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eta回归方法的中国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再评估

在综合国内若干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实例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转移数据库和相应的Meta回归分析模型,对价值转移评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对该模型的样本外价值转移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平均价值为5.868 万元/hm2·a,按照价值高低排序依次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保育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净化大气环境＞森林游憩＞积累营养物质,且总体呈现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区位分布特征;(2)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方法、类型因素,城市的区位、人口、经济因素和研究区面积因素都是影响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的主要因素;(3)所构建的Meta价值转移模型的样本外价值转移的平均转移误差为18.54％,用于研究样本外价值转移估计的有效性较好.     

基于信息熵的武汉市城市生态系统演化分析研究

基于信息熵的分析方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武汉市2000~2010年城市生态系统发展为例,通过计算城市生态系统输入-输出熵流、代谢熵产生和系统总熵变,分析系统演化发展规律及原因;分别采用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评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将其进行指数化表征。分析结果表明：近11 a内系统熵流和总熵总体是呈现振荡式下降趋势,而熵产生先升后降,武汉市总体不断向着健康、有序方向发展,但有序度不稳定;近年来协调发展度和综合发展度二者保持同时增长,说明武汉市城市生态系统不断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但武汉市目前仍处于初级协调发展水平     

基于生命力指数与集对分析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鉴于城市生态系统的生命特征,引入城市生命体概念,构建包括生产力、生活态、生态势和生机度的城市生命力指数,分别针对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自然子系统及生态调控子系统来综合反映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引入集对分析这种不确定理论与方法,在充分考虑城市生态系统健康不确定性与相对性的基础上,构造各被评价城市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开展城市生态系统相对健康状况比较研究,以促进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利用基于集对分析的城市生命力指数综合评价模型及信急熵权重,比较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16个城市2005年的生命力指数相对状况,结果表明:2005年,厦门、上海、北京、青岛等城市的生命力指数处于被评价城市中相对较高等级,即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优;而重庆、西安、银川、哈尔滨、成都等城市处于相对较低等级,即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劣.     

基于灰色层次分析法的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

城市复合产韭生态系统是以人为主体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成就.然而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环境问题,造成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不协调.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学术上对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的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做出正确的分析评价,以有助于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现有评价多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但是存在无法科学确立隶属函数的问题.针对这一特点,本文提出了基于灰色层次分析的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综合效率评价方法,并以大连市为案例研究区,从产业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方面做了综合评价.从结果来看,大连市城市复合产业生态系统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为二级,即良好.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节能减排,以提高系统的总体绩效,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三赢.     

基于ecopath模型对滆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定量分析

根据2010年对江苏滆湖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数据,采用Ecopath with Ecosim软件构建了滆湖生态系统的物质平衡ecopath模型,以期为在滆湖进行生态修复提供支持和指导。ecopath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滆湖生态系统包含7个营养级,各功能组的有效营养级范围为1~3691,其营养物质流动主要发生在前4个营养级,占总流量的998%。系统总生产量为1 974.82 t/km2〖DK〗·a,总流量为8 562.544 t/km2〖DK〗·a,联结指数、系统杂食系数、Finn’s循环指数以及Finn’s平均路径长度分别为0219、0189、799和2841;生产量/呼吸量、生产量/生物量分别为2189和3509;平均捕捞营养级为256。食物链以开始于藻类的牧食食物链和开始于碎屑的碎屑食物链为主,系统总能量转换效率为64%。与滆湖1986～1989年的ecopath模型相比较,滆湖生态系统的总流量减小,r 对策者在系统中所占比例增加,K 对策者在系统中所占比例减小,根据Odum对成熟生态系统的描述,滆湖目前正处于退化演变过程中     

城市生态系统近自然型恢复的理论与实践

近自然森林理念源于日本著名生态学家宫胁昭(A Miyawaki)教授提出的"环境保护林"概念.所谓近自然森林,是以生态学群落演替和潜在自然植被理论为基础,选择当地乡土树种,应用容器育苗等"模拟自然"的技术和手法,通过人工营造与后期植物自然生长的完美结合,超常速、低造价地建造以地带性森林类型为目标的、群落结构完整、物种多样性丰富、生物量高、趋于稳定状态、后期完全遵循自然循环规律的"少人工管理型"森林. 进一步可概括定义为:以后期自然生长为主,应用"模拟自然"的手法所营造的,在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上与区域自然森林相近的人工森林.     

城市创新能够驱散雾霾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检验

中国多城市群大范围持续遭遇雾霾等空气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健康,同时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源泉,是治理城市雾霾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PM_2.5浓度、创新等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在同时考虑空间横向维度及时间纵向维度下就中国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从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动态效应、作用距离阈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②中国城市创新具有积极的减霾作用。从横向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存在一定的有效距离阈值。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减霾效应整体存在边际递减态势。③交通便利化及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效抑制了城市雾霾污染的加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是城市雾霾污染加剧的一大诱因。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在城市雾霾治理过程中应实施科学规划,布局联防联控。防止城市"单边"治霾努力成果被周边城市的"泄漏效应"所削减;聚集创新要素,打造创新型城市引擎。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创新竞争、合作机制,创新重塑城市群发展模式以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考虑到城市创新对于雾霾治理红利存在边际递减态势,除上述减霾渠道外,治霾政策仍需坚持从源头着手,优化产业、能源结构,促进能效、路效提高,最终成就美丽城市。     

兼顾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需求强度的城市生态用地重要性评价——以长沙市为例

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矛盾由来已久,科学评价生态用地的重要性,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引导城市有序扩张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用地的重要性不仅由生态用地自身的生态系统功能决定,同时受到人类生态需求强度的影响。选取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户外休闲需求和生态用地稀缺度等指标,以长沙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构建了兼顾生态系统功能和区域生态需求强度的生态用地重要性评价模型,进行了生态用地重要性评价。其中,生态系统功能通过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量化,区域生态需求强度通过户外休闲需求和生态用地稀缺度量化。实验结果表明：长沙市中心城区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极重要生态用地主要由大面积集中连片的森林、重要饮水源地和高质量的耕地构成,既包括城市外围提供生态屏障的大块生态用地,同时包括人口稠密城市建成区内的湿地、河流等小面积生态用地。与传统评价模型相比,构建的模型能够体现人类需求的影响,结果更符合人们的实际生态需要。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城市是幸福的“围城”吗?——基于CGSS数据对中国城乡幸福悖论的一种解释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差距不断扩大,但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本文将这种悖论式的事实置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之中,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城乡幸福悖论主要源于城乡居民不同的主观心态: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个体特征等相关变量之后,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村居民更幸福,然而,一旦加入城乡居民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等主观心态,城市居民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另一方面,如果控制包括主观心态在内的其他条件,在那些绝对收入超过16 013.7元的居民中,农村居民幸福感要强于城市居民;当绝对收入低于16 013.7元时,城市居民仍然比农村居民幸福。分析结果启示我们,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都只是发展的路径而非发展目的,城市化进程有可能是建造"幸福围城"的过程,从而违背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初衷。就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城市化也不是发展的唯一路径,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在农村同样能增强人们的福祉。     

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对土地开发、土地收入与城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未能揭示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尤其是没有区分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土地开发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包括土地开发收入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反映土地收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285个城市2000—2010年以及2011—2013年的差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收入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2000—2010年间,土地出让收入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城区GDP将增长3.09标准单位,其中土地开发收入的直接影响为0.35标准单位,间接影响为2.74标准单位。土地开发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集聚和常住人口吸引力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直接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吸引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吸引常住人口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开发收入对城市GD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