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的变化趋势

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是中国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目前,居民食品消费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的主要增长点,同时也是制约“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研究根据199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对比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碳足迹构成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年均达到23.26亿t,占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51%。(2)近3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持续高于农村居民,但近10年来差异逐渐缩小;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主要来自动物类食品,尤其是水产品、猪肉与牛肉,2015年以来动物类食品消费碳足迹逐渐超过植物类食品成为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中国食品消费结构已全面进入动物类产品主导的时代。(3)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动物类食品消费量均有所上升,但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的猪牛羊肉消费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禽肉及蛋奶制品消费比例均大幅上升,说明目前中国食品消费结构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4)蔬菜及干鲜瓜果消费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农村居民...     

2000-2008年青海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本文根据与青海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8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0-2008年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0-2008年青海省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均相差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是城镇居民远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61.02%,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71.77%。如果青海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达到青海省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最低水平,会引起能源消费量及碳排量的急剧增加。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生活消费视角定量评估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采用LMDI分解法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碳排放强度、消费结构、城乡消费比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1995-2012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城乡消费比重各因素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城镇人口效应对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减排意义重大,而农村人口效应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会带动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城乡结构达到一定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也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节能减排的对策及建议,引导居民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基于LMDI分解模型的中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特征分析

进入21世纪,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手段多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对居民生活领域碳排放控制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使用LMDI模型计算并分析了2000-2015年间我国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城乡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驱动因素中,消费碳排放强度因素、消费水平因素、经济水平因素具有同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消费结构因素、城乡消费比重因素、城乡结构因素具有反向的碳排放驱动效应;(2)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城乡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的主要推动力,考虑到与碳排放强度相关的技术趋于稳定,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因此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量及总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趋势难以逆转;(3)从生活消费特点上对比,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有更有利于碳减排的生活消费结构,这一点由消费结构因素、城乡结构因素的对比得以印证,但从绝对值上看,城镇居民人均生活间接碳排放值仍显著大于农村居民,因此城镇化进程将显著推动全国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的上升。本文研究可为精细化控制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广东省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与居民收入关系研究

本文从居民消费角度出发,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和投入产出法对广东省2000~2014年居民生活消费直接、间接CO_2排放量进行了测算。随后,运用Tapio脱钩模型探究了广东省居民生活消费CO_2排放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结果显示,近年来广东省居民生活消费CO_2排放实现了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脱钩发展。这意味着,广东省居民生活消费CO_2的减排不会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只要找到减排的切入点,运用合理的减排方法,就可以在保证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实现广东省居民生活消费CO_2的减排目标,进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交通部门CO_2排放、能源消费和交通服务量达峰规律研究

交通部门是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部门,其CO_2排放峰值出现的年份和峰值排放水平已成为影响我国能否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的要素之一。本文将交通部门的CO_2排放进行KAYA公式展开并动态化,推导出交通部门CO_2排放峰值、能源消费量峰值和交通服务周转量峰值出现时的必要条件,以及三个峰值出现顺序的一般规律,即:交通部门CO_2排放量的峰值将最早出现,该峰值出现时交通部门能源消费的碳强度年下降率将大于交通能源消费的年增长率;交通能源消费量峰值将随后出现,届时交通服务量的能源强度年下降率将大于交通服务量的年增长率;交通部门服务量达峰将最后出现,此时单位GDP的交通服务强度的年下降率将大于GDP的年增长率,并最终实现与GDP增长脱钩。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对我国交通部门的CO_2排放、能源消费和服务量达峰进行情景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综合采取燃油税和碳税等财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加速燃料替代、提升交通工具能效等措施,我国交通部门才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CO_2排放达峰,峰值时的CO_2排放量约为12.3亿t,在2045年左右实现交通能源消费量达峰,峰值水平约为7.4亿t标准煤,在2050年前交通服务周转量很难出现峰值但其增速将十分缓慢。与美国、日本和欧盟交通部门峰值出现年份的发展阶段相比较,我国交通部门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阶段特征十分明显,三个峰值陆续出现的特点更加显著。为此,我国交通部门要全面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综合的交通政策体系,以发展低碳交通技术为重要抓手,充分利用好市场机制的减排手段,全面提升公众的低碳出行意识,进而加速我国交通部门CO_2排放峰值的早日到来。     

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与碳排放动态特征分析

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开展这方面研究对于促进居民可持续消费、寻找新的节能减排途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量化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直接、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连续变化的基础上,探究了这段时期生活能耗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总能耗和碳排总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其中间接能耗与碳排始终大于直接能耗与碳排,但二者的差异正在逐年缩小;对于人均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二者总量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电力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直接能源消费品种,也是最主要的碳排来源;对于人均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虽然居民生活消费开支逐年递增,但由于各类消费项的单位产值能源强度在逐年下降,因此总的间接能耗与碳排并没呈现出一定的递增或递减趋势,而是出现波动性变化.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3项是居民生活间接能耗与碳排的主要来源;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居民生活碳排变化的主要影晌因子.研究结论为引导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模式和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提供管理启示与科学依据.     

缓解西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新途径——提高农村机械化,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

根据虚拟水与水足迹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对我国西北和中部地区虚拟水含量进行研究.首先计算2000年江西省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含量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得出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为284.81×108 m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量为768.27 m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为670.17 m3.然后在前人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将江西省与陕西省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虚拟水含量都低于农村居民,陕西省居民人均消费虚拟水含量中粮食虚拟水含量比重大于江西省居民.通过进一步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出调整区域生产与消费结构,增加虚拟水贸易,是缓解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新途径的结论,并指出调整农村消费结构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中国生活能源消费的典型污染物排放及驱动因素研究

家庭能源消费在我国碳减排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作为改善室内外大气污染和人群健康的重要抓手,其全面评估和系统对策却仍十分缺乏。为此,本文以PM2.5、SO2和NOx这3种决定雾霾形成的关键污染物为研究对象,建立1992—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部门的排放清单。在此基础上利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模型分别对全国排放总量的动态变化和各省人均排放的空间差异进行驱动因素分析,从家庭(收入、消费意愿和能耗开支)、社会(能源价格和城市化率)和技术(排放因子)不同层面识别居民生活用能影响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短板所在。结果显示:(1)22年间PM2.5的减排量有限,SO2和NOx的排放量分别增加12.5%和122.7%。城市居民的人均排放降幅明显,而农村居民2012年3种污染物人均排放为前者的1.2—8.2倍,仍面临很高的暴露风险。(2)人均排放高值区集中在华北和东北,北京、四川、重庆、江苏和福建的农村排放突出,而新疆和黑龙江的城市SO2和NOx排放水平高于农村,表现出较明显的城乡差异。(3)家庭收入和能源平均价格分别是排放的最主要正向和负向驱动力,人口的增排作用不断下降而城市化率和排放因子的减排效应日益明显。城市生活排放的价格弹性相较于农村排放更明显,而后者对收入变化更敏感。(4)城乡协同减排需要厘清多污染物的减排侧重点并体现区域特征。本文根据决定排放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将各省农村和城市各自划分为清洁均衡型、能源价格主导型和高污染型等6种类型,并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生活用能价格体系、提高用能效率和农民收入等多方面提出针对性减排建议。     

上海市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碳排放是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重要问题。利用1997～2010年上海市统计数据,分别采用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法、碳排放系数法核算了上海市居民间接和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分析了上海市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城乡差异、各部门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1)1997～2010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间接能源消费是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2)1997～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呈逐年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3)14个部门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大小不同,其中文教卫生商务及其他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3个部门对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4)提高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引导居民向低碳产品消费的转变是居民消费碳减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上海市居民生存碳排放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措施、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提供理论指导。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缓解西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新途径

根据虚拟水与水足迹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对我国西北和中部地区虚拟水含量进行研究。首先计算2000年江西省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含量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得出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为28481×108 m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量为76827 m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为67017 m3。然后在前人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将江西省与陕西省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虚拟水含量都低于农村居民，陕西省居民人均消费虚拟水含量中粮食虚拟水含量比重大于江西省居民。通过进一步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出调整区域生产与消费结构，增加虚拟水贸易，是缓解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新途径的结论，并指出调整农村消费结构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北大核心CSCDCSSCI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对比分析

可持续消费研究是产业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本研究首先采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Hybrid LCA)核算 1997、2002和2007三年的居民消费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发现2007年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18.01亿吨.城镇居民消费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到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达到总量的76.44%.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五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排放强度因子是"减缓"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力量,而人均消费水平因子是推动碳排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同时,发现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对碳排量的增加有一定促进作用.在未来应该通过持续降低能耗强度和加快研发低碳能源技术,来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另外,要充分挖掘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减排潜力,引导消费结构,提倡适度消费,促进居民消费模式向低碳方向转变.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基于城镇化的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门限效应分析

正确认识城镇化发展中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和应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城镇化发展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未能将城镇化自身阶段性变化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联系起来。基于此,本文以城镇化率作为门限变量,以生活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产业结构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个不同视角的门限-STIRPAT扩展模型,深入分析城镇化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分别处于门限值(0.250、0.325和0.457)前后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所受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当城镇化率低于0.250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呈负向弹性关系,分别为-0.688、-0.570、-0.570;当城市化率低于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负向弹性关系仍然存在,但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能源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介于(-0.338,-0.019),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负向弹性关系为-0.251。当城市化率超过0.457时,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已逐步显现或转变为正向弹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区域城镇化发展介于(0.250,0.457]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应把握住能源结构、居民消费率和产业结构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效应转变之前的阶段,鼓励居民生活消费,但进行节能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对生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当区域城镇化提升至0.457以上时,应合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财政政策等对居民生活消费进行调控和引导,注重第三产业中的科技、金融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中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

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涉及能源安全、环境效应、新农村建设等多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仍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能源.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测算了1998 -2007年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了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环境效应.得出结论:在我国农村居民能源生活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主体是秸秆和薪柴等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其次是商品性能源的使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费必须依靠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化物质循环过程,变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为清洁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改善农村环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发展目标.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