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节能减排困境和财税政策选择

节能减排不仅是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要义,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在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目标,需要进行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跨越,并应采取体制、政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推进措施.包括政府投资、税收、政府采购和财政贴息在内的财税政策措施对于推进我国节能减排至关重要.本文认为,政府投资政策应重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应用,经由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应立足于综合采取增设环境污染税、低技术污染税以及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激励和惩罚并重措施;政府采购应通过扩大高效节能减排产品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生产行为;财政贴息则应侧重于解决企业节能减排投资以及技术改造过程中的资金约束.     

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CDCSSCI

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基于此,该研究首先厘清了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和传导渠道;然后,运用DSBM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以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多重检验,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对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动态窗口调整、内生性检验、更换能源效率测算方式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②基于城市资源禀赋、城市功能和环境质量差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非资源型城市和衰退及再生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SO_(2)污染排放控制区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③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一方面会使得清洁产业替代污染产业,促使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会推进区域内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最终通过“清洁产业替代升级效应”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效应”两条渠道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因此,要坚决保障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和强度,持续推进产业结构清洁化升级,加快实现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不断优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进而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何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对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增强趋势;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才变得显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地区能源强度.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基于变异系数法的安徽省节能减排评价研究

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进行节能减排评价研究,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便于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运用变异系数法对节能减排作评价研究。研究表明,节能减排总体成效显著,但减排问题突出,其中污染物排放与产业结构存在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关联分析得出影响减排的主要行业因素。据此,提出从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科技创新、完善法规政策方面推进节能减排。     

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何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重要意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协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针对城市层面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为此,该研究收集中国278个城市2004—2020年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以PM_(2.5)与CO_(2)为代表测算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通过构建“目标设置-结构效应-协同管理绩效”分析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检验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并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对回归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①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有显著影响,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正相关,而经济增长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负相关。②区域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东、西部不显著;东、西部地区经济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中部不显著。③环境目标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但交通运输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④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发现前述回归结果对不同污染物是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设置是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重要驱动力,要将空间异质性、重点管控污染物考虑在内,识别高效协同的结构减排路径,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从强化目标协同、引导经济质量竞争、实施差异化协同治理、加强考核协同等方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受冲击较大,影响了全省经济发展,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剧。本文运用区位商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对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中近三分之二的产业在全国地域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平均贡献率高于全部产业的平均贡献率。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山东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节能减排的结构性阻力,加大了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在对环境规制基础、外商直接投资流向、贸易结构、地区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压力等约束条件进行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山东省应完善环境规制制度和产业政策体系;调整完善外资、外贸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技术进步,建立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完善配套政策措施。通过多种政策配合使用来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     

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算、外部性与提升路径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创新是驱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该研究基于2006—2019年共277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EBM-GLM模型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运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能够促进绿色发展。进一步从城市网络外部性视角，运用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分析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并探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减排降污、促进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降低污染排放量。(2)进一步地，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进步，而对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由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会对邻近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地，在城市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下，这种负向溢出效应主要作用于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上，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4)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提升财政支持力度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推动创新型城市绿色发展，应重视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作用，...     

基于时间序列协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评估

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助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推广过程中,各类政策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很值得研究与总结的。本文首先对中央政府近六年与新能源汽车销售和使用直接相关的政策进行梳理,选取了两项经济政策(购置补贴、税收减免)和两项中国独有的行政管制政策(车辆限行与限购)作为评估对象。以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的月度数据为因变量,各政策变量为自变量,加入汽油价格和新能源汽车行业专利申请量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时间序列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各因素的长期与短期影响做出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各项政策都与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份额呈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其中补贴政策每阶段的调整对市场的推动作用是显著递增的,政策效果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中获得了提升。值得关注的是,限购政策通过抑制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巨大购车需求,调整了汽车市场的供需关系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从侧面推动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而相较于长期影响,短期内因限购抑制的购车需求增加对新能源汽车推广有更强的推动作用,是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份额增加的Granger原因。最后,不可忽视的是,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都是显著且正向的。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及现实影响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以京津冀鲁为例模拟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且这种效应会发生由负向到正向的趋向性变化。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考虑技术冲击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会弱化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向冲击。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

研究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对于促进湿地区域间的协同治理以及因地制宜地开展湿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江平原22个县区1990—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以及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莫兰指数探究湿地的空间关联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对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1990—2020年,三江平原沼泽湿地面积下降了31.37%。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多分布在平原东部地区,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效应。(2)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呈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局部空间关系以H-H、L-L两种类型为主,呈现为“东高西低”的特征。(3)沼泽湿地面积会受到产业结构、湿地保护地面积占比、城镇化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4)年均气温、化肥施用量会对本县区湿地面积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人均GDP会对本县区湿地面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湿地保护地面积占比对本县区和邻近县区湿地面积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对邻近县区湿地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因此,建议注重湿地保护区域协同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建立跨行政区的湿地保护机制;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弱波特假说、狭义波特假说成立与否,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基于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节能减排技术专利申请、综合能源价格、污染物排放等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系统GMM方法,研究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起阻碍作用,滞后一期起促进作用,弱波特假说成立有时间约束条件。滞后一期的命令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这与国有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是中国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主体有关。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命令型规制工具对即期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市场型规制工具起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市场型规制工具的负向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这与区域的能耗水平和市场经济活力相关。研究发现,对于中国城市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弱波特假说成立,狭义波特假说不成立,丰富了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并为分区域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关键技术链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分解及政策效力测度

对2001—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梳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40项政策,通过大量文献及专家意见,将产业政策大致分为规划引导、财税支持、技术规范及行政监管四类政策措施,基于新能源汽车26个关键技术链进行政策分解与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在各关键技术环节产业政策措施间耦合协调度,并实证分析政策措施耦合协调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存在"重整车、轻原材料、轻零部件"等失调现象,上下游技术水平不匹配制约了整车整体技术水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系统协调情况对创新绩效有方向性差异,财税支持措施与技术规范、行政监管措施间的协调有待进一步加强,而规划引导政策、技术规范与行政监管耦合协调度对整体协调水平有负面影响,明显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政策分析,现有政策对有效推动新能源汽车未来进一步技术发展所起作用有限,而未来的政策要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实现产业的自主可控应成为未来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故更需要注重在技术环节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并根据产业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     

产业协同集聚对碳强度的动态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如何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产业协同集聚正是实现低碳发展的可行路径之一。将碳强度、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综合分析框架,采用2008～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二三产业协同集聚对碳强度的影响及路径机制。结果表明：碳强度具有较强的时空关联性,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路径依赖;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与碳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这取决于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的动态博弈,而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当前我国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因此要优化劳动力结构和产业布局,合理推动二三产业协同集聚发展。     

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江苏省碳排放现状及因素分解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由碳排放的增加带来的温室效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全球变暖已经触及农业和食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江苏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为此,本文分析了1997-2007年江苏省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及其三大产业碳排放变化情况,并对江苏省1996和2007两年六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碳排放总量进行对比。采用LMDI分解法,建立了江苏省碳排放增量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6-2007年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能耗结构四个因素对江苏省碳排放增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效应是正向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效应与能耗结构效应是负向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较弱。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减排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家庭消费升级是我国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微观基础。本文利用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少儿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挤出效应远大于老年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促进效应;家庭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老年抚养比提升的消费升级效应,同时弱化少儿抚养比提升对消费升级的抑制效应,即在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更好的家庭,老年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愈发明显,而少儿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挤出效应则不明显;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老龄化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调整,也将扩大城乡家庭的消费差距;从分地区的研究看,中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到老年抚养比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而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对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产生的不同影响,决策部门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规划公共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通过先进的金融手段和金融产品降低“老龄化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出台针对家庭消费的“减负”政策,降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家庭的抚养负担,最终通过破除城乡和地区分割的体制障碍、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福利水平等手段实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命题。     

中国CO_2排放量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当前中国面临严峻的碳减排压力,产业结构作为影响CO_2排放的重要因素,成为减排的重要政策着落点,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减排政策中的重要手段。然而不同的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已对碳减排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果,另一些研究认为效果仍未凸显。本文在对CO_2排放量及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进行选取和计算的基础上,对中国1991-2013年产业结构优化与CO_2排放量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及协整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与CO_2排放量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减排的影响在长短期内不同。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3年数据,使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分区域比较;依据经济空间权重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与分解。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低,而且具有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存在。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强绿色经济绩效的区域间正向溢出。技术进步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发挥地区间、城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努力提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协同提升。     

工业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对我国能源强度的影响

能源强度是反映一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工业是能源消费最多的生产部门,其出口产品的生产已成为影响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由此也说明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是实现节能降耗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基于中国33个工业行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1992-2008年工业低、中、高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实际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强度和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中、高能耗行业组与低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变动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分别表现为正向与反向作用。并且,低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的上升对降低我国能源强度的作用远大于中、高能耗行业组出口比重下降所产生的节能影响。三个能耗组出口比重变动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反映了我国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及不同行业的能源需求特征。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融入更多有效可行的经济手段于节能减排措施中、加大研发投入以促进传统出口产品更新换代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