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多维度综合管控分区研究

利用2010—2015年河北省相关数据从利用强度、增长耗地和管理绩效三个方面选取9个典型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集约利用指数,利用三维魔方模型与决策树法,进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综合管控分区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强度指数在0—0.48之间,增长耗地指数在0—0.42之间,管理绩效指数在0—0.14之间;利用三维魔方法将河北省173个县(市区)划分为3个集约利用区;在此基础上,利用决策法以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为主,结合分区主体功能区划、基本农田建设分区,将河北省划分为集约利用优化发展区、重点提升区、集约利用与生态保护并重区和集约利用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区,针对不同管控区提出了管控策略。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

选取四川省21个市(州)2011-2015年以来3 601个项目为研究对象,构建立足区域特色的"4E"绩效评价体系,运用TOPSIS法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1)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总绩效值为0.4536,市(州)的绩效水平极差较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区域差异;(2)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水平有较大影响,尤其是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绩效水平具有强相关性(R=0.77570.433=R_(0.05,19),两者显著相关);(3)本文以综合绩效观为基础展开评价,改进TOPSIS法体现了绩效评价的多目标特点,易于发现区域差异特征,具有一定适用性。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地区差距及收敛性

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是破解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福祉增进"三难"问题的核心。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7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而采用σ收敛、经典与空间β收敛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2004—2017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下降幅度明显,具体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波动下降"的过程;空间上呈现"东强-中次-西弱"的梯次下降格局;北京、海南和上海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宁夏、内蒙古和辽宁则长期处于后三位。(2) 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均不存在σ收敛趋势。其中,2004—2017年中、西部区域变异系数总体保持着增长态势,而全国和东部区域变异系数在2012—2017年出现了明显波动。(3)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条件收敛率明显高于绝对收敛率,空间因素对收敛具有加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是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驱动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其抑制因素。(4)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空间收敛率呈现西、东、中依次递减格局,空间因素对中部区域收敛的加速效应最强。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和力度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注重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探索提高生态福利绩效的最佳途径。     

岷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绩效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为全面研究生态文明背景下岷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该研究从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污染治理与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承载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均方差决策法建立组合权重，再通过加权综合指数法和理想解模型对2011~2017年岷沱江流域10个主要地级市的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动态评价，最后利用ArcGIS10.5软件进行评价结果的时空分异性的可视化。研究表明：在水环境综合管理下，岷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绩效水平呈上升的趋势。空间分布上，虽岷沱江流域上、中、下游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整体水平差异性逐渐缩小，但流域中各地级市在水污染治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今后岷沱江流域应重点控制水污染和优化水资源配置，统筹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水环境管理。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数量测度

本文在"投入—产出—受益"三维视角下构建了2003-2009年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数,并对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环境公共服务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为在晋升体系中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因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间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较之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率高的地区较之城镇化率低的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更高。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影响省区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和受益程度,但是存在"诱导"地方政府降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内在激励,并造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下降。政策建议是:政府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同时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纳入考核。     

移民型城市生态人居环境评价与优化研究

三峡工程建设以来,在大规模移民迁建的拉动下,形成了大量库区移民城市.良好的人居环境是保障移民型城市稳步发展的关键,也是建设生态城市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生态人居清洁、舒适、低环境负荷的特点,以三峡移民第一城--重庆市万州区为例,对其1999-2005年居住适宜性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并基于评价结果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调整建议.针对库区移民城市强调社会结构重建的特点,本文分别从基础设施、居住系统、生态环境、社会人文四个方面筛选指标,建立三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有效避免了主、客观定权方式各自的弱点.评价结果表明:7年来万州城区宜居水平虽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指数集中在0.45～0.6之间,距离生态人居的标准还存在明显差距.其中,基础设施滞后问题尤为突出,社会人文、生态环境指数自2000年后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新疆资源环境绩效研究

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是我国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核心和关键.利用资源环境绩效指数(REPI)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环境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仍然为我国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综合绩效指数由2000年的212.8逐步下降为2006年的148.1,资源综合绩效虽有提高,但仍然处于全国(西藏除外)第27位.建设用地占用强度明显下降,COD排放强度逐步下降,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有所增加,用水强度降幅明显,能源消耗总量显著提高,用水总量略有上升.建设用地总量先降后升.SO2总体绩效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SO2排放绩效指数呈现"S"型曲线.COD排放绩效指数下降不够明显,基本保持88.44的均值水平.绩效高于2000-2006年西部平均水平和2000-2003年中部平均水平,但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提高新疆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任重而道远.资源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而且成为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新疆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超越现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区情,但是通过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力度以及采用综合配套措施完全有可能缩短目前能源、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阶段,提升新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随着全球生态约束时代的到来,自然资本变得绝对稀缺,如何在生态极限内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文基于DEA方法,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了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PCA),运用改进的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DEA模型(Super-SBM模型)对上海市2006—2014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行综合测评,并与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省级和副省级城市)进行横向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14年期间,上海的总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并未处于DEA有效的前沿面,其中仅3个年份为DEA有效,其余6个年份均为DEA无效,DEA有效年份数占样本总数的33.33%,但从整个发展态势来看,近几年来有逐步改善和提高的趋势。2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不高,深圳、海口排名前两位,而上海仅排名第30位,资源环境消耗过高是生态福利绩效值偏低的主要原因。从投入冗余情况来看,上海市在水资源和土地两方面消耗过高,存在过度冗余,环境污染排放也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上海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主要瓶颈。3PCA-DEA组合模型比DEA模型下所测算出来的绩效值更精确,且考虑松弛变量的非径向Super-SBM模型比基于径向的DEA模型精确度更高,对于相关领域的资源环境绩效或生态效率评价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借鉴价值。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上海应淘汰过剩产能并转变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发展绿色低碳的共享经济,同时构建紧凑型城市,实现城市"精明增长"。     

长江口滨岸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由社会、经济、自然环境、自然灾害4个子系统和7个二级指标及29个三级指标组成的长江口滨岸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信息熵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客观确定指标权重的综合信息熵模型法,并以层次分析法和综合信息熵模型法相结合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值;采用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对上海滨岸带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对上海滨岸带宝山、浦东、南汇、奉贤、金山和崇明岸段1999~2003年5年间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分级规律的研究表明：宝山滨岸带生态环境质量1999~2000年为较差,2001~2003年为中等;浦东、奉贤、南汇和金山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处于中等水平;崇明生态环境质量1999、2000年为良,而2001~2003年为中。     

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及其重心迁移研究

以安徽省72个区县为研究样本,基于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运用熵权法与专家法确定综合权重,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森林生态承载力指数,并对2001～2016年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进行时空分析,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对安徽省县域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轨迹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状况整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全省大部分区县处于可载等级;政府林业投资强度、天然林保护面积占比、退耕还林面积占比、林分结构等指标权重较大;省内森林生态承载力水平分布不均衡,超载地区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区,可载地区则大多分布在皖西南山区;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在2001～2006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2006～2009年从东南向东北方向迁移,2009～2016再次向东南方向迁移,且迁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武汉市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测度与分析

快速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剥夺及资源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是国内外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测度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压力及判别两者间的动态耦合类型对指导健康城市化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构建了包含16个子指标的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9个子指标的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突变级数法模型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数;用熵权法计算了资源环境压力指数。采用灰色系统方法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的关联度。采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模型,对2004~2013年武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类型进行分析判别。结果表明:(1)武汉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逐年增高,尤其是2005~2007年城市化水平的增速较快。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06年为0.629,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为0.452;(2)关联度值在0.480~0.911之间,耦合度大部分都在中等和较强这两个范围中。烟尘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建成区面积、人均用电量、人均GDP和城镇人口规模均表现极强的耦合性(大于0.85)。各城市化子指标中,城镇人口比重与资源环境的关联度最大;在资源环境子指标中,烟尘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作用最强;(3)基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的动态耦合模型反映了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动态反馈过程。从2004~2013年,武汉市经历了协调-冲突-协调-冲突4个阶段。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进一步显现。     

基于生态服务能力的土地利用景观空间绩效评价方法

什么是好的土地利用格局?长期以来土地利用学无法很好地回答该问题,其原因是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评价不仅缺乏普适性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还缺乏稳定的价值导向和针对性。本文考虑格局与功能的关系,选取易获取的评价指标,构建"生态系统活力—生态系统组织—生态系统弹性—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处理栖霞市1987、2015年两期遥感数据,运用平均归一化植被指数,景观格局指数、生态系统弹性系数、生态系统服务系数、空间邻近效应系数等对栖霞市的土地利用景观空间绩效状态进行时空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987—2015年间栖霞市生态系统活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处于较高水平,生态系统弹性和生态系统组织水平下降;土地利用景观空间绩效综合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67和0.61,表明研究期间栖霞市土地利用景观空间绩效水平呈稳中稍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城乡建设用地扩张以及农用地的开发。     

基于PSR模型的广西生态建设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广西生态建设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了2006-2013年间广西生态建设环境绩效指数,并结合广西生态建设和环保工作进行了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广西环境绩效指数较低,特别是在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环境治理方面底子薄弱,经过五年的努力,"十一五"期间广西各项环保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环境绩效指数持续大幅度上升;进入"十二五"以后,广西重点环保工作取得了新进展,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方面的绩效仍保持稳步的增长,但积累的一些环境问题开始显现,环境绩效指数总体上保持小幅度增长,但增幅比"十一五"有所回落。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山地城市生态安全动态评价——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

随着"十八大"报告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加快,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势必也将增大,如何协调城市发展与城市的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丘陵及高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山区生态系统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极大的制约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以巫山为例,在世界经合组织建立的PSR模型框架下,将熵值赋权法与灰色系统理论相结合,通过分析巫山县各指标2001~2011年统计数据,用熵值法赋予权重值,计算各指标灰色关联度,得到了其生态安全状态,并对巫山县生态安全等级状况进行了动态评价。巫山县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由2001年的0.59(Ⅲ级)发展到2011年的0.66(Ⅳ级),个别年份有些许波动,整体生态安全状况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及各分项指数较高,巫山县生态环境处于较好状态。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环境类指标构建研究——以崇明岛为例

提出了将压力 状态 响应（PSR）模型与系统分析法理论集成起来构建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环境类指标的方法和步骤。指标构建过程分为4个步骤：（1）首先利用已有生态区域（岛）相关环境类指标确定备选指标集;（2）利用PSR模型对指标逻辑关系进行分析筛选;（3）以2010年为近期目标年,利用系统分析法确定指标核心要素,得到二次筛选指标;（4）以2030年为远期目标年,以综合性和动态性为依据确定最终指标。以上海市崇明岛为例,确定水、气、土为核心考核要素,构建了基于崇明生态岛建设过程的近期及远期目标的环境类考核指标体系。指标评价结果表明,崇明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环境类综合指数为72,其中环境压力指数、环境质量指数、环境保护指数分别为85、80和51,与崇明岛实际较为吻合。部分研究结果已在崇明岛生态建设过程中得到实际应用。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

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和熵权法测度了4省域26市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G指数分析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关联性呈现增强趋势,2011年后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明显的东部、北部"高高集聚"与西部、南部"低低集聚"现象,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说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有持续扩散的趋势。(4)建议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宜业的同时要补齐生态宜居建设短板,发挥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实现宜业与生态宜居协同发展。     

基于环境介质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构建及考核评价

建立反映维护基本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安全的考核指标体系,量化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估,形成环境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倒逼机制,对于促进环保目标从单一目标向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从解析生态底线的内涵和表征着手,基于环境介质,选取大气、水体、植被、土壤、能源5个方面共17项指标,构成生态底线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评估模型和方法,通过测量值与底线值的比较,反映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实际绩效,考虑到各行政区各功能区的生态特点及环境初始状态的差异,引入历史数据进行修正,对单个指标及综合绩效分为优良、改善、恶化、极差四个基本等级进行考核鉴定。不同于以往许多以污染物排放控制作为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地方实践,所建立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更关注生态环境的本底条件,指标测度从常规的过程和终端标准转向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有效化解污染排放都达标,但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难题。建议各地结合当地特点明确本地区的生态底线,加强各参与部门的交流协调以提供全面而一致的统计与监测信息,加强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等基础工作;处理好底线考核机制与原有年度考核机制的关系,生态底线考核结果与相应的奖惩制度和晋升制度等挂钩,将其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及"五好"班子评选的重要依据;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建立公众参与的相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