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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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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嵌入视角和多层统计模型的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基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和社会嵌入性理论,概括了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社会嵌入性的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文化嵌入、政治嵌入。以资源环境经济因素为层一变量,以社会嵌入性因素为层二变量,运用多层统计模型解决了中国省域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利用中国省域的1998年到2013年每个省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用水量、污染排放指数、国内总产值数据,基于超效DEA方法,测算了中国省域的环境效率;实证分析了嵌入性视角下中国省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之间的环境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环境效率的整体差异中,高达90%的份额是由各省环境效率的社会嵌入性不同造成的。显著性直接影响因素为:人均GDP、物流关系嵌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第二产业比重、节能性政治嵌入负向影响环境效率;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自然保护性政治嵌入增加将削弱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负向关系,资金流关系嵌入增加将加强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既是显著性直接影响又是显著性间接影响因素为:认知嵌入既能直接正向影响环境效率又能削弱天然气使用比重与环境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不仅要考虑资源环境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场景因素(嵌入性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并且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效率的长期稳定提高。此外,本文也是建立适合社会嵌入性理论实证分析方法的一种尝试,实证结果有助于改善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嵌入性理论缺乏实证分析的局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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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指标优化和权重计量的实证研究——基于PSIR与SEM相结合方法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研究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对客观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为解决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研究的不足,创建了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与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及31省域2007~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来优化筛选生态文明指标和计量其权重,并将PSIR SEM、熵权法、AHP法算得的指标权重进行比较以揭示PSIR SEM方法在指标选取和权重计量的特性。研究表明:(1)生态文明指标包括社会产业经济(8指标)、资源环境(9指标)、生态效益(7指标)、生态文明响应(10指标)4方面且相互发生关系,并强化了生态、注重生态文明响应,弱化了产业经济,较已有未考虑生态文明响应、注重经济而非生态等更合理;(2)生态文明指标权重为生态文明响应(0.292 9)、生态效益(0.250 3)、社会产业经济(0.239 3)、资源环境(0.225 3),生态指标与产业经济指标权重差距不大,更能全面反映生态文明产业与生态共生的本质属性;(3)31省域中,处于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4省域,占比45.16%)要少于处于非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7省域,占比54.84%),较已有“无论区域是否处于生态文明阶段,均采取‘一刀切’地对其生态文明评价”等更合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