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经济能源约束下的大气污染问题及对区域协作的启示

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空气质量改善逐渐进入瓶颈期和攻坚期,大气污染治理战略需要从宏观层面系统谋划。本文系统分析了近10年来长三角区域经济、能源、产业、交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结合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水平的演变,分析了大气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合当前区域空气污染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经济能源交通结构的内在差别,识别了大气污染的区内差异特征及关键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交通结构优化、分区施策、深化治理等角度,为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持续改善大气污染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河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

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运用协整分析与状态空间模型对1980—2012年河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当能源消费总量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03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两者之间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相互依赖,断然采取保守型的能源政策可能会对河北省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处于较高水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受经济结构影响较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省应从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能源结构优化升级两方面着力,在制定经济增长与能源政策时,必须在协同发展的框架下考虑两者间的相互依赖。     

“双碳”目标指引新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变革意义。当前,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提出了碳中和愿景,覆盖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总量的70%以上。未来,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将掀起一场新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浪潮,先进低碳零碳技术将成为全球新的主导标准,低碳零碳产业体系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新的核心竞争力,贸易和投资领域低碳零碳化的要求已初现端倪,围绕碳中和将出现一大批新的国际规则。在向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认识水平、治理能力、技术和产业转型深度等将进一步重塑各国和区域经济竞争格局。实现碳中和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深度脱钩,这需要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等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充分把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生态优化等方面的重大机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完善研究

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是解决长三角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的实质在于打破传统属地管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政管辖权的共享。目前,长三角区域在建立区域合作机构、开展环境合作活动、统一环境执法依据等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依然存在执法主体不规范、执法权限不充分、执法依据不统一等问题。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所采取的横向府际协同模式以及统一执法与联合执法相结合的模式具有一定优势,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未来需要规范联合执法队伍的组建,通过区域合作和中央批准的方式建立联合执法队伍并对执法主体进行明确授权,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监督协调作用,以及通过分区域、分行业、分时段的方式逐渐统一执法依据。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实证分析了区域财政自主能力作用于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自主能力影响碳经济绩效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在高分权地区,财政自主能力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碳经济绩效的增长;在低分权地区,财政自主能力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并对碳经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省（区、市）域,财政自主能力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碳经济绩效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结论能够对地方政府从自身财政自主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经济增长的能源约束与解约束

我国正面临着不断趋紧的能源约束,主要表现在发展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国际政治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能耗进一步增长的正当性的逐步消失;而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从发达国家应对能源约束的经验看,解约束能力的核心在于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的培育和积累,改变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提高知识、技术和资本等对能源的替代能力。我国应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节俭的发展和制度创新,以从根本上缓解能源的约束。     

河北省大气污染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不利的地理气象条件,产业、能源结构不合理,汽车尾气超标排放,城市扬尘严重,法规不健全及群众环保意识薄弱导致了河北省连续出现大范围、重污染、持续时间长的雾霾天气。为此,河北省采取了削减煤炭消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控制机动车污染、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等治理措施。目前河北省治污仍面临着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变历时长,资金和环境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人员安置难等困难,建议通过实施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规划,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争取更多资源和资金支持来进一步提升治理效果。     

中国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决策优化方法研究

工业是当前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行业,而工业园区作为工业集聚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关注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具体方案,致力于通过仿真模拟的方法提出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的方向和优化路径,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以3E系统(经济—环境—能源)为基础,综合分析工业园区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并结合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生态化发展决策模型,通过最优化动态模拟方法开展趋势预测和路径研究。通过辛集工业园区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对其生态化发展路径进行深入研究,验证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能够为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提供实践指导。本文为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规划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为制定合理有效的工业园区综合战略和实施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新常态下的“十三五”环境压力预测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将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态"的发展特征,本文基于中长期环境经济预测模型定量测算了2020年我国社会经济、能源和水资源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趋势和特征。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总量增长将趋缓,新增消耗量进入涨幅收窄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将从源头上减轻新增污染减排的压力,主要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将进入高位平台期,排放强度将呈现高位回落。     

我国区域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影响机制——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政府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率问题日益得到重视。本文从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视角入手,以全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3—2015年各省级区域的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地区间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差异性较为显著。中部、西部空气污染治理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东部和东北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则上升比较平稳。②政策规划、碳源、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治理投入表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其中碳源对空气污染治理效率影响显著,而以碳为首的能源消费结构则主要对中部和西部空气污染治理效率产生影响。落后地区政府应注重产业升级,财政上应对碳税等税目进行征收,产业上应鼓励企业创新,并对落后企业进行倒逼升级。     

中国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面板空间计量方法

探究沿海城市化推进与海洋污染间的关系对沿海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沿海46个地级市的海洋污染物浓度数据和遥感所得的夜间灯光亮度数据，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技术从深度推进和广度推进两方面系统考察了沿海城市化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以紧凑集约为特征的城市化深度推进与海洋污染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U形”关系，而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城市化广度推进只会单纯地加剧海洋污染。城市化深度推进会通过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海洋污染产生积极影响，而城市化广度推进过程中所带来的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加剧海洋污染，此外产业结构和绿色技术未能转型升级也是城市扩张加剧海洋污染的关键因素所在。本研究提出在海洋环境管理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海洋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二是应注重城市的紧凑集约化发展，发挥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影响；三是需推进海洋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污染的脱钩。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提高土壤环境管理成效:推进三大环境要素协同治理

经过长期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实践,各地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工程和管理经验,但随着土壤污染问题的日益凸显,三大环境要素质量如何整体提升、确保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持续发挥、满足人民群众对环境产品的需求,成为各级政府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需要正视和亟待破解的一个难题。本文在系统分析当前环境污染以单要素为主线实施治理的总体思路所面临困境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区域统筹考量,从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三个方面,提出推进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为国家出台土壤环境管理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区域环境质量整体改善提供参考。     

新形势下我国环境管理与改革取向

在"十三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下,环境管理机遇和挑战并存。污染欠账多、污染随着产业转移、政策执行走样、排污收费覆盖面窄、收取率低等,制约环境管理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形势的十分严峻性,以及对污染治理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当有一个清醒认识。扭转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状况,满足城乡居民日益高涨的环境诉求,必须调整环境管理思路,加快改革步伐,扭转环境保护"弱势"格局,厘清环境管理、环境事业和环境市场之间的关系,形成以排污许可证为依据的管理主线、以环境标准为准绳的倒逼机制,以环境司法裁定为常态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守法、企业自觉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氛围。     

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基于环境保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气环境整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如何防治大气污染成为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的问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效果并在治理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为环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难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较好地了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抓住了完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核心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共治性以及有效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突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在切实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下,兰州市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运用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同时还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得治理模式更为科学与民主。     

Review and challenges of polic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ual task of developing its national economy and protecting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1980s, China's polici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ve experienced five changes: (1) progression from th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basic state policy to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2) changing focus from pollution control to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qually; (3) shifting from end-of-pipe treatment to source control; (4) moving from point source treatment to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5) a turn away from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based approaches and towards a legal means and economic instruments-based approach. Since 1992, China has set d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basic national strategy. Howev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China have continued to be serious problems and have inflicted great damage on the economy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critical juncture for China's efforts towards sustaining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nsify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orts, and curbing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polici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be of primary importance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the world. Realizing a completely well-off society by the year 2020 is seen as a crucial task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n important goal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 however, attaining it would require a four-fold increase over China's year 2000 GDP. Therefore, speeding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major mission during the next two decades and doing so will bring great challenges in controlling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taking a critic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icy, we try to determine how best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in order t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xamples of important measures includ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reform of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industry,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管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全球视角从总结借鉴国际上主要国家城镇化过程、模式以及在此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经验入手,从科学规划、科技发展、法律制度、公众参与等方面总结国外经验,并从构建空间治理体系、治理环境突出问题、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公众参与力度等方面探索构建我国新型城镇体系下生态环境管治的策略方案。     

新型城镇化发展下的生态环境管治策略探析

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特点。在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城乡耦合系统理论,提出通过城镇规模和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提升生态环境管治。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本文认为新型城镇体系下的生态环境管治应基于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努力夯实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约束的先导作用,并通过实施有效的城镇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管治策略、提升生态环境空间管治效率、构建政企民共同参与的新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措施来提升生态环境管治能力。     

基于SML指数的环境回弹效应分析：模型与测算

本文通过搭建环境回弹效应理论框架,采用熵权法构造各地区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利用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定量评估了1999—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回弹效应,识别了环境回弹效应时序演变和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探究环境回弹效应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均值集中在-13.23%~29.63%,全国平均环境回弹效应为10.42%,实际减污率仅为65.74%;时序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与技术进步有部分相关性,但存在滞后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主要的异质性来源;空间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的区域差异显著,但具有空间相关性,地理因素在解释环境回弹效应的影响因素中不容忽视;全局自相关检验表明2006—2011年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呈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建议进一步挖掘环境降污空间,加快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注区域协同减排,是改善污染治理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