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山东的贡献潜力

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碳强度是建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山东省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能源生产量、工业产值占比等社会经济指标的历史数据和不同组合情景下的预测数据,研究了能源结构优化对低碳山东的贡献潜力问题。首先运用情景预测、GM(1,1)预测与多元回归组合预测模型对2013年到2020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及其相关变量进行了预测;其次,采用马尔可夫链模型预测了2013年到2020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最后,考虑到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对碳强度目标的实现也具有显著作用,当将能源结构作为一个驱动因素分析其变化对实现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时,需将其他因素的作用剔除,因此,本文重新界定了能源结构优化对碳强度目标"贡献潜力"的定义,即指不同能源结构调整幅度情景中碳强度的"下降幅度"相对于不调整时碳强度"下降幅度"的增加值与碳强度"目标下降幅度"的比值。并在此基础上,分9种组合情景评估了2020年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山东省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结果表明:在相同的经济增速下,能源结构调整幅度越大,碳强度"下降幅度"越大,能源结构优化对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也越高;在相同的能源结构调整幅度下,经济增速越低,碳强度"下降幅度"越小,但是能源结构优化对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越高。在每种情景下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山东省碳强度目标均有一定的贡献潜力,但是,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山东省碳强度目标贡献潜力作用有限,即使在优化能源结构对碳强度目标"贡献潜力"最大的情景(大幅调整能源结构、经济低速增长)中,其贡献潜力也仅为10.953 3%。因此,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低碳山东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仅靠能源结构优化无法完全实现碳强度目标,政府、企业及社会还需要采取产业结构调整、碳排放技术升级等措施。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能源结构优化对广东省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

能源结构优化是实现广东省"十二五"碳强度目标的有效措施之一。为评估能源结构优化对广东省碳强度目标实现的贡献潜力,本文首先运用情景预测、成分数据模型、GM(1,1)模型等多学科方法预测了2011-2015年广东省碳强度趋势,然后分27个组合情景评估了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广东省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结果表明:在理想情景(经济高速增长、能源消费量强化控制且能源结构大幅调整)下,2015年碳强度相对2010年下降19.37%,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最大,达到99.33%;即使在保守情景(经济中速增长、能源消费量适度控制且能源结构小幅调整)下,2015年碳强度相对2010年也将下降2.66%,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也会达到13.65%。广东省仅靠能源结构优化无法实现碳强度目标,若能系统性采取一系列对策,则完全可能实现广东省碳强度目标。     

基于BML生产率指数的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为减少旅游业能源消耗,实现旅游低碳绿色发展,探讨如何提高旅游业能源效率,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首先构建了适应旅游业的Biennial Malmquist-Luenberger(BML)效率指数,以中国30个省市2005~2013年旅游业为实证对象,测度了其能源效率,9 a来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源泉可被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产出结构效应5项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旅游业能源效率可以扩张提升的比例较大。(2)整体上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的提升能促进旅游业能源效率提高。(3)近3 a来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能源替代效应对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的作用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4)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旅游业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主要由地区间旅游业对资本投入使用和能源消耗结构的差异造成。(5)整个样本期间,中国17个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背后的因素各有不同,旅游业资本替代效应是湖北省、福建省和浙江省等多数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安徽省、海南省、贵州省和甘肃省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利用投入的资源要素对旅游业低能耗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要发挥好资本对能源的替代效应,高效的资本配置能极大提高旅游能源效率。     

天然气消费替代效应与中国能源转型安全

基于能源设备产能资本弹性-粘性特征,解构了产能投资、设备资产动态演变过程;建立能源替代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我国天然气消费替代带来的能源供应安全冲击和能源设备资产搁浅的形成机理;模拟分析2019—2050年天然气替代下能源消费结构、供应安全和产能设备资产搁浅变化,提出了保障我国能源转型安全的能源结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煤炭和石油产能资本存量过高,使市场形成了对传统化石能源消费的路径依赖,是天然气替代和能源清洁化转型的资本阻力,这也决定了采用天然气替代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2)维持现有碳价(50元/t)和天然气溢价(-11 472元/toe)不变,到205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占比12%左右,以煤炭和石油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得到根本性改观。(3)提高碳价、降低天然气溢价可以加大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强化电力等清洁能源消费的市场导向,但这是以降低能源供应安全和传统化石能源资产搁浅为代价的。(4)天然气替代的政策应该遵循能源产能资本弹性-粘性对能源结构优化路径的资本成本约束。为有效降低传统化石能源资产搁浅程度,且提高能源供应安全水平,我国可采取三种优化方案:天然气溢价降低60%;溢价降低从20%逐步增至60%;碳价从100元/t逐渐提高到600元/t,同时溢价降低从20%逐步增至60%。到2050年,这三种方案均可提高天然气消费占比到20%左右,降低煤炭和石油消费占比至60%以下。(5)保障我国能源转型安全需要加大碳市场和天然气市场改革与建设力度,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能源消费和产能设备投资的市场调节作用;加强政府对能源市场投资的宏观调控,逐步减少煤炭和石油产能投资,增加天然气和电力等清洁能源产能投资。     

中国“十三五”时期省际碳减排目标的效率分配

首先,将"零和收益"的博弈思想引入到SBM模型中,构建了基于零和收益的碳减排SBM效率分配模型(ZSG-SBM)。然后,基于"十三五"规划中我国整体碳强度降低18%的减排约束,从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结构2个维度设置了"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系统的4种发展情景,应用上述ZSG-SBM模型对碳减排目标进行了省际层面的效率分配。并通过对比各省经济发展现状和碳减排目标的分配结果,分析了各省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采用ZSG-SBM模型对碳排放量进行效率分配后,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指标实现了有效配置,碳排放效率到达效率前沿。政府基于"公平"导向的行政分配方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基于ZSG-SBM模型的效率分配方案更符合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在碳强度约束的基础上,能源强度的再约束将迫使各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从而提升我国整体碳排放效率。"十三五"时期,我国有16个省份的碳减排目标分配结果大于18%的平均标准,各省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现状选择差异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资本积累、工业化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OECD国家历史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取非参数估计方法测度22个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实证分析了OECD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均资本存量与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存量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在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阶段,人均资本、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小,在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阶段,人均资本和工业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大,从而揭示了工业化与能源环境发展U型关系的客观规律,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借鉴。     

中国区域碳生产率波动的因素分解

本文以中国各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碳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七重因素分解,分解时不仅考虑了能源结构变动的影响,还充分利用了全要素框架下的生产率信息,重点探讨资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对碳生产率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主要受技术进步(正效应)、资本能源替代效应(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负效应)三个分解变量的影响,而技术效率(负效应)、随机偏差(负效应)、规模效率(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正效应)的影响较为有限;2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在样本期间的波动幅度最为明显,且两者在影响力度上呈现了此消彼长的角力格局,但两者在影响效果的变化方向上趋于一致;3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着区域负相关和年份正相关的共存现象,即从省份角度来看,技术进步较快的省份往往导致趋于恶化的技术效率;但从时间角度来看,省份内部的技术进步率趋于降低,而相应的技术效率亦趋于恶化。因此,要想有效提升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应当重点关注技术进步、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均衡生产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叫停当前能源过度深化的格局,不仅要注重发展低能源倾向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扭断资本和能源高度相关的倾向,还应该适度提升低能源倾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绿色低碳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以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于2030年以前单位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60%—65%;此外,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时期,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模型。通过行业的生产结构矩阵,构建出行业的能源结构消耗矩阵及碳排结构矩阵,旨在能源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双重约束下,得到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并计算了基于现有科技水平下中国最大的碳排潜力。线性规划的结果显示:(1)中国2020年最优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可以满足国民经济总产出量最大化的目标,年均增长约为8%;且相比目标年份(2005年)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6.93%,能源强度下降26.04%,达到"十三五"规划中的气候变化目标。在保证经济最低增速(6.5%)的前提下,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可以比优化方案再多下降约14%。(2)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仍然是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的占比份额仍需扩大。(3)从生产的角度看,中国产业结构必须全面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全面提高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加大生活服务业类部门的产出量。(4)为了满足"绿色、低碳"的约束限制,半数以上的二产部门的生产规模都应有所降低,尤其是能源部门和金属加工业部门。     

考虑能源的中国经济要素再配置效应

通过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主要考虑产业技术进步的内部增长效应和资本、劳动、能源要素在部门间流动形成的要素再配置效应,文章以23个细分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部门增长核算法验证了2005—2017年间资本、劳动、能源要素的"结构红利假说",得出以下结论:(1)以各行业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内部增长效应仍为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2)资本要素的再配置效应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3)劳动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从"结构红利"转变为"结构负利"的趋势;(4)能源要素的再配置效应逐渐显现,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基于研究结果,认为除了重视全社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更要重视要素流动的效率;由于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会部分抵消技术进步的作用,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资本、劳动和能源的要素再配置,提出以下建议:(1)资本要素的再配置应综合考虑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本配置,在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的同时增加资本的配置效率;(2)劳动力的配置不能仅局限于三次产业层面,还应重视产业内部的边际产出差异;(3)能源要素的再配置要重视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能源产出弹性,避免能源的低效配置;加速淘汰高耗能重污染行业,推动低能耗产业的发展,以提高能源配置效应的方式助力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工业部门低碳化驱动因素与脱钩路径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减少工业部门碳排放是实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之一。为识别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减排贡献,厘清工业部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脱钩路径,以2006～2019年安徽省工业碳排放为例,集成C-D生产函数、LMDI模型与Tapio解耦模型量化评估了工业部门的低碳化驱动因素及其脱钩路径。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安徽省工业部门碳排放累计净增1 076.70万t,碳排放总量呈阶段性变化并在2013与2016～2018年实现了减排效果。(2)工业部门投资与工业技术水平导致了安徽省工业部门碳排放的快速增长,而能源强度的减排作用最为显著,能源结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CO₂排放,特别是劳动力投入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变化趋势。(3)安徽省工业CO₂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脱钩状态有4种：弱解耦(2008～2012和2014～2015年)、强解耦(2013和2016～2018年)、扩张耦合(2006～2007年)和扩张负解耦(2019年);抑制脱钩因素有技术水平和资本投入;促进脱钩因素有能源强度和经济结构;其中能源结构和劳动力逐渐由抑制脱钩转...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现状及未来碳减排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三大支撑带"之一,其碳减排目标实现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3年长江经济带(含9省2市)的能源消耗与经济社会数据,通过数理统计,得出各地历年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多元水平的具体数值及变化率,结合运用弹性计算和矩阵分类法,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存在空间与结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碳排放及增长率、人均碳排放及增长率、能源强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源强度下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把长江经济带分为东中西三段区域,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及能源强度下降率梯度下降,碳排放增长率、人均碳排放增长率、能源强度梯度上升。(2)工业化开始越早、重工业化主导向生产性服务业主导转变越快、越充分地区,经济低碳化水平越高;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多元化速度有利于碳减排。(3)长江经济带各地实现碳减排措施应有不同,东段地区应着重降低人均碳排放,中西段地区应着重于降低能源强度。(4)未来碳减排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各地区碳减排目标分配应结合各地支付能力、碳汇能力、生产效率、能源结构等因素来安排。     

中国技术进步实现路径及其时空分异规律

作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的速率及其要素偏向类型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乃至其发展方式。本文基于生产前沿分析框架,构建技术进步的综合评估模型,对1996—2014年期间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实现路径及要素偏向类型的时空分异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1)在整个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的平均速率高达3.05%,不仅抵消了由技术效率降低所导致的TFP损失部分,还促进整体的生产率实现了年均近2%的增长。纵观其阶段性变化特征: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在2003年之前逐年下降,其数值由1996年的1.080降低到2003年的1.025;随后,该指数呈现波动状态,取值范围在1.006—1.030之间。(2)近20年来中国所实现的持续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于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86%);尽管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作用相对较小(仅为14%)。由此可见,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我国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3)中国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整个样本期内总体表现为资本密集-劳动节约型、能源密集-劳动节约型特征;而对于资本、能源两种要素而言,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化特征:1996—2001年期间,主要体现为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2002—2005年期间,能源密集-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逐渐盛行并占据主导地位;2006—2014年期间,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又重回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此外,受要素禀赋分布不均所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类型还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3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4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     

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绿色增长的模拟预测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15—2050年中国工业绿色增长进行模拟预测,通过对能源消耗5种情景,以及9条二氧化碳减排路径的设计,评估45种节能减排政策组合对工业潜在产出和损失的影响,以找寻节能减排的最优路径。在此基础上,模拟预测最优路径下中国工业产出增长和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变动趋势,并以绿色生产率的变化作为判断中国工业能否实现双赢发展的依据,研究表明:(1)2015—2050年间,在45种节能减排政策组合中,节能减排行为均造成工业产出的潜在损失,但由于产出增长的幅度较大,最终的增长净值为正。经过综合评价,产出增速7%、能耗增速3.8%,工业各行业在204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是最优的节能减排路径。(2)在最优节能减排路径下,全行业绿色生产率在预测周期内平均增长0.53%,共有29个分行业的绿色生产率保持增长或不出现倒退,因而中国工业绿色增长即实现双赢发展的前景可期。从绿色生产率的驱动力来看,期初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拉动,而中期过后,技术进步在不断累积、消化、吸收中开始持续释放增长效应,自2035年开始,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主要靠技术进步的推动。(3)高能耗、高排放行业更是节能减排行为的受益者,而其他行业也并非节能减排行为的受损者。相较中低能耗行业,高能耗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相较中低排放行业,高排放行业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与全行业一致,各类行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的走势也体现出前期技术进步负效应和技术效率正效应共同作用,而中后期技术进步成为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     

碳强度的双重红利: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代表性家庭、政府和八个不同行业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嵌入了碳强度、碳交易两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并基于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校准。本文通过数值分析指出我国约束全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福利损失的边际影响最小,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17%时,碳强度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影响要低于碳交易政策;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21%时,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边际损失影响要低于约束全行业的政策。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在当前碳强度约束目标下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重红利,该结论支持了环境Porter假说。双重红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碳减排政策使得资源要素使用成本上升,进而提高了劳动等低碳要素需求,使得行业之间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一步,本文给出了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方案,根据边际减排相等以实现总减排成本最小化的原理,给出了约束全行业减排的环境政策下各行业碳强度的任务分解,通过模拟计算各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政府根据行业维度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此外,本文还估计了产业需求变动、行业最终消费结构变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行业需求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技术变动等各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边际影响,深入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碳强度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识别经济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如何对碳强度的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指出我国应大力提高各项中间投入品的单位碳排放节能技术水平,这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直接的、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提高工业废气、尾气的处理技术水平,鼓励低碳部门的技术研发,鼓励企业提高资本、劳动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效率,这些对于实现我国总体的减排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IAMC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峰值目标实现路径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突出的社会、环境等多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和视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以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来推动需要得到合适的研究和试验。中国近期宣布了计划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本文将就此展开重点探讨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发展路径和排放控制目标,特别是围绕中国的排放峰值能否尽早出现和以何种水平出现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轨迹和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两方面来分析中国实现排放总量控制和峰值的可行区间和战略定位,基于IAMC模型对中国实现排放总量控制和峰值的四种路径和情景进行深入分析,并对相关条件进行审慎的检验,以提出现阶段合理的目标建议。情景结果表明,"十五五"期间是实现碳排放峰值在120亿吨和8.5吨/人左右水平的较好机会窗口,在该条件下2030年经济总量相对于常规路径累计偏移约3%,每年平均增速下降约0.2%,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依存度有可能分别超过70%和45%,非化石能源和电力的比重分别要突破20%和45%。同时,终端消费的电气化程度大幅提升,电能比接近50%,劳动和资本生产率要实现翻番,二氧化碳强度相比于2005年降低至65%以上,未来15年累计减排超过200亿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