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NPP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较为敏感。该研究引入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和探讨了2000～2015年青藏高原NPP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机理,并定量区分了NPP变化过程中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相对作用。结果发现:(1)2000～2015年,青藏高原NPP年均值总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在年际变化方面,近16年青藏高原不同生态子区的NPP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2)近16年青藏高原NPP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移动,表明西南部NPP在增量和增速上大于东北部。(3)NPP与降水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中部、青藏高原东南部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中下游,而NPP与气温显著相关的区域主要位于藏南地区、横断山区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北部。(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青藏高原NPP变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在空间上呈现"四线-五区"的格局。研究成果可为揭示青藏高原区域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     

岷江径流变化特征及其对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响应

依据1961~2003年水文气象资料,运用Mann Kendall检验和线性倾向估计方法进行了岷江年径流、青藏高原年气温与年降水长期变化特征分析及其变化趋势显著性检验,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了岷江径流变化与青藏高原气温和降水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在青藏高原年平均气温显著升高而年降水略有增加但不显著的气候环境下,岷江径流量总体呈减少的变化趋势,年变化率分别为上游紫坪铺站-2619 0 m3/s、下游高场站-6538 5m3/s,其中紫坪铺站径流减少趋势十分显著,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信度检验;从季节变化上看,岷江径流减少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而以春季变化最少;从时间变化特性看,在60~80年代,岷江年径流呈现出年代际的周期性波动变化。(2)岷江径流随青藏高原平均气温的升高而减小;青藏高原降水与岷江径流间的相关性在上下游及季节上则表现不同,与春季径流的相关性最强,与上游紫坪铺站径流具有弱负相关性,而与下游高场站径流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岷江径流变化对青藏高原气温和降水变化在时间响应上还表现出季节上的滞后性。     

青藏高原的隆起对中国沙漠与沙漠化时空格局的影响

本文指出,中国沙漠与沙漠化分布呈“V”型格局,而青藏高原的隆起对中国沙漠与沙漠化格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青藏高原的隆起为中国沙漠与沙漠化的形成创造了丰富的沙地基质,促进了我国东南季风的形成及其他相应的气候变化,气候的变化直接的影响了我国地质时期沙漠的形成,并且通过影响我国北方早期人类活动的集聚格局间接影响了我国历史时期沙漠化的发展。     

自然资源禀赋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多尺度考察

通过对单体区域在时间序列上的分析和对多个区域面板数据集综合水平的横向比较，本文在多个尺度上验证了自然资源禀赋在区域城市化过程的“资源诅咒”假说，并且通过在省际层面上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理论检验，也得出“资源诅咒”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的结论。文章还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自然资源产生限制作用的作用机理。认为这种效应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城市化动力机制和“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在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研究表明:沙尘暴成因与太阳黑子有密切关系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通过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北方沙尘暴呈增加之势，主要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变长、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减弱等原因有关：     

青藏高原人口分布与环境关系的定量研究

本文利用GIS工具定量地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分布与海拔高度、土地利用、道路网、河流水系等环境因素的关系以及人口密度与居民点密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客观存在的关系是进行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青藏高原人口分布与其它地区人口分布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撷要

《淮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采取系统科学的方法，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淮河流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既是中国水利事业步入“大水利”举措的尝试，也弥补了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大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足，对于其他大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试论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公平性

以对“人地关系”、“发展内涵”和“人的位置”等的系统认识为理性基础．所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观．非常强调公平性。经典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对“公平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时间维度上的代际公平。我们从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理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认为公平性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代际公平．而且是空间维度上的地域公平和群际公平。就地域公平而言．我们认为．它不仅包括相关地域的公平性而且包括次级地域的公平性和背景地域的公平性。地域公平性的这样的理论认识。在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将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腹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受全球变暖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呈现出暖干化趋势。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对高原腹地植被生长具有消极意义，导致该区牧草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加，更加重了资源环境与经济（牧业经济）发展的对立。本文对受气候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青藏高原腹地高寒草地逆行演替的原因及方式进行了分析。在些基础上，对气候暖干化模式下可持续的利用高寒草地资源提出了建议。     

青藏高原年日照时数的年代际变化趋势

利用1961~2007年青藏高原68个气象台站日照时数观测资料,通过统计方法分析了近47 a来青藏高原年日照时数的年代际变化趋势,得到以下几点初步认识：青藏高原年日照时数整体上呈现自东南向西北增加的特点,并且其空间变化趋势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青藏高原东南部、西藏中部和西藏西南部以及青海北部地区年日照时数减少较为明显,高原西部、西藏中东部地区和青海南部年日照时数呈增加趋势;近47 a来青藏高原年日照时数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年日照时数增加区和减少区分别存在12.1和21.1 a左右的时间尺度;增加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年日照时数处于偏多阶段, 90年代至21世纪初日照时数呈明显的减少趋势;减少区则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年日照时数有所增加, 90年代日照时数开始急剧减少,21世纪初达到最低值。各年代之间年日照时数变化特点同样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季风形成与长江流域的季风文化

由于深受季风环流的影响,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均可称之为“季风文化”。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延绵不绝。东亚季风的形成是中国环境演变的关键事件,它是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特别是青藏高原的隆起而形成和强化的。在长江流域,随着东亚季风的建立,原有行星风系的环流形势被季风环流所取代,从而避免了全年受单一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因此,当地球相同纬度位置上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备受“副高”沙漠的袭击、使其古老文明遭到枯萎或夭折时,长江流域却因夏季风的吹拂,获得了降水的主要水汽来源,从而显得生机勃勃,其古老文明虽历经沧桑,仍不断发扬光大,且高峰迭起,一直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四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森林是我国三大林区之一“青藏高原东部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的森林植被是维系长江流域生态平衡的主要天然屏障。本区森林资源能否持续发展整关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通过对四川森林资源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四川森林资源丰富，具很高的生物多样性，发展潜力大，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但天然林多、人工林少、林地土中退化严重，资源分布不均，树种单一，森林结构不合理，引种与林副产品的开发也存在许多问题，经济、生态效益差，也是森林植被生态系统的脆弱区之一。要促进该省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其生物多样性，发挥潜力，增强生态屏障作用，必须走以保护为主，多渠道开发，经济与生态效益并重的综合发展之路。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

从减少城市污染排放和提高城市能源效率的双重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研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并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减排”与“增效”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现递增态势，区域发展差距日益缩小。在空间演化格局上，先行区发展从“零星式”分布演化为“多点式”覆盖，围绕先行区分布的推进区数量逐渐增多，并与先行区形成“组团式”发展格局。(2)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减少城市约4%的污染排放，提升城市约9%的能源效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该结论仍然成立。(3)不同的地理区位、行政级别和资源禀赋，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影响不同。其中，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仅增效，不减排”，非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既减排，又增效”。(4)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发展“减排”与“增效”的中介机制，人力资本仅是数字经济发展“增效”的中介机制。(5)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本地区“减排”与“增效...     

我国企业组织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企业组织空间结构理论，探讨了我国企业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途径，认为我国企业组织应注重企业经济适度高速增长，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企业组织层面”和“地域企业层面”上进行“纵向”和“横向”实施的途径。     

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肩负着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使命。掌握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基于IPCC系数计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情况，利用空间自相关对其进行时空格局分布的研究，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区位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并揭示原因。结果显示：2008～2018年碳排总量呈放缓态势，其重心逐年向中西部迁移；10a间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碳排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及集聚性，且相关性呈波动下降趋势；碳排放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影响大小为：人均用电量<人口数量<建设用地<产业结构，在空间格局上，建设用地和人均用电量的影响程度均向东偏移，产业结构和人口数量的空间格局基本稳定。研究结果表明，应从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合理规划建设用地、优化人口空间格局和谋划新能源发电等领域进一步加快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双碳”目标。     

从"庇古税"到"科思定理":经济学进步了多少

毋庸置疑，自经济学产生尤其是20世纪以来，经济学所取得的进步比任何别的社会科学都要大。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由此，经济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一个没有“飞跃”的社会里，经济思想即便有所进步和发展．也只能体现在“量”上和发展程度上。就是说，只要经济学所依赖的经济形态没有变化，便不会出现真正意义的“革命”。     

国内外环境安全研究进展述评

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和恶化而对人类社会构成的安全层次上的威胁。本文研究的目标是从整体上描绘当前环境安全研究的大致轮廓和发展前景。本文将当前国内外环境安全研究划分为三种视角并分别进行了述评：①“传统安全视角”：从传统安全的视角研究环境问题对传统安全的影响;②“狭义环境安全视角”：从安全的视角研究日益恶化的狭义环境问题：③“广义环境安全视角”：从安全的视角研究生态、资源、灾害等领域的广义环境问题。通过比较和评论,认为“狭义环境安全视角”研究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继续生存还是自我毁灭”的“新生存安全问题”,揭示了环境安全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前景。就目前研究而言。在探讨环境安全基本理论和科学问题的同时。应注重加强在国家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突发环境安全事件等领域的技术方法、案例的应用型研究。     

长江经济带“旅游+”复合系统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基尼系数、引力模型等，测算2010~2017年省域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维“旅游+”复合系统协同程度，并构建“经济带-流域-省域”多尺度分析框架，解析其空间差异的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各产业发展尚不充分，均表现为东北相对优势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中科技创新均衡化相对滞后于其他三者；（2）协同度整体呈缓慢提升态势，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趋势分布，且格局较为稳定；与下游相比，中上游协同度出现“断崖式”下跌，平均存在2~3年“时滞”；（3）长江经济带协同程度的区域差异渐趋缓和，按下中上游划分，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流域间的交错程度较高；（4）空间上逐渐形成“以江浙沪为核心，川渝为次核心”的双轮驱动发展网络结构，逐步牵引中上游协同水平提升。     

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13亿人口中约有9亿是农村人口。因此所谓“中国人口问题”根本上是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人口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人口问题本质进行剖析发现。研究人口问题必须着眼予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则必须着眼于农村人口生存方式的改变。从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生存方式和状况来看。中国的农村人口问题折射在农业、农村问题上。故统称为“三农”问题。为此，着眼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提出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途径和建议。     

共同生产视角下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与政策驱动路径——基于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来衡量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尚缺乏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该研究基于共同生产理论对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进行评价，将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划分为高低不等的4个档次，并提出公民侧与政府侧的6个政策驱动因素，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案例，剖析政策因素的必要性并探索高水平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的政策因素组合路径。研究表明：(1)在单因素层面，对公众进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引导”，以及政府“绩效考核”与“提升公信力”，是实现高水平垃圾分类共同生产的必要政策驱动因素。(2)实现最强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需要综合调用政府侧和公民侧两方的政策措施，即4个必要政策驱动因素缺一不可。当缺少一个必要政策因素时，“强”共同生产就会转化为低一档的“较强”共同生产。(3)公民侧的强制与惩罚，以及政府侧的财政压力，对于实现“强”共同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且存在替代关系。该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价机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实现国家倡导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