解,并利用水权市场的交易数据对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及其对交易双方议价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水权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水权实际成交价偏离基准价格,交易中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议价能力越强,能够掠夺更多剩余。具体来看,水权买方的议价能力会促成实际成交价低于基准价36. 42%,而卖方的议价能力导致实际成交价高于基准价57. 12%,即使在两者相互作用下,成交价仍高于基准价20. 70%。由于样本异质性,东部地区水权交易净剩余最小,中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买方议价能力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不同交易类型间的净剩余差异较小,两者相差仅2. 4个单位。但不同交易平台间的净剩余则存在较大差异,国家级交易中心产生的样本对应平均净剩余要高出区域级交易中心4. 16个单位。中国水权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促成了水权实际定价高于基准价格,抑制了水权市场的交易活跃性,严重影响了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改善水权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调动交易的活跃性需政府有效参与其中,强化市场监管、交易补贴等外部矫正机制,充分拓宽当前的信息公布和获取渠道,向市场参与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交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