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DEA效率模型中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分析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性差异,发现沿海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全面领先优势,中部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低;在此基础上,建立受限因变量(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外资利用、科技投入提高对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273个样本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全国、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三个层次考察了样本城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建立模型,分析了资本、劳动力、土地三大投入要素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等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并在控制以上变量的条件下侧重考察了城市区位差异的影响。发现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明显,具有区位优势的城市土地效益平均高于缺乏区位优势的城市;沿海水陆口岸的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相对较高,而内陆地区水陆口岸的区位优势有待发掘;航空口岸对提高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未发挥积极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投入、科技水平、市场环境和城市发展阶段是影响土地效益的主要因素,但不同区位条件下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不同区位条件的城市着力点应各有侧重。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文章对我国30个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将其分为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并进行比较。同时,基于STIRPAT模型和面板数据方法,文章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性不断扩大;不同区域人口、经济、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是不一样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要达到曲线的拐点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时间。另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当期经济增长将至少对未来2-3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整个国家来说比单个区域要更大。基于上述,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产业集聚与城市用水强度:降低还是提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形态对城市用水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就业密度作为门限变量检验集聚形态与用水强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专业化产业集聚能够实现正向技术溢出并降低城市用水强度;多样化产业集聚同样对城市水资源利用发挥节约效应。不同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用水间的关系在城市规模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产业集群渐进饱和,水资源争夺态势加剧,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城市基础设施有限时,过度集聚超越区域承载能力,引致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恶性竞争,产业集聚对城市水资源配置正向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当就业密度进一步提升时,专业化产业聚集的路径依赖机制可能诱发技术锁定效应;由于多元化的知识基础,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更明显,协同学习能力提升将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并发挥节水效应。     

基于STIRPAT模型的甘肃省环境影响分析

能源短缺已成为全球资源环境的主要问题之一,辩明人类活动各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并据此制定和实施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政策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以STIRPAT模型为分析工具,以甘肃省1991～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为环境影响指标,分解了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能够加剧环境的恶化,而且城市化对环境影响的弹性系数是富裕对环境影响弹性系数的278倍。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尚未出现环境Kuznets曲线的拐点,仍然处于曲线的上升段。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其对环境影响的抑制作用略低于富裕对环境影响的加剧作用。最后讨论了STIRPAT模型的优缺点,并指出甘肃省主要相关因子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理还有待更深一步的研究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并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因子主成分回归方法,构建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子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态势,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均逐年递减态势;安徽省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时,碳排放总量将增加1.208 8%、0.202 0%、0.502 3%、4.793 8%、1.066 0%;当能源强度每下降1%时,碳排放总量将减少0.120 2%;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工业化水平提升促进了能源的消耗,成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鉴于此,提出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用地规模、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及开发利用新能源、优化产业结构及提高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建设紧凑型低碳城市、倡导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消费模式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实现“生态安徽”与“美丽安徽”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中尺度（省级行政区）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的研究提供示范     

基于STIRPAT模型的武汉市环境影响驱动力分析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要了解导致环境问题的各种驱动力,更应建立模型来精确描述环境影响与驱动力之间的关系。以武汉市为例,应用SPSS软件、以STIRPAT模型为依据,建立了描述环境影响与各驱动力之间精确关系的数个模型。模型计算结果表明:人口总量的增长和人类发展指数的上升是最主要的环境影响驱动力,城市化率、人均GDP等因素对环境也有影响;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有助于减小环境影响;基尼系数对环境几乎没有影响。以此为据,就如何改变这些影响因素,以减小环境影响提出了建议。除了人口总量等常规指标,还分析了人类发展指数、城市化率、基尼系数等指标,充实了环境影响驱动力指标体系,更客观反映了造成武汉市环境问题的原因。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峰值预测研究

利用STIRPAT模型对未来中国碳排放峰值进行相关预测。首先,通过对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展示目前我国各地碳排放的基本情况;其次,对中国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从中得出我国总体碳排放趋势;再次,在先前回归的基础上对今后我国碳排放的峰值出现时间进行预测。研究发现:技术对峰值的影响较为重要。若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高,而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相对较低,则不能在2050年内出现峰值。同样,若碳强度降低速度相比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为快,则会推动排放提早达到峰值。按照目前发展趋势,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持碳排放强度合理下降,中国的峰值到达时间应为2020-2045年之间。因此,保持碳排放强度的不断下降对我国尽快出现碳排放峰值至关重要,加大清洁能源使用,减少传统能源消耗应是今后的重点工作任务。     

基于SLEUTH模型的滇池流域城市扩展模拟分析

通过滇池流域1992～2010年城市扩张研究,发现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边缘增长,表现为城市建成区范围不断扩大;二是道路影响增长,表现为环滇池道路两边新城市单元的产生。基于滇池流域城市扩展变化遥感数据,对SLEUTH城市扩展模型进行校准,模拟30 a间（2010～2040年）3种预案下的昆明城市扩展变化过程,并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3种模拟预测结果表明：任意管理预案下城市无序扩张,大量农林用地被城市建设用地占用,人口和城市建设用地呈现爆发式增长,滇池沿岸被城市包围,会对滇池水环境产生极大的压力;土地总量控制预案下城市的发展完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内容进行,没有考虑城市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人口等因素影响,没有达到滇池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生态环境保护预案下,能相对有效控制建设用地,减少对农林用地、湿地的侵占,利于滇池环境保护。预测发现,从滇池流域水资源现状来看,即使实施了环境保护模式,人均水资源量仍处于“严重短缺”状态。需要通过调整昆明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降低城市首位度和人口;采取更为严格的空间管制策略,有效控制城市空间扩展,以减少对滇池流域的环境压力     

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职能分类——以江浙沪地区为例

城市职能是城市在区域发展中所承担的分工。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按照城市职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研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可以得到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要得到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首先要进行城市职能分类。对城市职能分类的方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定性到定量、从单指标到多指标的过程。以江浙沪地区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按照多因素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到这一城市体系的城市职能结构。上海是处于第一层级的综合性巨型城市,南京、杭州是处于第二层级的综合性特大城市,宁波、温州、绍兴、苏州、无锡是处于第三层级的综合性或专业化大城市,南通、盐城、徐州、金华是处于第四层级的综合性或专业化中等城市,其它12个城市则是处于第五层级的小城市。     

基于BRT模型的南昌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分析城市扩展的时空特征以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了解城镇化规律,为制定具有区域化特色的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方案。研究以南昌市为例,基于多期Landsat遥感影像(2000、2008、2017年)获取南昌市城镇用地变化的时空信息,采用扩展强度指数、景观扩展指数、重心指数等方法分析了该地区城市扩展的时空特征,进而应用增强回归树模型(Boosted Regression Tree,BRT)探究影响城市扩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7年,南昌市城镇用地面积增加了252.81 km~2,第一阶段(2000～2008年)增长的强度和速度大于第二阶段(2008～2017年);(2)两阶段南昌市城镇用地扩展模式均以边缘式扩展为主,以填充式及飞地式为辅,扩展方式缺乏集约性,存在"摊大饼"式问题;(3)从整个研究期来看,南昌城市发展重心总体上往西南方迁移了2.19 km,第一阶段南昌市城市扩展重心向西迁移了1.50 km,第二阶段又继续向西南方迁移了1.35 km;(4)南昌市城市扩展的16个方向中,以SW及SWW方向上较大,而在NW、N、NNE、SE、SSE方向上因受到梅岭山脉以及军山湖泊的阻隔导致扩展强度较小;(5)利用BRT分析邻域因素(距2000年城区距离,距河流距离,距路网距离),社会因素(土地利用类型,GDP,城镇人口),自然因素(高程,坡度,海拔)可知,南昌市城市扩展主要受邻域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中仅土地利用类型对城市扩展影响较大,而自然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低碳城市建设,但是由于对"低碳城市"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各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根据低碳城市的内涵和特点,识别出19个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因素,分别从城市主体水平、发展结构水平和管理水平等角度进行分类说明。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建立解释结构模型(ISM),绘制出多级递阶结构图,理顺各因素间的结构关系,阐明了影响因素间内在关联性和层次性。研究结果显示,19个影响因素分为5个层次,其中政府和低碳城市标准位于最高层次,碳排放统计次之,它们是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其余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建议现阶段在推进我国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根据多级递阶结构图所示,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务之急,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低碳城市标准》,加快开展城市碳排放统计工作,而政府作为城市主体之一,是低碳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政策供给者,应充分发挥其领导力,使低碳城市建设走上系统化、制度化轨道。     

中国CO_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因素分解法的思路,构建CO2排放和能源消费分解扩展模型,深入挖潜影响我国CO2排放的各项驱动因素。同时,以2000-2009年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从宏观层面探索碳排放总量与能源结构、能耗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等重要国民经济发展指标间的驱动关系。结果显示:CO2排放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而经济增长与能耗强度是其主要驱动因素;所构建模型对影响CO2排放有关因素的分解与量化效果较好,可为日后监控我国CO2排放水平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氮排放估算的城市发展过程生态影响分析

基于氮元素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生物生长、人类活动的指示性,本研究选择人类活动氮排放为切入点,广东省深圳市为研究区,估算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氮元素排放量。研究主要由农业、工业生产及人类生活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人类活动过程中的氮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基于1991-2012年深圳市人类活动氮排放分析结果表明,氮排放总量呈现波动而后下降的趋势,随着城市发展,深圳市农业氮排放比重明显减少,工业生产氮排放明显增加,人类生活方面的氮排放则先上升,后面呈现下降的趋势,显示高强度的工业生产及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为深圳市带来一定生态影响。     

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大小受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工艺及设备水平、管理政策、环境法规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选取长江三角洲典型地区的主要污染排放指标,重点分析工业经济规模、工业行业结构、工业技术进步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与工业水污染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政策的实施,工业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引起工业废水的显著增加。从制造业结构看,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调整比较敏感; 相反,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的调整不敏感。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负相关,说明工业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对于减少工业水污染排放起重要作用。     

中国省级CO2排放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出面板数据空间误差分量模型,采用基于广义矩1估计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方法,研究1997-2007年间,我国省级CO2排放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级CO2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CO2排放较多的省份往往会影响邻近地区的CO2排放;CO2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倒N型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未考虑空间相关性时,CO2排放转折点为人均GDP 51 73O元,我国目前仍处于CO2排放量上升期;采用面板数据空间误差分量模型修正后,CO2排放下降转折点为人均GDP约53 237元,较未考虑空间因素时有所提高,省际间的空间相互影响,对CO2排放下降转折点的人均GDP提出更高的要求;实证研究结果同时显示,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及人口数量增大,都将显著增加我国CO2排放量,体现优化能源结构和控制人口增长对抑制CO2排放增长的重要性.     

中国碳中和目标下的二氧化碳排放路径

结合中国中长期规划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学术文献,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新技术研发和投入使用周期,利用中国高空间分辨率排放网格数据库(China high resolution emission gridded database,CHRED),自上而下(基于中国中长期排放和强度目标并参考IPCC-SSPs排放情景)和自下而上(基于CHRED 50 km网格分部门排放,利用空间公平趋同模型),建立中国碳中和目标下的2020—2060年二氧化碳排放路径(CAEP-CP 1.1)。CAEP-CP 1.1表明,中国2027年左右达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为106亿t,达峰后经历5～7年平台期,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5亿t。CAEP-CP 1.1空间格局(50 km)在2030年和IPCC排放情景基本一致,但2060年差异较为显著,主要由于CAEP-CP 1.1是基于中国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相比IPCC情景减排力度更强。2060年排放格局下,中国基本实现超低排放,绝大部分区域(50 km×50 km)排放量都低于100万t,而在IPCC的情境下,中国2060年仍有不少区域排放量超过1 000万t。CAEP-CP 1.1空间化排放数据可与IPCC-SSPs(0.5°网格)比对和分析,路径数据可实现部门、区域对标分析和横纵向比较,国家-区域-部门-网格数据联动和双向反馈,可追溯性强(可分析每个50 km空间网格分部门排放和相关参数),便于根据实际发展、国家重大决策变化和认知提升等动态调整和迭代升级路径数据,有利于决策者在国家-区域-部门层面模拟和推演不同政策措施下的排放情景,为二氧化碳排放管控科学化、精准化提供重要支撑。     

基于SERVQUAL模型的旅行社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旅行社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门之一,旅行社产品质量一直是研究热点。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旅行社产品质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基于SERVQUAL模型量化分析了云南旅行社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引入"界面"理论并利用SPSS确定了影响旅行社产品质量的关键"界面——过程";最后借助因子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影响旅行社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景区游览、购物和用餐活动是影响旅游者感知质量的关键"界面——过程";愉悦性是决定旅行社产品质量的最关键因素,响应性、有形性、移情性其次,保证性和安全性并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