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中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旨在用统计的方法 ,分析影响北京市居民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 ,其次是年龄、家庭人口数和教育水平。其中 ,收入和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为正 ,年龄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为负。对调查范围内八个行政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均值比较显示 ,这八个区居民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结论是 ,提高收入水平和环境意识水平 ,是提高公众为改善环境质量而付费的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支付意愿分析

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环境政策与经济绩效——基于污染的健康效应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而经由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经济产出及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的稳态特征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政策影响分析。研究表明:(1)代表性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与长期特征;(2)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大(即,主要关注当前财富价值,较少关注未来财富价值)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资资本积累,然而健康状态不被重视,这是因为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而不是健康支出决定;而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小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投资和健康投资都不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决定。再者,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会对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关的参数变化产生反应,会显著影响"最优环境税"和每一环境税所对应的均衡产出与福利水平。文章的经济学含义以及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面对着"环境污染→社会成员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经济产出""环境投资(环境税)→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产出"的双重影响关系,亦即,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最终的权衡决策取决于决策者所代表主体的"时间偏好率"。     

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分析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试点过程表明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提升投保意愿有助于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建设。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武汉、大连、江苏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经验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供给侧表现为区域、行业和政策条件的附加性,体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规则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与政策差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需求侧表现为保险费率的企业和地区差异,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差异,或存在倍数关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取决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环境知识等因素。基于二值选择和排序数据模型,本文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环境知识以及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等方面对浙江省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地区差异显著;环境风险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强;防范意识越强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而在试点阶段,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深化试点的过程中应注意甄别企业的异质性,即把握企业环境风险程度、提高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加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同时还需密切关注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的变化以及执法效率的地区和企业差异。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制度软化、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

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传统研究并未对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文章构建了一个制度软化、公众认同与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我国各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经验论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变化不大,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其次,全国、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即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引致的制度软化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具有负向冲击,公众认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有正向影响,且公众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制度软化引致的效率下降,但东部经验与研究假说相反。最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容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的供给;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条件分位上具有"波特拐点"特征;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但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技术进步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显著;外商投资能通过技术外溢、严格的规制标准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目前这种正向影响只存在于东部地区。故需要将环境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纳入地方政府的政治考评体系、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政分税制体制、引导公民自觉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传统产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等。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评估

环境价值评估中广泛存在支付工具效应,经济学家发现,当采用"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分别开展环境价值评估时,得到的评估结果往往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研究仍未对支付工具效应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该研究同时采用"缴税"和"劳动"两种支付工具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进行评估,并检验两种支付工具的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首先基于时间分配理论比较了"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在评估环境价值时存在的理论差异,并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说。随后,课题组分别基于两种支付工具设计了两组选择实验,在2017年5月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网络调查,调查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两组实验样本中。基于调查数据,该研究采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和广义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湿地属性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湿地属性的边际价值。结果显示,北京市湿地面积每增加1 000 hm2、湿地Ⅱ类与Ⅲ类水质的占比每增加1%、湿地动植物种类每增加10种、湿地植被覆盖率每增加1%,基于"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分别为每年23.254元、17.266元、5.559元和9.041元,基于"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分别为每年0.211 d、0.138 d、0.042 d和0.093 d。采用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采用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与实际工资率乘积的50%,即支付工具效应得到证实。男性样本中的支付工具效应强于女性样本。而且,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越高,支付工具效应越强。该研究的分析结论可以为城市湿地的修复与保护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后续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利用支付工具效应设计环境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     

中国工业绿化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带来环境污染的重要产业。本文对中国工业增长的绿化度进行了考察。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结果表明2005-2009年这5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平均环境污染指数从2005年的0.208上涨到2009年的0.267,就地区差异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平均为0.340,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0.241和0.154,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绿化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平均为0.689,远高于中部地区的0.435和西部地区的0.496,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工业增长正在积极向绿色转型;论文还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工业绿化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经济开放都会对工业绿化度产生积极的效应。因此,为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为技术的研发、扩散搭建顺畅的渠道;积极推动产业融合,获得协同收益;有效吸引清洁外资,开展绿色生产。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

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

雾霾污染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政府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健康,使人们承受着"无法呼吸的痛"。商业健康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公众对雾霾污染影响健康的关注增加了对健康保险的需求。研究雾霾污染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关系对制定治霾政策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已有文献仅从微观视角研究空气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忽视了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本文基于2004—2015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Durbin模型实证研究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原因在于公众对雾霾污染影响健康的主观认知具有时滞性,只有公众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影响健康,才会产生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决策,进而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分阶段识别雾霾影响,发现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直接影响在2010年以后显著,这契合了中国雾霾污染的演进历史。②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有正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地区雾霾污染的加重,会促进本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③从空间分布来看,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区域间"联防联控"的协同机制,构建统一的环境污染监测平台,实行区域环境信息共享机制。此外,需要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相关政策,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资源依赖:增长诅咒还是贫困陷阱?

"资源诅咒"假说为资源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关于其存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国内也少有"资源诅咒"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探讨,而实证中资源依赖指标的内生性和研究时段随意性问题也受到了质疑。本研究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准实验模型避免内生性,依据资源市场价格将研究时段分为繁荣期、波动期和萧条期,从增长与福利两个层面同时检验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问题,实证发现:①资源依赖没有显著带来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传统增长式诅咒并不存在,短期内资源型经济存在较大波动性;②资源依赖显著恶化了贫困、收入不平等等福利水平,存在资源福利陷阱,时间趋势上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通过理论分析发现,资源依赖可能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恶化贫困:资源工业自身对劳动力吸纳不足、资源工业繁荣带来产业飞地经济阻碍了多元化发展、遗留计划体制下的城镇偏向政策与市场发育不足以及资源工业的生态破坏性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利用全互交模型实证发现,资源依赖的确对增长减贫弹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抑制了增长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涓滴效应。这意味着,在注重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更需要关注资源红利式增长在城乡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农村减贫效应等方面的弱质性表现,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租金,加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公共品投资,以及增加涉农领域的财政转移,来弥补资源依赖对增长"包容性"的不利影响。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经济价值损失研究

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采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VPLL潜在寿命损失年法、VSL统计生命价值法、WTP支付意愿法对西安市1996—2003年的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96—2003年。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健康损失年平均为228792万-434237万元，占GDP的3．69％-7％。对居民健康有显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