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及其改进路径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方法,综合考虑目标国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社会条件、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情况,构建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线性规划模型,并以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均值进行聚类,结合规模报酬和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分析,提出目标国天然气投资绩效改进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对中亚及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高效区,对独联体、中东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低效区。(2)高效区国家自2012年起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技术水平和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3)中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13年起总储量、人文地理和与中国油气合作状况成为影响中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4)低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要素是影响低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于处于低效区的中亚国家资源现状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另一关键因素,政治因素则是中东欧洲和独联体国家的关键因素,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关键因素则包含社会条件。这意味着,中国要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就要针对不同地区投资现状制定改进策略。对于高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亚国家,未来中国要加强同目标国政府间的沟通,达成"以技术换气条款";对中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东欧洲、独联体国家可采用与油气企业合作方式降低合作风险;对低效区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可签订天然气长期贸易合同。     

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990-2013年农村劳动力供给统计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供给存在"相斥"、"反向"关系;个人需求动机是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关键障碍";自然赋予能力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增长具有"吸收"作用。为此要适度放宽国家人口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发挥小城镇集聚效应保证劳动力有效供给。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两级供应链产品质量控制策略研究

基于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两级供应链如何制定产品质量控制策略问题。构建了制造商和销售商的期望收益函数模型,制造商存在单边道德风险问题(降低其产品质量水平),此时销售商将支付"信息租金"以减少道德风险。运用最优化原理,求解了制造商的最优价格折扣、产品质量预防水平与销售商的最优外部损失成本分摊比例、质量检验水平,并进行了算例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制造商产品质量预防水平的提高,制造商的质量预防成本将显著减少;随着销售商产品质量检验水平的增加,制造商所分摊的外部损失成本将减少,外部损失成本的分摊比例呈下降趋势,制造商产品质量缺陷概率将降低,制造商的期望收益也将增加,而销售商为激励制造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将支付"信息租金"的成本,其期望收益将减少,此时整个供应链的联合期望收益呈"倒U"型,求解了期望收益的最大值,证明所提出的产品质量控制策略是有效的。     

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反事实法的分析

中间消耗的"消耗规模与部门构成"是影响中国出口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15年数据,在部门归类与形式变换基础上,本文选取"单位产出碳排放量"、"完全消耗系数"与"出口值"为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子,构建"因子变动—反事实构造—效果评价"分析框架,借助规模指数与结构指数对影响因子的变化动态进行描述,并通过反事实构造对"因子变动"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单位产出碳排放量"规模指数单调递减,Spearman偏度系数为右偏态,说明相比于意愿产出而言,非意愿产出"碳排放量"具有内在的规模不经济;"中间消耗"规模指数与碳偏向性指数在截面上始终处于高位水平,时序上出现了显著的递增趋势,说明中国单位出口值的中间消耗量偏大,消耗投入在结构上偏向于高碳部门,与"技术前沿国"美国存在显著"技术差距";"出口值"规模指数呈现"平缓扩张——快速攀升——V型震荡"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指数经历了以基期2002年为顶点、"先下降、后上升、再平稳"的变化轨迹,说明"出口值"作为最具弹性的影响因子,受"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次债危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对出口碳排放的推动作用存在伸缩性与阶段性差异。从"因子变动"影响效果来看,中国产出、中间消耗与出口的部门构成具有内生关联,均显著偏向于高碳部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产生了叠加性的"正向"扩张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的视角需从产品环节向中间消耗环节扩展,现阶段应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速要素禀赋升级,借力要素价格机制与差别化产业规制政策,从上游环节抑制出口碳排放的输入来源。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低碳城市建设,但是由于对"低碳城市"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各地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根据低碳城市的内涵和特点,识别出19个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因素,分别从城市主体水平、发展结构水平和管理水平等角度进行分类说明。通过专家咨询法和建立解释结构模型(ISM),绘制出多级递阶结构图,理顺各因素间的结构关系,阐明了影响因素间内在关联性和层次性。研究结果显示,19个影响因素分为5个层次,其中政府和低碳城市标准位于最高层次,碳排放统计次之,它们是影响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其余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建议现阶段在推进我国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根据多级递阶结构图所示,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务之急,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低碳城市标准》,加快开展城市碳排放统计工作,而政府作为城市主体之一,是低碳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和政策供给者,应充分发挥其领导力,使低碳城市建设走上系统化、制度化轨道。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秦淮河流域城镇用地增长格局及其演化机制——秦淮河流域江宁段实证

利用四期遥感TM数据和GIS技术,通过分析20年秦淮河流域城镇用地增长格局及其演化机制,为流域综合管理和模拟提供重要参数,研究结果表明:①城镇用地增长显示阶段性和空间的不均匀性,增长拐点发生在1994年和2000年,空间上表现出增长"热极"与"热带";②城镇用地增长阶段性是经济社会过程及驱动因子演化阶段的反映,回归分析显示城镇用地增长与城镇人口、经济总量及开发区发展相关系数高,这归于1992年开发区创建、投资增加与2000年撤县设区驱动的结果;③城镇用地增长格局变化是社会经济物质载体演化的体现,1992年后开发区成为城镇用地增长首要来源,2000年后东山新市区与大学城成为其增长核心和新形式,机场与高速公路网强化对城镇用地的空间导向.研究结果较客观地刻画了城市化格局与过程的演化规律,参数应用与数据精度的提高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基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

现有文献在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时,忽略了行业固有的异质性属性,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剖析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通过"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影响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而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该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2)对于要素投入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行业来说,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该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动态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日趋严格,当规制强度跨过拐点之后,则会对出口质量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小的行业,环境规制对出口质量升级会产生有利影响,并且呈现出边际影响递增的"J"型特征。(3)人力资本投入、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外资参与对不同要素投入结构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均发挥了预期的积极作用;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出口质量升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以上结论在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变量替换后,依然保持稳健。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针对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分层次的环境规制政策,并加强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倒逼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路径应对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淘汰落后产业,化解过剩产能,从供给侧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绿色产品质量监管的三方博弈关系研究

在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政府以提升绿色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则希望利用现有资源获得最大收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第三方认证机构与企业容易发生权利寻租问题。有效解决权利寻租问题是保障绿色产品质量的关键,研究政府、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监管策略,可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监管对策提供依据。本文首先阐述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各自的职责,政府监管企业生产行为,第三方获得认证后监管企业并受政府监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关系概念模型,分析三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其次,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了第三方与企业、政府与第三方及政府与企业间博弈模型,并进行混合策略Nash均衡求解及策略选择分析,研究了影响政府监督、不监督,企业寻租、不寻租,第三方接受寻租、拒绝寻租行为策略的关键因素。再次,重点讨论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寻租博弈模型,详细阐述了第三方与企业发生权力寻租、政府监督二者寻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的寻租行为与政府的监管能力系数、付出成本、对第三方和企业的惩罚力度有关。政府通过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能力,加大对第三方与企业寻租行为的经济惩罚,能有效避免二者间的权利寻租行为。2在提高政府监管二者寻租行为效率方面,分为两种情况。当把第三方利益放在第一位时,政府应减少第三方寻租的额外经济收益,提高政府监督的能力系数,同时加大对第三方发生寻租行为的经济处罚;当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时,政府应提高企业与第三方权利寻租的成本,加大对违规企业的经济处罚。最后,给出了政府提高绿色产品质量监管效率,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避免第三方与企业权力寻租的措施。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系统稳定性研究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对社会系统稳定影响巨大。本文从系统稳定性的角度研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社会稳定问题,将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社会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研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社会"(LHPS)系统稳定演变,以此探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首先运用ISM模型对LHPS系统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LHPS的社会保障子系统直接作用社会分配、移民安置和移民心态等子系统的稳定性,是LHPS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其次建立LHPS子系统稳定性演变模型,仿真分析了重大水利工程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作为序参量的社会保障子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结果显示,一个完善、稳定的社会保障子系统能有效降低外部扰动对其稳定性的干扰,以及降低社会矛盾和风险对整个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反之,外部扰动将会增大社会保障子系统的不稳定性,带来社会系统稳定性的紊乱。     

论水库移民的科学范畴

水库移民学是一门正在酝酿形成之中的新兴综合性学科。本文结合水库淹没处理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水库移民学的研究对象——水库移民的科学范畴,得出:水库移民是因兴建水库而产生的由淹没区和淹没影响区迁移到安置区的“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以及这个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它具有系统性、动态演化性、被动性、主体性、补偿性、开发性、环境调适性和自行融合性等八个基本特征。     

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识别——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精准识别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优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城乡交错区典型例证,从微观地块非农转换概率和转换比率两个维度构建跨栏模型识别耕地非农转换的关键影响因素,综合运用耕地非农转换风险评估模型与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研究区内未来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分布空间.结果表明:(1)浦东新区耕地的非农转换存在部分转换或渐进转换现象,平均转换比率仅有19％,多以"带状"和"片状"的形式出现;(2)耕地非农转换过程较为复杂,耕作地块与水源、农路及城镇的距离以及地块是否处在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管控范围或位于城市发展边界内等是影响其非农转换的关键因素;(3)依据耕地非农转换风险将浦东新区耕地划为非农转换风险区、脆弱区、敏感区及安全区四类,其中2426.86 hm2耕地面临大规模非农转换胁迫的高风险,5449.7和3793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脆弱和敏感区,15253.5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概率低的农业生产安全区,是城市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建设的耕地.该研究尝试识别出浦东新区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胁迫地块及空间分布,为地方政府加强耕地保护及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供参考.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民发展意向的冲突分析——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

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也面临着当地发展的矛盾。本文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民对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提供环境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因土地产权受限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根据调研结果,本文指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收入、产权、退耕配置和生态补偿的扭曲行为。表现为农民的"失地化"、土地使用权受限、土地"闲置"、"级差配置"和"阶层配置"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进一步在TRA和TPB理论的基础上,将环境行为意向作为预测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并考虑地域背景和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提出自然保护区地域背景和生态补偿制度缺陷下生态保护的"扭曲"行为对农民保护与发展冲突意识影响的研究假说。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扭曲以及"退耕配置"、"级差配置"、"阶层配置"等扭曲行为都弱化了居民的生态保护意向,而增强了其发展的意向,折射了生态保护过程中农民生态保护和求发展意向的对立冲突,这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迪:一是要尊重农民作为环境服务交易主体的平等地位,改变现行"地方势力"在补偿过程中的扭曲行为;二是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在排他性、转移性、执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推动自然保护区的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合作共赢;三是推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解决其长久的生计问题;三是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考虑农民在生态保护过程中的长久损失;四是完善野生动物侵害土地生产的补偿制度。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徐州段河流生境质量评价

河流生境质量评价是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关键之一。本文评价自然和人为作用下的河流生境质量,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徐州段丰县、邳州两市输水通道上的河流为研究对象,结合环境特点,选择了反映河道生境、河岸生境和滨岸带生境的10个指标,给出了每个指标的评价方法和5级标准特征值,建立河流生境质量评价体系,确定评价指标的等级标准,对研究区内16个河段的生境质量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河流生境质量指数(IRHQ)综合得分介于33~91。根据评价等级划分标准,其中有50%的河段生境质量达到"优"等,其余介于"良"等到"劣"等,河流生境质量整体状况良好。(2)河流生境质量指数与NH_4~+-N、COD、TN呈负相关,与DO呈正相关,多项生境指标也与水质指标具有相关性,表明生境质量与水质的相互影响。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产业结构调整、减少能源消费、提高能源效率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是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创新要素，建立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分析框架。通过假设建立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计量模型，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票表明。专利授权量增加能够节约能源消费，第一产业、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业等能源消耗较少产业的产值比重增加能够减少能源消费。研究结论认为，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脱钩的重要途径。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对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基于改进TPB及多群组SEM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是实现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而农户有效参与是推动权属调整的内在动力,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对其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有助于高效引导农户参与权属调整,并为制定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改进计划行为理论和湖北省11个县(市、区)1044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认知对其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行为逻辑符合改进计划行为理论,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交互影响行为意愿,进而转换为行为响应,政府支持在行为意愿和行为响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总体上,农户行为响应是"自发性""诱发性"和"约束性"三重行动逻辑的结合,且"自发性"占主导地位。多群组结构方程估计结果表明,纯农型与兼业Ⅰ型农户的行为响应受到"自发性""诱发性"和"约束性"三重影响,兼业Ⅱ型农户受到"自发性"和"诱发性"双重影响,非农型农户仅受到"诱发性"单一影响。因此,为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应该分别针对各类农户相应地提高其参与的"自发性"和"诱发性",降低"约束性",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作用,将四种不同类型农户的利益需求统筹考虑,降低权属调整过程中利益协调难度。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及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近年来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大量证据已证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是生态、社会和经济职责和谐过程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贫困、提高工程绩效、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非常关键。本文阐释了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成分、分析层次及主要类型等维度,指出社会资本的主要成分包括网络、规范、制裁,分析层次包括个体、中观、宏观,主要类型包括结合型、沟通型、联系型;在此基础上,梳理总结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及环境影响关系的国际研究进展,阐释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影响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分析了社会资本与适应能力的关系,简要介绍了国际上理解和研究社会系统与关键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思想框架。最后,讨论分析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流域法治何以可能:长江流域空间法治化的逻辑与展开

在概念清单中,流域只是一个"边疆概念";在规范丛林中,流域法规范只是散见于政策文本与法律规范的一种"稀有物种";在法治类型中,流域法治只是一个被忽视的"边缘现象"。尽管现行政策、法律规范中流域元素的权重不断提升,但在法学理论上,对于流域一词的描述和理解都十分薄弱,流域法治研究与实践仍整体落后。从已有经验来看,对于如何实现流域、跨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协调与统筹,始终缺乏充足的心理认同、切实经验与法治应对。由于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以及法治的实践回应,流域、流域法规范以及流域法治等,已经从法治的边缘正式走向了中心地带。欲构建流域法治,实现长江流域空间的法治化,必须:①立足"流域"、"流域法治"、"长江流域立法",流域空间的自然单元、社会经济单元与管理单元等多元属性,决定了流域的法律属性,赋予流域空间法律的色彩与基因,奠定了长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逻辑起点。②流域法律关系作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一种特殊构造与具体类型,更为复杂、多元与综合。流域法律关系本质——流域空间的法律化和法律的流域空间化,蕴含着长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变革要素。③各国流域治理过程中流域法治的勃兴,昭示着法治类型的空间转向。长江流域空间与抽象法治的化合结晶,塑造了长江流域立法新法理的理论依归。④从流域到流域法治、从流域立法到长江流域立法的逻辑与展开,构建了从流域法治到长江流域立法实践的法理基础。完成从事理到法理的转变,有助于推动流域法治的转型与创新。     

一次强对流天气的干侵入及水汽特征研究

本研究利用NCAR/NCEP再分析场资料,以2007年7月9日一次天气过程为例,研究华北初夏时节强对流天气过程中"干侵入"及水汽特征:受华北冷涡东移影响,华北平原近地面"暖舌"区域之上有高层冷空气叠加,中高层的干侵入对于对流性天气系统的生成、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近地层风切变线为对流风暴的发生提供触发条件;此次局地性暴雨所必需的水汽来源与盛夏时节西南急流输入水汽的方式有明显不同:水汽主要是850h Pa山东半岛上空的低层东南风输送而来,并且渤海湾附近的低层水平风速的辐合促成了暴雨区域的水汽辐合。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