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与我国政府治理

本文从非营利性组织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出发，分析了非营利性组织在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对非营利性组织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在完善我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发展非营利性组织的政策建议。     

气候组织

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于2004年由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先生和来自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20位商业精英和政府领袖共同发起成立。到今天已发展成为在全球最享有盛誉的专注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非政府、非营利性机构之一。发展至今,气候组织的活动和项目已涵盖应     

美国的国家公园治理模式特征及其启示

美国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 管理权与经营权分开 美国的国家公园是产权国有的自然遗产和自然状态下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为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经费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部分靠私人或财团捐赠,门票只是作为管理手段,旨在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环境NGO及其制度机理

环境NGO是政府和企业之外参预环境治理的＂第三力量＂,其活动涵盖了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环境NGO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自发性等特征,使其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制度安排,环境NGO突破了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局限,实现了环境治理制度的多样化。其作用机理在于环境利益的诉求主体明确,交易成本较低,治理结构合理等。中国环境NGO制度尚不完善,整体水平较低,亟需加以改进。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由于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及政府环境治理方式的局限,中国农村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为此,本文在分析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从政府、市场、社群组织及农民意识等角度,探讨了农村环境污染的原因,并从多中心治理视角提出了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转换政府角色,发挥市场机制的支持作用,完善社群组织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及强化农民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意识等。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创新

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空间、资源和生态服务,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生态圈内,活跃着个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等主体。生态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与各类组织的利益息息相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是社会公共组织和行动者。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在生态治理领域中,     

试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

全国范围的绿色浪潮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环保组织纷纷成立，公众以组织和个人的社会形式参与环境保护的力度、深度和频度都在大大增加。本文列述了公众参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形式，分析了政府、营利性组织（企业、公司）和第三部门（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关系，对中国环境保护第三部门的管理体制的现状和建立公众参与保护环境的机制提出了积极的设想。     

关于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职能定位的思考

<正>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出现了大量新社会组织,使我国的社会治理结构由以往的"一元治理"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治理体系。新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自治力量,是指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或者挂靠工商联,以服务政府、市场、社会为目标,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中介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随着新社会组织的快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公众参与现状及建议

公众参与是推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尽管近年公众参与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本身面临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等,公众参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研究结合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特点,在梳理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展公众参与相关工作基础上,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几点思考:一是应进一步明确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公众参与中政府与社会各方权利和责任,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治理工作;二是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综合考虑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社会参与的各种要素;三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加强交流和互动;四是应定期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和效果进行评估,使公众参与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复合主体与环境公共治理的走向——嘉兴模式的经验启示

嘉兴市在"治理"理论基础上探索出的社会复合主体组织架构,倡导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和推进协商民主,以实现对环境事务的复合治理。这种有效的组织架构,实现了环境保护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适用于嘉兴,也昭示着未来中国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     

绩效管理在地震台站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本文阐述这样一种观念：绩效管理是一个贯穿于整个管理实践的动态的行为过程而不仅仅是绩效评估行为。进而结合地震台站管理这一平台，分析公共管理领域特别是非营利组织内绩效管理流程，并提出应注意的问题。     

基于互联网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变革的主要表现研究

"互联网+"时代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可以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的网络化和智能化,进而增强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预警能力以及促进公众对环境监管的深度参与.本文重点从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三个层面阐释"互联网+"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变革的主要表现.在政府层面主要表现在通过"互联网+"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宣传和信息公开对环境危机事件进行舆论引导两个方面;在企业层面则侧重表现在开展环境信息公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开展环保宣传、强化环保理念两个方面;在社会组织层面表现在通过"互联网+"开展环保宣传、组织公益行动,促进民意表达渠道畅通、推动公众积极参与两个方面.     

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矛盾研究——以丹江口水库流域为例

根据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流域水资源及其管理现状,辨析出其主要矛盾为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矛盾。按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分级分部门水资源管理体制、水利系统内部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水利部门管理职能的交叉、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受本级政府行政领导而仅在业务上接受上级部门指导的制度,以及地方发展经济的压力,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两者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该流域水资源管理的若干建议,以确保中线调水的成功和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减污降碳协同多元共治体系需求及构建探析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阶段,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 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空气质量改善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多目标需求,仅依靠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的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将不足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目标. 结果表明:构建“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通过命令控制与非命令控制的协同实现治理方式转变,从而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 在顶层设计层面,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气污染程度及各行业污染控制措施的不同,因地制宜的制定差异化减污降碳政策;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学科融合、部门协作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科技研究,解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措施评估以及科技数据、资源共享和研究成果落地等问题;在市场方面,将自愿减排交易和更多高排放行业配额交易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强与排污权、用能权、绿色电力等环境权益交易之间的协同,强化市场手段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治理机制和手段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纽带作用,利用数字化信息系统构建第三方环境信用平台,促进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公众等关键利益方形成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研究表明,“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社会组织”多元共治模式能有效构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多元共治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科研机构、市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新需求.      

Drinking water quality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Brazil,Ecuador, and Malawi

Human health is greatly affected by inadequate access to sufficient and safe drinking water, especiall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Drinking water governance improvements may be one way to better drinking water quality. Over the past decade, many projec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dedicated to water governance; however, water governance in the drinking water sector is understudied and how to improve water governance remains unclear. We analyze drinking water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three countries – Brazil, Ecuador, and Malawi – as perceived by government, service provider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was used: a clustering model was used for country selection and qualitativ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used with direct observation in data collection. The clustering model integrated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that impact water sector performance, to group countries. Brazil, Ecuador and Malawi were selected with the model so as to represent the diversity of the clusters. This comparative case study is important because similar challenges are identified in the drinking water sectors of each country; while, the countries represent divers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s, and the case selection process provides generalizability to our results. We find that access to safe water could be improved if certain water governance challenges were addressed: coordination and data sharing between ministries that deal with drinking water services;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of water quality laws; and sufficient technical capacity to improve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water services at the local level. From an analysis of our field research, we also develop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identifies policy levers that could be used to influence governance of drinking water quality on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level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levers.     

国际旅游组织介入背景下山岳型景区治理演化路径研究

景区治理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国际旅游组织在景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以路径创造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以黄山风景区为例,构建了旅游发展的路径创造分析框架,探讨在国际旅游组织介入背景下,山岳型景区治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旅游组织介入改变了景区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为黄山风景区治理创造了新的路径,也是推动其治理模式演化的重要力量。（2）从申报主体、作用路径、涉及范围、影响内容与介入成效等5个维度具体分析,黄山风景区加入国际旅游组织后经历了三次路径创造,并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效应。（3）国际旅游组织介入对黄山风景区内部治理、毗邻社区参与治理经验输出三个方面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农村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职能研究

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以及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职能失效的原因分析,依据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和实践,重新梳理和配置地方政府的农村环境管理职能,从而探索农村环境治理的真正出路。     

亚洲环境执政理论与实践

发展中国家环境执政能力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界定环境执政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亚洲国家环境执政能力状况以解释这些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并尝试分析亚洲国家环境管理从传统手段向市场手段转变的推动因素,最后提出了亚洲国家转向环境良治的扩大和加强区域、国家和地区机构网络,促进环境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权力的下放和向地方政府的转移,增加国家立法和其他政策制定机构中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成员的比例,运用战略环境评价和战略环境管理理念,关注中小型企业遵守环境法规等政策、措施方面的建议.     

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研究

农村水环境内生治理机制是外源治理力量"嵌入"的前提和运行保障,加强农村内在要素的水环境治理参与对于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内生治理效用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农村社区成员的组织化程度还较多受到环境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细致分析时下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部结构,农户参与不足、民间组织承接能力不高、社区公共性消减和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内生秩序与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和谐共进.进一步厘清农村水环境内生治理的强化进路,可从参与渠道拓展、民间组织培育、内生秩序转型以及治理规范制定四个方面加以调整,不断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外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