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调整的市场效应：补贴退坡、技术进步与销量爬坡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推广政策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市场已步入与国际接轨,充分适应竞争的新阶段。在补贴退坡、技术进步与销量爬坡并存的时间段,研究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调整的市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法,利用2017—2021年共60个月度时间点构建时间序列数据集,把推广政策调整作为政策变量,采用反事实框架估计了推广政策在中国主要城市中的市场效应差异,进一步解释了补贴退坡造成新能源汽车销量爬坡的特殊现象,并通过稳健性及异质性检验验证了研究结论。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经过数次调整的国家层面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等发达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果。(2)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及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而补贴退坡的实质是通过提高补贴技术门槛,引导相关企业快速革新技术,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能源汽车技术高速发展,因此补贴退坡造成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爬坡。(3)新能源汽车不限购政策未能显著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且难以持久,不是未来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关键。建议有关部门将推广政策向使用端倾斜,同时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的投入,通过政策法规加速淘汰落后产能,适时调...     

“后补贴”时代地方政府新能源汽车补贴策略研究

新能源汽车补贴是政府为了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所采取的一项激励政策。现有文献虽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影响,但多将补贴政策限定为固定额度的政府补贴,未考虑中国特殊的两级政府补贴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影响,且在补贴政策的设计上未与新能源汽车的实际推广目标相结合。基于"后补贴"时代的地方政府既要实现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又要保证补贴政策合理退坡的双重现实要求。本文依据当前中央政府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固定补贴,地方政府提供配套比例补贴以及制定价格补贴比例上限的现实情形,综合考虑新能源汽车成本、充电桩建设情况、消费者初始效用、中央政府补贴等因素对地方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影响,构建了地方政府为实现既定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的最优补贴策略模型。研究表明:(1)对于不同效用水平的消费者,地方政府价格补贴比例上限和配套比例补贴对新能源汽车零售价格所起的作用不同;(2)地方政府补贴政策只有在小于或等于其最优配套比例或价格补贴比例上限时才会对新能源汽车推广产生正向影响。最后,还结合北京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数值模拟,给出了在不同新能源汽车成本、充电桩建设情况、消费者初始效用下北京市政府为实现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的最优补贴策略。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前北京新能源汽车存在地方配套比例过高、价格补贴比例上限过高等问题。在后补贴时代,北京市政府可依据新能源汽车成本下降、充电设施逐步完善、消费者初始效用提升等因素变化,对补贴进行适当退坡。数值模拟表明,所构造的最优补贴策略模型对后补贴时代地方政府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制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17年我国20个省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量化研究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车辆限行限购三类政策对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的政策效果,并从地区人口密度的视角研究了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三类政策对增加市场份额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各省份推广政策力度的差异解释了地区之间新能源汽车推广速度的快慢。②地区人口密度差异是导致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呈现地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的“示范效应”越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消除“充电便利焦虑”上的效应越大,车辆限行限购越能凸显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便利性,因此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推广政策的效果越大。③财政补贴和免购置税的实施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此外,在经济越发达、人口密度越高、高学历人群越集中的地区,新能源汽车越容易被采纳。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完善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一是要完善新能源汽车采购制度;二是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三是要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的扶持政策体系。     

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17年我国20个省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量化研究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车辆限行限购三类政策对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的政策效果,并从地区人口密度的视角研究了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三类政策对增加市场份额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各省份推广政策力度的差异解释了地区之间新能源汽车推广速度的快慢。②地区人口密度差异是导致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呈现地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的"示范效应"越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消除"充电便利焦虑"上的效应越大,车辆限行限购越能凸显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便利性,因此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推广政策的效果越大。③财政补贴和免购置税的实施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此外,在经济越发达、人口密度越高、高学历人群越集中的地区,新能源汽车越容易被采纳。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完善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一是要完善新能源汽车采购制度;二是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三是要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的扶持政策体系。     

基于SD动态博弈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补贴策略优化

补贴退坡政策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退坡成效也将直接影响后续替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新能源汽车政策牵涉到政府、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等多方决策主体,它们相互间存在着显著的博弈关系。本文首先采用博弈论建立了补贴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生产决策模型,解析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机制及其影响,求解并证明了最优补贴强度及退坡临界点的存在,设计并提出了政府补贴效率、消费者补贴获得率等指标,进而针对有限次博弈、决策周期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关键决策参数变异等实际问题,基于"反应函数"将传统博弈论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分析补贴退坡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博弈均衡与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SD动态博弈模型能够较好地呈现传统博弈论的分析结果,证明新能源汽车企业对政府补贴存在着高依赖性;政府补贴强度一旦突破合理区间,补贴策略将失效或面临财政资金缺口的困境。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认可度越高,新能源汽车企业变相提价幅度越大,消费者获得的正补贴则越少,补贴政策效率越低。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与消费者偏好对补贴政策均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决策周期不一致将对补贴政策造成短期扰动,但不会改变其中长期效应;信息不对称和关键决策参数变异均会加剧系统博弈震荡,甚至导致补贴政策崩溃和市场退化。最后,对补贴退坡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综合预测。本文研究可为后补贴时代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优化和企业生产决策提供一定的支持。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工具挖掘及量化评价

现阶段中国大力开展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已相继出台一系列补贴政策。在严厉打击新能源汽车"骗补"及补贴政策重新调整等背景下,分析梳理现有政策从而对其进行整体把握与正确判断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为政策改进与优化做准备。本文选取了截至2016年底国家和北京市颁布的涉及新能源汽车补贴的相关政策。首先,从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整理出的政策文本的高频有效关键词从中提炼出的政策工具,可分为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类,分别从技术推动、市场拉动和环境支撑三个方面促进和规范新能源汽车市场。发现现有政策工具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支持新能源汽车技术提升和产品开发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重点欠科学,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补贴过于聚焦新能源汽车购买环节等。其次,结合政策特点运用PMC指数模型构建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量化评价框架,通过变量分类、参数识别建立了多投入产出表,并通过PMC指数的测量、PMC曲面的生成综合反映政策各维度的情况。再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取3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P1、P2、P3)为研究对象,对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得出3项政策的PMC指数分别为7.52、6.95、6.21,均在良好的等级之内,P1政策的量化结果为优秀,P2、P3政策结果为良好,且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考虑在激励措施等方面予以加强。最后,根据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提出三点政策优化意见:(1)重视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加大新能源汽车科研资金投入;(2)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重点应放在充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3)需求型可考虑采取以公共交通带动私人交通的策略。     

基于混合CGE模型的乘用车节能减排政策分析

占我国汽车新车销售市场份额超过75%、汽车保有量份额超过三分之二的乘用车是节能减排政策的重要对象之一。如何全面有效地评估相关政策的"成本与效益",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决策的依据,是汽车交通节能减排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构建了一个在标准CGE模型框架内嵌入消费者乘用车保有、新车车型选择和交通工具选择行为的动态混合CGE模型,对乘用车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和税费政策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技术政策对削减汽油消费量的作用明显,对经济整体呈正面影响,但对消费者购买小排量或同排量中的低油耗车没有直接的激励作用;如果调整幅度相同,那么,调整生产阶段消费税与销售阶段车辆购置税所产生的政策效果比较接近,但综合来看后者优于前者;如果单从削减汽油消费量来看,通过车辆购置税增税来遏制高油耗车要优于通过减税来鼓励低油耗车,而同时实施低油耗车减税与高油耗车增税,则政策效率更好而成本更低。     

新能源产业补贴政策差异比较:R&D补贴,生产补贴还是消费补贴

清洁低碳的新能源是中国调整能源结构的主攻方向,如何利用有限的补贴资金加快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步伐,必须从产业链不同环节实施补贴效果差异程度进行分析,确保新能源补贴政策执行效果最优。本文在Acemoglu的偏向性技术进步框架下修正模型设定,引入碳减排目标约束,从产业链视角将目前的新能源补贴政策分为直接RD补贴、中间生产补贴与终端消费补贴,将补贴政策与模型中厂商的RD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结合,通过数理演绎不同环节补贴政策对新能源产业的预期利润与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二氧化碳排放数据、能源类专利数和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的新能源产业补贴政策可分为直接RD补贴、中间生产补贴和终端消费补贴,在新能源产业的不同环节实施补贴政策的效果不同,给定相同补贴比例时,在中间环节实施生产补贴对新能源产业预期利润与技术进步率的激励效果最好。(2)在基础参数设置与参数值变动时,中间生产补贴均具有最好的政策效果,但具体实施效果会受新能源技术对碳减排的作用强度、两部门替代弹性、研发成功概率与机器设备产出弹性等参数变动的影响。(3)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打破路径依赖,避免产品同质化和产能过剩,补贴政策对新能源产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建立在政策实施方式变动的基础上,通过细化补贴方式、监督发放过程和追责骗补行为,改善中国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实施方式,推动持续技术进步。     

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有效性

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策略之一。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对节能减排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得以证实的情况下,不禁疑问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效吗?本文在系统收集我国1978—2013年间颁布的1 195条节能减排政策以及对节能减排政策精读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应政策的政策力度、政策措施、政策目标的量化,构建了节能减排政策中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人事措施、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其它经济措施的有效性度量模型,通过构建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运用稳健标准误和单位根-协整检验分别探讨了节能减排政策中各单项政策措施及不同措施协同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节能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阻碍作用;节能减排政策中的金融措施、引导措施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引导措施和金融措施的协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效果大于只考虑财政税收措施和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也显著大于行政措施、财政税收措施、其他经济措施协同的负向影响效果。重视并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单独和协同的使用,减少或避免无显著影响或有负向作用的政策措施单独和协同的使用,是利用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大部分关于新能源汽车上市销售影响因素的探讨都是定性的,对于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推广步伐。通过由20位具有新能源汽车销售经历的销售人员参加的焦点小组访谈,形成了关于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初步问卷。然后对4S汽车销售店客户和驾校学员进行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85份。然后运用SPSS17.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得出了5个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的影响因子,分别是售后服务因子、购置成本因子、汽车品质因子、使用能耗因子和周围影响因子。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程度比较高,并具有一定的购买意愿。但由于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保护性不足、售后服务网点密度不够和维修保养价格过高以及新能源汽车使用中的停车场所和能源再补充的便利性等方面存在担忧,消费者比较普遍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论文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推广提出了相关建议。     

山东省城市化和能源消耗的关系研究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分析方法对于山东省城市化和能源消耗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对城市化所引起的能源消耗变动的贡献份额进行了定量测算。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导致能源消费量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山东省能源消费增长却不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联系。山东省城市化和能源消耗量之间不仅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联系,并且存在着协整关系,但是这种长期动态均衡的短期误差修正作用并不很强,能源消耗量的增长率变动除了受城市化水平影响之外,还同时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城市化因素对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份额尚比较小,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能源需求不会成为制约山东省城市化进程的瓶颈,目前应该加快推进有助于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进程模式。     

中国能源经济效率动态分析及预测

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复杂,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关系.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实际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脉冲响应分析、协整理论等计量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能源经济效率的变动进行动态实证分析,并预测中国能源经济效率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的能源经济效率、第三产业比重和能源价格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1%的第三产业结构或者能源价格变化可以分别给能源经济效率带来0.3477%和0.4.785%的同方向变化;除了产业结构对能源价格短期响应之外,变量之间都是正向的冲击响应,滞后6-10期响应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依据VAR模型动态预测结果,未来10年中国能源经济效率发展趋势不容乐观,由于系统较长的滞后响应期,近几年能源经济效率、能源价格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对能源经济效率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应当及时调整能源经济策略.     

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为考察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我国1981-2007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期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会以45%的力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城市建设用地变动主要受到自身冲击的影响,与其滞后值关联度很大,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扩张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政府应该严格遵循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城市增长的边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积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鼓励节地型产业的发展.     

基于关键技术链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分解及政策效力测度

对2001—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梳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40项政策,通过大量文献及专家意见,将产业政策大致分为规划引导、财税支持、技术规范及行政监管四类政策措施,基于新能源汽车26个关键技术链进行政策分解与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在各关键技术环节产业政策措施间耦合协调度,并实证分析政策措施耦合协调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存在"重整车、轻原材料、轻零部件"等失调现象,上下游技术水平不匹配制约了整车整体技术水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系统协调情况对创新绩效有方向性差异,财税支持措施与技术规范、行政监管措施间的协调有待进一步加强,而规划引导政策、技术规范与行政监管耦合协调度对整体协调水平有负面影响,明显不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政策分析,现有政策对有效推动新能源汽车未来进一步技术发展所起作用有限,而未来的政策要在产业共性技术发展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实现产业的自主可控应成为未来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故更需要注重在技术环节的均衡性和协调性并根据产业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策。     

基于市场表现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剖析

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应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之一,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提出了多项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将产业发展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文章在梳理和分类200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层面)、全面展示产业政策的时间演进与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应用产业链分析的方法,按照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顺序,选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专利数据、产销量数据和商业模式等指标,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表现与政策进行关联,构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表现与产业政策关联分析框架。然后,在搜集相关市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该分析框架分别从技术专利、产销量和商业模式三个方面对市场表现和产业政策的关联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发现随着产业政策数量与力度的增加,三个方面的市场表现整体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且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方向与发展路径均与政策导向基本一致。最后,文章对推广应用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变化和影响进行了相关讨论,讨论结果表明随着两项典型政策调整与退坡,国家逐步释放市场信号,显示出政策支持形式与内容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体现出对产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领域的重视。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体系,政策体系与市场表现之间存在强关联关系,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专利、产品产销量、以及商业模式等市场表现方面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占据产业发展新方向将成为产业下一步重点关注的方向。     

中国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通过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环保投资增加1%,拉动GDP增长0.13%,环保投资对GDP拉动效应显著;环保投资与GDP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具有一定的调整力度;环保投资在长期是引起GDP增长的原因,反之不然。因此,需要建立市场化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拓宽环保投资渠道,吸引和带动民间资金进入环保领域,促进环保投资形成稳定规模,推动经济绿色增长。     

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对潜在消费者的影响

政策利好以及配套补贴是新能源汽车消费者最大的消费动机,在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条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现阶段,供需双侧政策对潜在消费者的接受态度有着关键性影响,潜在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分别是关注供需双侧政策的"经济性"和"便利性"。借鉴技术接受模型(TAM)构建了潜在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的接受模型,应用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在供给侧或需求侧政策环境下,潜在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供需双侧政策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供需双侧政策的"经济性"比较突出,"便利性"相对不足。潜在消费者对于供需双侧政策的感知易用性比感知有用性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态度(ATU)的影响更为显著,供给侧政策的感知高于需求侧政策,且供给侧政策的感知易用性高于有用性。潜在消费者对于供给侧的"基础设施"和需求侧的"优先权力"两项政策的感知最高;高学历层次、男性消费者对于供需双侧政策的感知相对更为显著,而且高学历层次和男性潜在消费者对政策的感知易用性更敏感,较低学历层次和女性潜在消费者对感知有用性更敏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可在需求侧政策达到一定实施效果的情况下,加强供给侧政策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强化"优先权力"和"基础设施"两项政策措施,适当降低"购置补贴"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以较高学历层次的消费者和男性消费者作为主要目标消费群体,同时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消费者推出多样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并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安排。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与政策工具选择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地跟进。梳理相关产业政策变迁之中的内在逻辑,分析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本文基于政策框架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对有关新能源汽车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将关注重点从政策的评价转到从历史的角度关注新能源政策变迁的推动力上。政策变迁是与其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的,这些动力因素又总是体现为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历程中,其主导力量或政策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政策也可以分为政府主导、汽车厂商主导和消费者主导的三个阶段。政策变迁体现了政策本身的社会价值。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各种不同政策要素及其相关性,本文发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组织性政策工具、管制性政策工具、经济诱因性政策工具、信息性政策工具和资源性政策工具这五个方面,经济诱因性工具和信息性工具应该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键工具,组织性和管制性工具只适用于产业化初期,后期应逐渐减少,而自愿性工具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完善前不提倡使用,在该产业市场得到完善后可以成为政府的选择之一。经过研究发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注意自身的作用范围,适当处理市场与政府规制的便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规制效率,是未来产业化政策工具选择应重点关注的环节。同时,政府必须在政策上致力于技术创新,把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日本新能源产业发展及其与中国的比较

本文目的是对日本新能源产业进行全面分析并与中国进行比较,以从中总结出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教训。文章首先比较分析日本和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指出起步较早的日本目前在新能源产业的生产和推广方面都在逐步丧失领先地位,2010年的发展目标将很难实现,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展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取得了超预期增长。但是,中日两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都面临着高成本、入网难两个短期难以逾越的障碍。文章分析了问题形成的根源,并比较了中日两国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补贴、税收和监管等政策措施,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设计更完善,但在政策执行力方面中国与日本还存在一定差距。最后,文章提出了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政策建议,指出中国应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增强政策协调性、促进行业优化重组。本研究对于我国积极建设低碳经济、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双积分政策下异质汽车制造商的产量博弈均衡

文章通过对双积分政策下汽车制造商的产量博弈均衡进行建模分析,研究了双积分政策对企业层面异质制造商的产量决策和利润的影响,以及对产业层面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总产量及总产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均衡演进过程中,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依靠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劣势燃油汽车制造商可能会通过提高燃油经济性发展为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从而提高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的燃油汽车总产量,降低劣势燃油汽车制造商的燃油汽车总产量。(2)双积分政策参数对异质制造商产量决策和利润的影响不同: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能够从中受益,而劣势燃油汽车制造商面临危机,转危为安的可能方式包括降低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积极探索新能源汽车生产的可能性。对于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来说,双积分政策的收紧可能导致其转向燃油汽车市场,规制NEV积分价格上限有利于引导优势燃油汽车制造商转向新能源汽车市场。(3)促进新能源汽车规模增长的参数,可能导致总产值下降,政策调整应将规模增长和产值增长作为双目标,避免单一目标可能导致的市场波动。(4)随着双积分政策的收紧,可预见的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提高以及平均燃料消耗量标准趋严,将刺激新能源汽车积分需求提升,缓解新能源汽车积分供需失衡问题。考虑到目前NEV积分价格处于低位,合理降低新能源乘用车车型积分有助于限制NEV积分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