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M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探析

我国耕地资源流失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们对耕地资源的总价值认识不足,我国又未能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从而导致耕地与非农用地之间的比较效益差别。因而,给予耕地保护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是促进耕地保护的一个必要选择。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核心所在,耕地资源价值是确定补偿标准的基础。通过对耕地资源价值构成的综合分析,认为耕地资源总价值应包括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通过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内涵与实质的揭示,指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范围只应包括具有正外部性的非市场价值,即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测算出的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才能作为确定补偿标准的依据,提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计算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并以河南省汝州市为研究案例,运用CVM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     

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进展

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现实中的生态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既有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理论基础。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较为系统的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耕地价值核算、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的研究不足与未来的研究取向。研究发现:①国内对耕地价值核算的研究多沿袭国外的理论框架,且对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划分缺少一个明晰的分类体系;②耕地资源外部效益的估算方法应区别对待,且缺少不同方法与途径的比较研究;③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标准在时空分配方面的研究有待强化;④缺乏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模式与执行效率的研究。进而提出:应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实现耕地价值核算理论框架的整合,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体系、补偿标准及其运行机制方面的研究,推进CVM等价值评价方法等在资源开采矿区生态补偿及资源综合成本核算方面的应用研究。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之价值标准探讨

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为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耕地价值标准的确定因而也就成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之一.依照资源经济学观点,耕地资源价值包括耕地的商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折补价值.由于耕地资源在我国的特殊地位,使得我国耕地资源具有不同予其它自然资源的特殊价值——社会价值.本文在对土地价值理论分析和耕地价值核算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中价值标准确定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我国耕地的价值为112.68万元/hm2;由于耕地的某些功能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给予补偿,在进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时不需要对其再行补偿,经界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07.03万元/hm2.     

转型期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最佳非农转化量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作为土地中的精华——耕地资源也在农业部门和经济建设之间面临着如何分配的矛盾。如何确保耕地资源在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耕地数量的变动态势进行分析，并运用区域容许耕地转换量化模型（MAC）来确定江苏省可以允许转换的耕地的最优数量，借此来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及调控指标，为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种依据和解决思路。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进一步恶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行环境污染问责制势在必行,生态补偿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被广泛关注。流域水资源的整体性及资源外部性等特征要求上下游要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建立合理的上下游之间生态补偿标准模型,成为流域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流域生态治理为研究对象,通过上下游地方政府博弈情景设定,建立演化博弈理论模型,说明在地方政府自主选择过程中对于社会最优的环境保护(保护—补偿)策略不会达到稳定均衡状态,必须引入上级监督部门约束因子,才能确定出最优环保(保护—补偿)策略状态稳定时的惩罚金范围。基于设定模型,以太湖流域为例,建立非参数回归计量模型,通过局部线性回归的方法,计算出超标每吨化学含氧量(COD)的惩罚金额至少为1.95万元,说明在现有的1.50万元的惩罚金额下最优保护—补偿策略是非稳态均衡策略,对于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补偿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与区域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是保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实施效果的关键。针对以往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忽视耕地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不足,本文构建分区异步元胞自动机模型开展了耕地区际布局优化,并据此优化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研究中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与耕地非农化收益及耕地赤字/盈余水平脱节、难以真正起到耕地保护杠杆作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以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引入耕地非农化收益确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并根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优化结果测算区域耕地赤字/盈余水平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进行修正,以实现"以布局引导补偿,以补偿实现保护"。以全国首批"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可以在实现全区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使区域耕地非农化压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2以耕地非农化收益和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采用区域耕地赤字/盈余进行修正得到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可以起到激励耕地保护的杠杆作用;3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协调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矛盾的重要途径,能起到激励耕地保护、抑制耕地非农化的作用。     

关于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研究

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本核算法主要包括保护成本、环境成本及机会成本的核算。其中保护成本是最基础的部分,通过对保护成本的核算,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为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及之后的补偿效益评价提供合适的依据。而目前在生态补偿中对保护成本的认识和评估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保护成本为研究对象,重点从概念、核算内容及核算方法三个方面对保护成本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就保护成本核算内容、时间动态性及空间差异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核算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核算内容和指标体系,而核算内容是否科学决定了保护成本核算的准确性。确定合适的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了解程度和资料的收集、掌握情况,并且需要避免重复统计。2目前对我国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进行历史性补偿存在操作上的难度,因此,要明确保护成本的核算时间和年限。保护成本的核算方法主要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动态核算或是静态核算。一方面,保护成本是随着市场价格而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对于持续时间长的生态补偿项目,其保护成本的核算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贬值。所以,考虑资金时间效应的动态核算法能更好地反应保护成本的实际情况。3考虑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对保护成本的影响可为解决补偿标准"一刀切"提供思路。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分析

补偿标准核算是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关键环节.本文选取政策视角归纳了我国10个省份已经发布和实施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基本内容,对这些政策的补偿标准核算方法进行了分类,提出以成本和价值作为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分类的依据.结合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外政策,对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政策内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层面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建议.为了体现经济规律,同时增强生态补偿制度的激励作用,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补偿标准在污染赔偿方面需要进一步体现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在保护补偿方面需要体现水资源保护的经济价值.在未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的过程中,相关方面协商确定补偿标准的趋势将会日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量化核算和调查方法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支持作用.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推动国家层面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政策制定或规范地方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耕地保护应更多侧重对耕地保护实施主体的内在激励,因此建立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是实现我国切实保护耕地的关键环节。结合近期有关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体现、耕地保护政策损益补偿机制不健全、现行耕地保护的委托—代理机制具有较高的效率损失风险、耕地保护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上未得到有效体现、耕地资源价值核算不完善和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使得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高等六大方面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缺陷,提出了建立"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模式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对"三级三循环"耕地保护利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从建立"三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城镇居民开征耕地保护税、建立受偿农户耕地保护补偿账户体系以及加强对各级耕地保护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推进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实现切实保护耕地目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该文在分析土地市场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运用我国31省(市、区)2001 - 2008年的面板数据,估算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全国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2001-2008年间,我国土地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就能提升1.276 5亿元/Km2.进一步地将我国31省(市、区)划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成熟期和后期4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有着较大差别.工业化初期阶段省(市、区)的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最高;工业化中期、成熟期阶段的省(市、区),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显著,应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工业化后期的北京、上海、天津土地市场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系数小于零,说明体现土地资源、资产属性的土地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更加重视土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属性.     

土地督察的耕地保护效果评价

为分析土地督察的耕地保护效果,论文把这目标分解为两个问题,即土地督察制度的实施是否对减少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产生了影响;如果有显著影响,效果有多大.论文收集了1999-2007年的省级面版数据,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和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通过相关检验,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土地督察的耕地效果进行了评价.分析表明:①土地督察的确对减少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有显著影响,土地例行督察的耕地保护效果要好于土地专项督察的耕地保护效果,土地专项督察比例(每提高1%,约能减少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261 hm<'2>,例行督察比例每提高1%,约能减少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929 hm<'2>;②由于实施专项督察,2007年和2008年分别减少建设占用耕地面积32 160.52 hm<'2>和6 442.90 hm<'2>,分别占当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17.08%和3.36%;2008年由于实行了土地例行督察,减少建设占用耕地面积41 127.79 hm<'2>,约占当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21.5%;③由于实行了土地例行督察和专项督察,2007年和2008年分别减少建设占用耕地面积32 160.52 hm<'2>和47 570.70 hm<'2>,分别占当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17.08%和24.83%.     

基于TVX方法的南京市城区时空格局与地表温度的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导致生态、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区域空间格局变化与地表温度的研究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热门和重点研究课题。采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的TM遥感影像,结合GIS和RS技术研究南京市不同时期的时空分布特征、演变特征以及地表温度的变化。结果表明: 2000～2010年南京市城区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幅度较大,而耕地面积却呈显著递减趋向,水体和草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林地面积略有增长。NDVI和MNDWI均与地表温度呈负相关,通过构建TVX空间观察南京城市化进程,发现植被覆盖度持续降低,地表温度急速上升,到2010年,所有土地利用类型的聚类点的转化轨迹趋于一点,变化向量幅度是：林地>草地>水体>耕地,研究结果表明林地和水域对城市地表热环境具有强大的缓解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注重城市水域和林地的保护,同时要改善城市绿化、减少能耗和节制热源     

基于生态用地约束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

引入生态优先理念,采用碳氧平衡法分析规划目标年区域生态用地约束,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基于生态用地约束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模型,并以南通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从区域低碳经济发展及远期预留的角度出发,到2020年南通市需65.66万hm2标准生态用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后,目标年南通市耕地与林地面积分别增加27 256.59 hm2和6 640.08hm2,园地、城镇工矿及交通水利用地也有不同程度增加;而其他土地减少44 034.20 hm2,其他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及牧草地等也有所减少。结果表明,优化后南通市2020年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可达8 414.73亿元,折算后的标准生态用地面积达89.01万hm2,比2007年减少1.90万hm2,但其综合固碳释氧能力满足区域碳氧平衡的需要,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农地分配制度不是农地冲突的根本原因——基于湖北和湖南农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地冲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在—些地方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探讨农地冲突的原因有助于化解农村矛盾及构建和谐繁荣的农村社区。本文利用笔者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收集到的数据,应用Log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分配制度、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差距和人力资本等可能引起农地冲突的因素的影响。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农地分配制度是农地冲突的显著诱因,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地在改革初期是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其后的调整大多也是经农民自主协商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明显不满,因而也就没有成为农地冲突的诱因。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差距和家庭人力资本对农地冲突的影响显著,非农就业收入越低,其差距越小,家庭人力资本越多,农地冲突发生的概率越大,是农地冲突的主要诱因。这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越少,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家庭收入的隧道效应越弱,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大,农地就越重要,农地冲突越容易发生;家庭男性成员越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在打架斗殴和上访诉讼中越占优势,农地冲突也越容易爆发。因此,为了减少农地冲突,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限制丛林行为。     

土地督察对土地违法的遏制效应评价

选择当年发生土地违法案件数和当年发生土地违法涉案面积作为主要表征指标,收集了2002-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土地督察对土地违法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论文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和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通过相关检验,最后选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土地督察的违法遏制效果进行了评价。分析表明:①土地督察的确对减少土地违法有显著影响,土地例行督察覆盖度每提高1%,可能减少土地违法案件92件,可能使土地违法涉案面积减少约2.18%;②若对某省份实施了专项督察,则可能减少土地违法案件7件,可能使土地违法涉案面积减少31.11%;③由于实行了土地例行督察和专项督察,可能使2007-2009年的土地违法案件分别少发生84件、3 473件和12 500件,土地违法涉案面积分别少发生2 314.13 hm2、1 919.75 hm2和3 046.57 hm2。     

农地外部效益内在化与农地城市流转控制

农地比较效益低下，但具有显著的外部效益，不考虑外部效益的农地城市流转个体决策与考虑外部效益的社会决策不一致是实行农地保护的重要依据，其政策失灵部分在于保护区农民无偿提供外部效益而缺乏保护诱因，改进思路是在运用强制性管理手段的同时，农地外部效益经济内在化。提高农地效益．具体运作包括保证农民事有较大决策权、全面评价农地效益、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保护区农民并支付农地保护补偿专项基金以及使保护区获得更多的公平发展等。     

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改变。可定量评价土地利用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基于1995年和200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应用谢高地等人制定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估算了科尔沁沙地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改变。结果表明。从1995—2000年5年间。科尔沁沙地的耕地增加4．87％。林地减少2．25％。草地减少0．03％．水域减少1．32％．湿地增加0．54％，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减少3．21％。未利用地减少8．83％；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很大．表现为大部分旗县仍维持着毁林毁草开荒的不合理土地利用活动。科尔沁沙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1995年的1463．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1467．36亿元。净增加值为3．69亿元，增幅为0．25％；其增加值并非因耕地面积增大所产生．而是个别旗县的大面积沙荒地得到有效治理所致。     

不同利用类型土地投入产出效率的比较分析——以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为例

以1990-2005年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数据为基础,运用C-D生产函数和概率优势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既定的条件下,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差异,耕地数量每增长1%,耕地产出增长0.297%;工业用地数量每增长1%.工业用地产出增长0.392%.但土地产出效率的差异,主要是由单位±地上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的差异引起,并且某一利用类型土地产出效率的优势也只是一定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意味羞工业用地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单纯地以耕地减少为代价.因此,保持不同类型土地数量的平衡,以资本和技术投入代替土地数量投入,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国家土地管理权对农地产权的影响

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家及其土地管理权的行使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基本结论是:国家对农村土地实行管理是必要的,因而农地产权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影响。我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对农地产权的管理方式既不规范,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使农地产权残缺不全,不利于其经济效益的发挥和维护农民的权益。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改革,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