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选址影响因素分析

以重庆市云阳县中湾村为例,构建了以自然条件、政策与经济条件、社会文化、土地利用4方面16次评价指标为内容的选址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影响因素权重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地形地貌、土地整治潜力、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和项目实施规模相对重要性最高,产业规划及开发条件、土地规划影响、群众意愿、土地流转政策及实现程度、水源灌溉条件、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及土地权属状况相对重要性居中,群众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内)交通条件、干群基础和村域熟人网络重要性相对较小。     

山东省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山东省17个城市的土地经济密度数据,利用变差系数、相对发展率分析等方法,初步探讨了2005—2014年山东省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动态演化格局及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土地经济密度原本较高的城市,其土地经济密度相对发展速度也较快,各城市相对发展速度呈现不同;济南和青岛的增长极效应显著,带动周边城市经济效益提升;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具体包括城市区位、城市交通状况、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土地投入等方面。     

京郊民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化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构建民俗旅游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民俗旅游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分析了京郊民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郊民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在逐步提升,空间差距不断缩小;不同民俗旅游发展水平的区县数量结构由"树棒型"变为"纺锤体"型;高水平及低水平区县均呈现出由"斑块"离散分布发展到"连片"状相对集中分布的特征,且聚集程度越来越强,分别集中于北部和南部。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和区位条件是影响民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因素。     

城市内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探讨——以唐山市乐亭县为例

城市内区域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能够反映各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为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依据。以唐山市乐亭县为例,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城市内区域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新区高于旧区、中心区高于城市边缘区的集约特性,区域问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差异巨大,城市土地利用的重点应放在已建成区土地的挖潜改造上,走内涵集约式发展道路,最大程度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益。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的调查

以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分布式认知视角寻找影响土地转出行为的因素,旨在为引导湖北省土地健康转出提供参考。基于287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受到个人因素、地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个人因素中受教育年限,文化因素中血缘情结、土地流转政策满意度、政策执行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和转出价格满意度对土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地域因素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家庭耕地总面积对土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推进农村教育、增加非农就业、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公平公正转出等相关的对策建议。     

辽宁省主体功能区主导因素研究

从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的实践出发,结合影响主导因素选择的研究区概况,对反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优势度、人口综合评价,反应区域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反应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的可利用土地资源、可利用水资源、环境容量、自然灾害危害性等多个主导因素的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下的生猪养殖区域规模调整研究

为探究生猪养殖区域规模调整问题,按照《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以氮、磷为衡量元素,分析各生猪优势产区畜禽粪污的土地承载现状,使用面板回归讨论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土地承载状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显示:4个生猪养殖优势产区存在3种不同土地承载状况,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生猪养殖协调发展工作上的努力初见成效,相关环境政策与产业发展逐渐融合,生猪市场价格是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重要引导因素,两者呈指数相关关系,经济因素、比较收益和技术条件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有同向线性影响,生产成本和交通因素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有反向线性影响,而资源禀赋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变动影响不大。建议在畜禽养殖潜力区实施"鼓励型"政策,在畜禽养殖超载区实施"规制型"政策,在畜禽养殖超载—平衡混合区实施"引导型"政策,以达到环境保护和生猪养殖和谐发展的总目标。     

农村承包经营土地流转的农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西龙湾村的调查研究

基于山东省诸城市林家村镇西龙湾村9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总体上较强烈,且农户的意愿主要受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对土地的认知、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为了提高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需要增强农户的政策意识,明确定位政府角色,构建农地流转市场等。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影响因素——成都市双流县与崇州市的实证

在对成都市农户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在耕地保护、土地承包、土地流转、接受先进技术和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识增强,农民的种植热情与土地增收期望比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强;2农户更愿意接受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方式自主性较强且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障的补偿模式;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例、是否村干部、务农身份类型、自信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与孤单程度因素的影响。     

彭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依据1992～2003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分析彭州市土地利用动态、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区域差异等变化情况。总结了引起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地形条件、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第三产业的发展、交通条件、政策因素等六个方面，并针对目前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期对彭州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玉溪市土地资源利用程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对2002-2005年玉溪市土地资源分类面积数据的变化分析,利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以及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统计了各地区土地资源利用程度在时间变化、空间分布上的特征.结果表明,玉溪市土地资源利用程度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时间变化趋势,表明人类活动对土地资源利用程度的影响在加剧,尤其表现在建设用地的增加和未利用地的减少上.各区域间以玉溪市中心城区红塔区的土地资源利用程度最高;其次为通海县,土地资源利用程度较小的为澄江、江川、华宁等地.土地资源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口密度也较大,表明受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玉溪市土地资源利用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     

长白山区生态用地破碎化演变及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土地资源破碎化现象逐步加深,严重威胁着区域生态安全、土地利用格局和人类生存环境。通过构建景观破碎度评价模型,研究了我国东北典型山区长白山区1995—2015年的生态用地破碎化程度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长白山区20年间生态用地破碎化程度降低,破碎化区域缩小,生态景观格局趋于安全。②各用地类型之间转换频繁,林地主要向草地转化。③20年来生态用地面积逐年缩小,内部类型变化幅度大于生态用地本身。④除了人类活动,城市扩张、耕地复垦等土地利用政策也是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外在因素。     

泸定县农业资源生态系统评价与决策分析

文章综合分析了影响泸定县农业生态系统因素间的关系,建立了评价与决策分析层次模型。通过层次模型判断矩阵的运算,求出各层次因素相对目标层重要性的合成权值,并在此基础上评价泸定县农业资源生态系统的效益水平和优选该系统建设决策措施实施的最佳顺次结构。     

基于经济效益的成都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

在立足供需角度分析影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因素的基础上,使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成都近年分区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成为影响到成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关键因素;成都市区县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逐年改善,距离中心城区的空间距离大小直接影响到成都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人口密度是促使土地集约利用的最重要驱力.     

垃圾焚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的定性与定量评估

对垃圾焚烧项目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评估,从项目的政策规划和审批程序、土地房屋征收方案、技术和经济方案、生态环境影响、项目建设管理、经济社会影响、安全生产与公共安全、与社会互适性以及其他共9个方面,建立评估指标体系。以某市静脉产业园为例,采用实地考察、群众调查、专家咨询和考察类似项目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识别了6个方面共10个主要风险因素,采用AHP-FCE法对某市静脉产业园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该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较大风险。     

供需驱动视角下河南省土地利用空间均衡度评价研究

供给和需求彼此空间错位,是区域空间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评价土地利用空间均衡度有利于准确识别区域土地利用状态,为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政策和制度提供依据。基于供需驱动的视角,依据空间均衡原理,以粮食主产区河南省为研究对象,选用土地利用空间均衡度模型,运用算数平均、几何平均、极值标准化、聚类分析、GIS分析等方法评估了2015年河南省土地利用空间均衡状态。结果表明,河南省18个地市中4个地市处于开发过度状态,9个地市处于相对均衡状态,5个地市处于开发不足状态;河南省土地空间均衡度空间分布从中部向四周各市发散,如"同心圆"式向外呈现出过度开发—相对均衡—开发不足的规律分布。     

中国东西部生态功能区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对比研究

研究目的是解决《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颁布后生态功能区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优化问题。研究方法选取中国东部和西部同纬度的福建南平市与贵州毕节市为实证区域,采用对比分析法、熵权法、综合评价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对比两城市土地利用历史、现状和潜力的基础上,结合两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空间布局的相似性和差异,分析了两城市土地利用的异同点,提出两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在土地利用历史进程方面,南平市和毕节市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阶段;2在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方面,南平市土地利用程度整体高于毕节市,但两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不同,南平市社会经济产出相对较高,而毕节市土地资源禀赋相对较好;3在土地利用潜力方面,两城市尤其是南平市土地强度均高出全国城市平均水平,说明潜力有限。此外,两城市结构潜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结果认为,南平市属于高密度集中型土地利用模式,而毕节市属于集中型土地利用模式。两城市土地利用的功能、空间布局以及土地利用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两城市所处的空间区位及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此在区域发展中所定位的土地开发性质也不同。     

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高度耦合协调,对于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10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度与协调度评价模型对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14年,陕西省绝大多数城市土地城市化落后于人居环境的发展水平,各城市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大。(2)各城市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耦合程度主要以拮抗阶段为主,且空间差异显著。(3)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协调度多数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出现了以西安为中心,关中平原为轴带,逐渐向南北方向扩散的趋势。(4)扭转协调程度"中心-外围"发展的现状是实现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区域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用地公平、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构建土地利用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法、变异系数法和综合评价模型对湛江市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996-2006年湛江市土地利用的用地公平性较高且变化较小，而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公平性和社会保障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明显增加；2006年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以遂溪县最高、徐闻县最低。分析了土地利用社会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