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本文介绍和分析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因及根据不同的信息使用者披露的不同内容和采用不同的披露方式。     

企业环境信息自愿披露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环境信息自愿公开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环境信息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有着明显的区别;通过法律责任的设置,保证企业自愿披露的环境信息的质量;运用各种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建立企业环境信息自愿披露的健康机制。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市场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基于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以2010—2019年我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能源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能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②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③市场化程度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增强作用。④市场化程度对非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⑤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提高预期现金流量,形成影响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     

媒体报道、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在中国经济和媒体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面临新的社会背景。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以2016年沪深A股八大重污染行业的31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报道与政府监管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其中,媒体类型既考虑了传统纸媒,也考虑了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政府监管方面采用2014年调整后的PITI指数对监管力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数量越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越丰富,但并不能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影响,而媒体报道的数量对其影响较弱;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随着地方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下降,导致政府监管在媒体监督企业环境信息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研究表明,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化进程的大力推进,环境制度约束相对舆论监督,在企业信息披露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本文选取264家母公司属环保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样本企业在2016年年报、2017年半年报及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等定期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对照上市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与规范,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合规性进行评估。评估认为:上市公司通过定期报告披露环境信息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有所进步,但距离基本的形式上合规披露仍有显著差距,信息披露的全面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更远远不能满足强化环保监管与优化资本市场的目标本意与政策需求。基于上述评估结果与发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制定管理办法与技术导则、提升政策层级与规范披露标准,强化部门协作等政策建议。     

于GRI体系的机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机场作为民航运输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肩负着服务区域经济的重要使命,同时也面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形象窗口,机场上市公司具有披露环境信息的义务与责任。在充分研究国内机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背景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四版）及机场运营者行业补充（GRI-AOSS）构建了适用于我国机场的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公开数据对国内6家机场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我国机场环境信息披露程度较低,存在内容简单、量化不足、质量下降等问题。机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亟待在法律法规层面进行系统规范。建议借鉴GRI等相关国际标准及成功经验,制定适用于我国的科学可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和制度体系。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研究

建立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促进我国企业实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讨论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范围、披露形式、周期安排等规范选择问题，并就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运行管理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将引导上市公司建立环境信誉，促进我国的环境管理走上科学化、经济化和信息化的轨道。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调查研究——基于公司高管的访谈

上市公司高管态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产生重要影响。为充分了解企业高管如何看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涉及的环境信息沟通、披露制度、能力建设等多方面问题，本文对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16家上市公司高管进行访谈调研。研究发现，多数高管视社会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的环境信息需求为较大的潜在风险，非强制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的主要原因，企业重视环保投资但信息公开能力建设不足，环境信息公开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弱。本文提出编写环境信息公开指南及实施细则，提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能力建设，拓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奖励形式等建议。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障碍及对策

针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分析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环境信息计量、成本分配、环境会计准则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借鉴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从健全环境会计法规、形成合理的环境价格体系、加强环境会计的社会和政府监督等方面消除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障碍的措施。     

环境管制和实际控制人特征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以深交所化工制造业企业2015-2019年数据为例

以深交所化工制造业企业2015—2019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环境管制强度和实际控制人特征两方面入手,研究二者对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同一行业中不同企业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差异较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环境管制强度正相关,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比例负相关.     

高管薪酬激励、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环境绩效——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

以2015—2020年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高管薪酬激励有利于环境绩效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充当中介。②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存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不低于0.292时,高管薪酬激励才显著促进环境绩效;当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超过0.458时,促进作用得到强化。③高管薪酬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成立,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作用只在东部地区显著。④相较于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只在重度污染行业企业中显著,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充当中介。     

矿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效性研究CSSCI

针对环境信息披露与环保治理效果脱节的问题,从信息规范性、决策有用性和治理有效性三个层级建立了环境信息披露有效性概念框架。以生态环境改善为最终目标,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有效性评价体系,确定多级赋值与加权汇总相结合的评分模式。以中国A股矿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统计发现多数矿业公司的有效性得分处于低分段,通过独立报告披露环境信息的比例偏低,对资源使用及环境污染类生态信息披露不足,存在选择性披露提升环保形象的正面信息,忽略了负面信息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矿业企业整体环境信息披露有效性偏低,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无法反映生态改善效果,企业仍然存在不披露或模糊披露的现象。     

推动环境信息披露能改善投资效率吗？

落实企业环境责任,推动环境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本文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刻画,基于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对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不足,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环境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高等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因此提出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监管压力,确保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化诱致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动力,让市场形成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强需求,促使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我国油气企业环境会计核算及信息披露的探讨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油气企业同时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体之一。因此,建立油气企业环境会计制度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针对我国油气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应用现状,运用环境会计基本理论,对企业环境会计核算方法及信息传播模式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油气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实施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推动油气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发展。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与政府监管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企业与消费者、投资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真实的企业环境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的必要前提,所以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愿意公开真实的环境信息,但同时也会使不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有动机公开虚假的环境信息以谋取额外收益,进而导致企业环境信息的信号传递失效。针对此问题,本文考虑了相关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构建了企业是否真实公开环境信息与政府监管行为交互的演化模型,分析了不同参数的变化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并通过数值实验模拟了不同初始状态和参数设置下的系统演化过程,得出了一定的结论。研究表明:初始状态时的政府监管概率、政府的监管成本、对企业公开虚假环境信息的惩罚、政府选择监管策略的收益、企业真实公开环境信息的收益和企业的伪装效果系数对系统的演化结果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政策手段对这些参数进行调控可以引导系统向良好模式演化,使企业公开真实的环境信息,达到环境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     

制度建设常态化——环境信息公开下一站

2009-2010年度,中国113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水平总体上继续提升,部分城市的公开状况明显改进。但环境信息公开的进展还不均衡,呈现出一定的分化趋势。政府层面的信息公开与企业公开数据的缺失,成为最突出与最薄弱的两大环节。信息公开要走上常态化之路,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是中国顺理成章的选择。     

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管理实践与对策

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环境管理辅助手段,深圳市立足城市之先,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管理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存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以提高公民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落实水平为目标,从观念、立法、技术指引和参与形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管理实践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环境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环境信息是环境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环境信息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本文详细介绍了环境信息的分类、环境信息资源管理、环境信息资源规划、环境信息标准化等问题，提出了环境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外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综述

迄今,西方社会早已迈过严重污染阶段(如雾霾),环境责任承担(CER)几乎成为跨国企业的标准范式,全面回顾国外CER研究对深处环境危机中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回顾了国外学术界从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战略管理、环境行为及环境绩效视角的CER研究,归纳总结了CER概念主张及维度测量。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市场状况、产业现状、利益相关者等是促成企业CER行动的外部因素,而企业规模、发展战略、治理结构以及技术条件等是制约CER行动的内部因素,内外多种因素的整合作用决定企业CER行为。此外,研究还发现,CER可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技术能力等,还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良好声誉和改善品牌形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帮助企业建构可持续竞争优势,甚至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本文展望了CER研究的全球本土化、创新性、实务性以及中小企业化等发展方向,并分析探讨了国外CER研究对中国本土研究和CER实务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