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城市建设

从城市经济系统来看,生态城市既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要保证增长率的质量。也就是说,生态城市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生产而局,使城市的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能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生态城市建设就是把环境发展与生产力发展联系起来是以各大城市生态建设为主导把各个大城市建设成为全流域的生态城市中     

浅析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选择——以镇江市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选择应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本文在借鉴其他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基础上,以镇江市为例,依据其社会经济及其生态环境禀赋等基本情况,从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五个方面为立足点,以"发展低碳绿色的生态经济、营建绿色美丽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和谐的生态人居、建立健全长效的生态制度、弘扬特色鲜明的生态文化"为着力点,以建设"低碳镇江、绿色镇江、和谐镇江、人文镇江、美丽镇江"为主要目标制定一套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分级权重,从而为打造生态城市品牌为载体来绘就科学发展、环境和谐、生态文明、特色鲜明的美丽镇江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目标,需要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文明三个子系统协同推进与共同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是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和必然选择。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尤其从不同维度厘清生态文明建设不同子系统对碳排放强度的具体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04—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指数在0. 425～0. 473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相互之间的碳排放强度可以相互影响,其原因在于相邻省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且自然和经济社会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②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4. 743 139、2. 865 884、-0. 324 6447,生态经济文明和生态环境文明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生态社会文明提高了碳排放强度。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降低碳排放强度需要三个子系统均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影响,需要进一步转变生态社会文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降低碳排放强度。③生态社会文明空间溢出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 046 531、-3. 238 323,生态经济文明上升造成了周边省域碳排放强度上升,生态环境文明上升促进了周边省域碳排放强度下降。相邻省域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生态经济文明目标,建立跨省域减少碳排放合作机制,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的同时共同致力于碳排放强度降低。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仿真与优化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为核心的动态复合巨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进行仿真检验,证明模型结构、行为与实际状况是一致的。模拟维持现状、经济优先、资源环境优先和协调发展等4种方案条件下,2011~2030年间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对系统仿真方案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协调发展模式下,其能源供需平衡指数为–0.113,环境污染程度为0.083,既使社会经济高效发展,又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友好,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较优方案。研究为江西省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生态城市建设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以常州市为例

各类资源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条件，也是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依据之一。基于生态城市建设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不仅要重视资源的数量问题，更需要着眼全局，综合分析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现状、目标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制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对策。基于生态城市的深刻内涵，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视野亟待拓展，不仅要关注自然资源、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同时还必须重视对城市人文禀赋与历史文脉的传承和保护，实现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代文明”可持续发展。以常州市为例，基于生态城市建设，对其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与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作了概念性规划。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湘鄂赣皖地区城市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议题。合理产业布局、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国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该研究构建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双对数模型,以长江经济带湘鄂赣皖四省51个城市2003~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了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异质性,在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且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即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推动湘鄂赣皖地区城市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城市的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上述地区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优化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对三线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大于三线以下城市。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理清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与问题,对于认清城市群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PSR”模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模型对5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总结归纳各城市群面临的问题。研究显示：（1）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整体上城市群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2）部分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盲目性或建设意识不强的情况,缺乏科学引导;（3）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而协调发展的地区拥有更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建议长三角城市群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率先支持上海、杭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成为示范城市,进而发挥带动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生态文明;潜力;PSR;复合生态系统     

浅析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牵涉到社会、经济、人口、环境和资源等诸多方面。所以,镇江市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应需遵循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多目标原则、区域特色原则等基本原则。同时,镇江市应基于其自身的社会、人口、经济和环境生态等方面的禀赋进行多渠道、多方位的路径选择来逐步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如空间格局谋划、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从而为营造低碳绿色的生态经济、自然美丽的生态环境、适合和谐的生态人居、特色鲜明的生态文化和健全长效的生态制度而努力。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随着环境可承载能力和要素红利的逐渐消退,传统产业必须通过结构转型或技术升级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现阶段有关新动能培育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时效性之间的矛盾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使政府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两难困境。为此,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特征,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构建了包括清洁产业部门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的理论框架,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优化设计环境规制政策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加大新动能培育力度,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并采用面板门限模型,从实证角度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为: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和渐进递减的政府补贴率的政策组合,在环境污染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促使清洁产业劳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由初期的抑制影响逐渐变为促进高质量增长;通过经验数据也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污染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通过构建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理论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破解新动能培育的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的时效性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     

长江流域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与跨世纪持续发展战略

综合分析评价了长江流域城市的生态环境态势与问题,城市水环境依然恶化,特别是城市内河道,湖泊水质多污染严重。城市大气污染仍是加重趋向,一些特大城市汽车尾气污染上升,城市酸雨依然严重。城市生态问题沉重,绿地不足,热岛加重,地面沉降,水土流失等。沉重的生态环境赤字已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二十一世纪,论证了长江流域城市发展战略,走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唯一战略选择,而建设现代化的山水园林生态城市     

基于混合指标值TODIM方法的东营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当今各种"城市病"频发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不仅有利于协调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矛盾,而且对于指导城市建设规划编制,监控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论文在原有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基于混合指标值的TODIM方法评价东营市2007—2013年间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并分析活力、组成结构、恢复力、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生态系统认知的构成指标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影响。为了避免主观判断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不确定性,文章采用兼顾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的组合权重赋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根据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特性和数据特点,建立了混合多属性决策TODIM方法的数学模型;采用扩展的TODIM方法对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并分析了各个指标在城市生态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东营市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一直向好,由脆弱状态逐渐过渡到亚健康状态,但是生态状况仍然不容乐观,距离健康状态仍有较大的差距;(2)环保投入力度不足、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产业结构仍不完善、建成区人口密度过高等成为制约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安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在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对安吉广泛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安吉为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竹林产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发展模式,促进了安吉的经济发展、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由此得出:如果想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就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其是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充分利用当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将生态价值切实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实现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加强保护。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更是践行以民生福祉为价值归宿的生态民生观的应有之义。以较少的生态损耗较大程度实现由环境水平改善带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是绿色发展福利的核心内涵。该研究在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绿色发展福利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2006—2020年中国23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实证检验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政策对绿色发展福利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理，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与空间邻近效应探索。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发展福利，且此结论在更换样本数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采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主要通过其政策规划中所提到的发展绿色科技、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格局三条作用途径，实现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3)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在大规模城市与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4)生态文明试点政策存在空间邻近效应，其对本地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针对上述结论，该研究从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区际协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在...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

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测量水生态文明,指导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综述国内水生态文明评价研究文献基础上,按水生态、水经济和水社会三大系统,从水生态、水工程、水经济、水管理和水文化等方面筛选了18项指标构建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平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沙、杭州、成都和贵阳的城市水生态文明综合得分靠前,上海、南京得分较低,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状况划分为5个等级,以体现不同城市水生态文明的差异性,并按空间格局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水生态文明程度。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辽宁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及调控对策研究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建国以来辽宁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认为辽宁省具有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优势，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并且城市产业结构偏重，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接着构建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3大类41项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对辽宁14个地级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了区域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沈阳、大连属于强可持续发展地区，盘锦、鞍山、本溪和丹东属于较强可持续发展地区，抚顺、锦州、营口、葫芦岛、辽阳属于一般可持续发展地区，铁岭、朝阳、阜新属于弱可持续发展地区。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空间布局和保护生态环境。     

无锡市空间扩展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伴随着城镇用地空间范围的迅速扩展，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城市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即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长远的时间量度内，保证城镇在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和功能演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在研究城镇用地空间增长和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就城市空间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评价。     

城市生态管理概念、模式与资源利用效率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资源需求压力与生态破坏使得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挑战。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原则融入城市化过程,探求更加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和人类聚居与行为模式,是保障我国城市化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看,服务于改善城市生态管理的科学问题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态管理的概念及内涵,发现目前城市生态管理模式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权威的定义;单方面针对生态城市建设具体问题的成功案例多有报道,但综合的、多维的管理模式鲜有涉及;在可推广的、规范化的构建生态城市管理模式的标准体系和可操作的实施指南制定方面的研究也乏善可陈。兼顾落实生态管理模式到具体可循的层面和构建城市生态综合管理体系的现实需求,本文提出从城市规划、产业结构、资源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与标准、组织形式等五个核心方面诠释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即:面向生态环境承载力要规划先行,面向资源环境禀赋要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面向高效、节约利用资源要进行政策引导与调控,面向生态环境保护要完善措施与标准,面向更广泛参与要积极探索多元组织模式。本文还评述了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发现城市生态管理模式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影响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多侧重于某一单一因素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解析,逻辑清晰的研究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揭示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机理,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资源利用效率结果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建议加强对生态管理模式及其对城市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深入研究。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改善海岸带环境——来自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证据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为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开展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旨在深化海洋生态治理,破解海洋发展难题。该研究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视为准自然实验,依托2006—2019年沿海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试点政策对海岸带环境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显著改善了海岸带环境,有效推动了沿岸环境与近岸水质环境的污染治理。(2)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和地方政府晋升机制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3)从影响机制来看,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通过提高政府治理强度和增加企业税负压力两种方式影响海岸带环境,加大政府治理强度能有效减少沿岸废水、废气排放,却无法凸显其对近岸水质环境的“绿化”效果;增加企业税负压力有利于发挥市场化、有偿化管理机制对海岸带环境的影响。该研究基于陆海视角围绕海岸带环境效应展开分析,丰富了示范区建设的海岸带环境效应研究。综合整治过程中应秉持陆海统筹理念,在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同时,有效提升经济治理效能,稳步推进海岸带环境质量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