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

构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区域能源需求的分析框架,采用Malmquist指数估算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区域能源需求的影响,并考察了能源相对价格、人力资本和固定资本存量等因素,进行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区域节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技术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只对东部地区的能源需求有显著负影响;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西部地区的能源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能源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度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上述结论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与节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全局DEA方法测算了全要素农业用水效率,并利用Global-Malmquist指数法分解得到各省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追赶指数;分别在地理邻接、地理距离和地理经济距离嵌套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运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估计技术进步、效率追赶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效率追赶均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前者对提升农业用水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使得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溢出效应并不仅仅发生在邻接省份之间,地理因素对于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要比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其他地区的效率追赶行为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区域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其他省份的技术进步对本省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效率追赶引发的竞争冲击则会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技术进步在地理距离邻近的溢出模式下能产生显著为正的空间效应,其他省份的效率追赶行为对农业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在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其他省份技术进步会对本省农业用水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效率追赶的间接效应则不显著。这意味着,要想全面、长期地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应加强农业生产、农业节水的科技支撑,加大节水灌溉等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推进地区之间农业技术交流和农业生产的相互协作;在农业技术交流和生产协作过程中,应采取因地制宜、多样化的交流和协作模式,充分优化技术的扩散途径;邻近地区应适当差异化发展,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     

行业特征对低碳约束下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

工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强的能源与碳排放约束,工业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投入导向型转向创新驱动的效率导向型,提高低碳约束下的绿色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推动以绿色TFP增长为核心的工业低碳转型。该文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这一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全局DEA方法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TFP的动态变化。考虑到中国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及行业开放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分别利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分位数回归,就上述行业特征因素对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和行业企业集中度对行业绿色TFP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行业资本深化则抑制了行业绿色TFP增长,行业私营企业比重的提高并没有促进行业绿色TFP增长,FDI和煤炭消费比重均对行业绿色TFP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对处于高分位和低分位绿色TFP指数的行业来说,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绿色TFP增长的边际效应较弱,行业特征因素对处于中间分位的行业绿色TFP指数的边际效应最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上述结论对我国工业行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启示。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本土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探寻中国能源效率低下的诱因,是现阶段实现节能减排和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系统梳理本土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ynamic-SBM模型重新测算了1990—2016年省级层面的能源效率,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①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在低技术进步区间,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技术进步增加而逐渐降低;在高技术进步区间,则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②二者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在高、低市场规模组,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交互影响显著为负,但在中等市场规模组却具有正向影响。③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加入WTO会显著增强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仍然存在。④分地区来看,发展改善型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回弹效应;发展成熟型地区具有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而发展落后型地区技术进步均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且在低门限水平表现得更为明显;发展波动型地区在高门限水平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对此,本文认为,应当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加大发展落后型地区和发展波动型地区的能源改革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发展成熟型地区的能源技术创新,注重发展改善型地区的市场规模培育和创新引领作用;同时扩大开放,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淮海经济区城市用地全要素生产率综合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Malmquist指数与收敛性分析对淮海经济区城市用地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Tobit模型研究城市用地TFP及分解效率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6~2015年城市用地TFP均值在［0.933,1.107］之间波动,年均增长1.9%,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有贡献,但技术进步贡献大,是主要驱动力。(2）城市用地TFP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能够促进城市用地TFP趋向自身稳态水平,而城市用地空间结构对此具有抑制作用;(3）各因素对城市用地TFP及分解效率影响不同。人口密度对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城市空间结构对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具有抑制作用;外商投资对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而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其具有促进作用。研究指出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提高土地市场化水平及改善人地关系,规避外商投资风险与优化城市用地空间结构能提升城市用地全要素生产率。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网络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以及能源互联网等网络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发展很可能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影响大小及网络效应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地区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互联网发展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地区不平衡现象比较显著,存在"东部→中部→西部"递减梯度分布,耦合度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比较密切关系。(2)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创新能力、所有制结构、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存在负向影响,但统计不显著。(3)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网络使用从"低规模→中规模→高规模"变化时,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均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则从"不显著→显著→不显著"变化,而且影响大小也会相应变化。因此,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一定范围内随着互联网使用规模的增加,其影响作用也会跳跃性的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中的作用,认识到网络效应条件,推动互联网与能源生产、消费深度融合,以网络信息化手段提升节能技术创新水平,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区域智能、绿色、协调发展。     

中国大健康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基于中国大健康产业48家上市企业2010-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前提下,运用广义Malmquist指数方法,文章对大健康产业近年来的TFP(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整个行业中除健康服务业以外,其他子行业的平均TFP均处于下降状态,其变化由技术效率改善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的交替主导;大健康产业的TFP变化及其来源分解在行业内部存在行业异质性,行业差异程度最大的是技术效率变化,波动最大的是技术变化。     

中国煤炭产业效率及其规制效应分析

由于煤炭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和能源安全保障需求,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规制以提升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应该成为煤炭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政府试图对煤炭产业实施再规制的当下,科学考察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评价现有主要政策对煤炭产业效率的规制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的数据,构建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并基于SFA方法检验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煤炭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但技术效率却出现了恶化趋势;2规模较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都高于规模较小企业,而特大型企业的规模效率却不一定高;3技术水平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正向效应明显,而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的负向效应明显。这意味着,要想规制不伤害煤炭产业效率,就要短期内鼓励煤炭企业加大RD投入以提升效率水平,而中长期要引导煤炭企业循序渐进加大安全投入以避免"暴饮暴食"和"消化不良",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支持煤炭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和努力构建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同时,应在目前资源整合政策效应已显现的基础上,继续"抓大放小",扶持适度规模的中大型煤炭企业和关停并转小煤矿,以促进整个煤炭产业效率水平提升。     

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影响能源消耗及其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几个估计结果综合显示,这三大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当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基于共同前沿生产理论的中国建筑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2000—2020年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户”,识别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与驱动因素,有助于厘清近年来中国建筑业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的适用性。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建筑业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前沿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方法,并将空间异质性和规模报酬变化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多维技术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建筑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的进步是抑制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间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差距均有所缩小、建筑业管理效率小幅度提高,对碳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建筑业规模效率的降低又是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2)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层面与东部地区形成追赶效应,这种追赶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减排因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建筑业规模效率不断下降,成为碳排放呈现总体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能源导向型规模效率得到提升,而产出导向型规模效率又有所下降,对该区域建筑业碳排放形成对冲效应。整体来看,不同区域间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未来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建筑业碳...     

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命题。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完成"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的国家节能降耗考核目标。正确把握影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是天津市寻求节能降耗途径的关键。本文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角度分析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估计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产权结构、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要素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998-2008年期间,天津市工业行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整体全要素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其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及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负向作用。因此,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开发、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源配置的优势。     

资源环境约束下基于资本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诸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却忽略了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资源、环境因素。随着全球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二者纳入TFP测算框架,但大多基于传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建立在决策单元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假设条件下进行测度,从而不能从多角度对技术效率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也无法测算投入或产出存在非零松弛时带来的影响,并忽略了区域技术水平的现实差异性。除此之外,未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是现有文献存在的另一普遍问题,以资本存量作为其替代度量会带来一定计算误差。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测算中国三种类型资本服务,再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共同边界ML生产率指数,在非径向、非角度和存在多群体效率的基础上,基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测度1992-2012年间中国省际环境效率、环境TFP的动态演变趋势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区域环境效率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分布;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类资本使用不当是资本无效率的主因;此外,技术进步是推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及南部沿海地区环境TFP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并在纯技术赶超和潜在技术相对变动方面对发达区域呈追赶趋势。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三方面着手。     

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分解,发现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是上升的。从TFP指数的进一步分解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指数上升,技术效率没有变化。因此,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驱动,并且表现为阶段性波动,这与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从区域看,上海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最高,浙江次之;江苏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包括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产业转移和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加快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实证

本文利用DEA的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三个指标,然后基于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工业规模效率及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影响的程度及差异化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有抑制作用,而规模效率则与CO2排放呈正向关系,但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东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对单位GDP的CO2排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对单位GDP CO2排放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区域间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所属的种类不同有关,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可能属于节能型技术进步,而西部地区则属于耗能型的技术进步;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的提升可能更多地依靠能源消耗,中东部地区则有所改善.     

矿业权重叠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吗?

提升煤炭产业生产率水平,化解产能过剩,是当前推进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而矿业权重叠在引致煤炭产业要素错配、产能异质性和不完全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影响煤炭产业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化解矿业权重叠风险,正成为推动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国煤炭产业分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矿业权重叠、生产能力不足和要素配置扭曲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支持这一结论。在分别引入煤炭资源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和煤炭资源税占煤炭产成品收入比重作为门槛变量后,发现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发展趋势表现出一种先扬后抑的曲线关系,当煤炭资源税征收比重跨越门槛值之后,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弱。由于煤炭产业集中度水平和所有制结构的地区差异,集聚经济对矿业权重叠的"技术溢出"不足,并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损失。显然,矿业权重叠风险的传导受到了政策因素、产能因素以及创新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策上需要全面推进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科技政策等在内的统筹协调,减缓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风险传导。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矿业权重叠区正常生产秩序的监管,减少不完全竞争对煤炭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

过去30年中,GDP年均增长9.81%的中国经济奇迹已为世界所见证,然而,繁荣背后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却往往被轻视.本研究基于1992-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对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作了实证分析与情景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虽然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的主导作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仍将促使我国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增加.在现有国情下,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主要协调路径应在于:以优化能源结构为目标,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强化市场换技术战略,提升外资技术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工业结构优化;保障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宣传,树立节能减排的全民意识等.     

中国区域碳生产率波动的因素分解

本文以中国各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碳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七重因素分解,分解时不仅考虑了能源结构变动的影响,还充分利用了全要素框架下的生产率信息,重点探讨资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对碳生产率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主要受技术进步(正效应)、资本能源替代效应(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负效应)三个分解变量的影响,而技术效率(负效应)、随机偏差(负效应)、规模效率(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正效应)的影响较为有限;2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在样本期间的波动幅度最为明显,且两者在影响力度上呈现了此消彼长的角力格局,但两者在影响效果的变化方向上趋于一致;3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着区域负相关和年份正相关的共存现象,即从省份角度来看,技术进步较快的省份往往导致趋于恶化的技术效率;但从时间角度来看,省份内部的技术进步率趋于降低,而相应的技术效率亦趋于恶化。因此,要想有效提升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应当重点关注技术进步、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均衡生产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叫停当前能源过度深化的格局,不仅要注重发展低能源倾向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扭断资本和能源高度相关的倾向,还应该适度提升低能源倾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