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禀赋及开发利用分析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研究对于促进“一带一路”的科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水资源数据库,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入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自然禀赋、利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水资源开发潜力。结果表明：（1）从水资源禀赋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表水、地下水和水资源总量均以俄罗斯、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相对较高,中亚、西亚等地区相对较低;人均水资源量则以中东欧、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较高,西亚、南亚地区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来水依赖率整体表现为跨境河流下游高,上游及海岛国家低。（2）就水资源利用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水量整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人均用水量表现为“中亚最高,周边较低”的特点;用水结构亚洲国家多以农业用水为主,中东欧国家则多以工业用水为主。（3）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发现,阿拉伯半岛地区各国水资源开发潜力很低,中东欧及东南亚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很高。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

探索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特征与形成机理,对于提高建筑遗产的保护水平有重要意义。以396处20世纪建筑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差椭圆、重心分析、Voronoi图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剖析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整体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呈凝聚状,省域层面呈高富集区“一枝独秀”、中富集区“东部零星”、一般富集区和低富集区“两带两块”的特征;市域层面呈“断崖式”数量差异、“梯度化”等级差异、“众星捧月”空间分异特征;重心呈“先北后南”移动趋势,东西向移动较微小,集聚程度呈由强变弱趋势,集聚点数量呈递减趋势。（2）从类型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可分为六大主类和16个亚类。其中,科教文卫体类、商政办公类和纪念性类遗产数量居多,且分别呈“两核分散”“东部三核、中部团状零星”“两核一环多点”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不同类型建筑遗产分布演变特征差异明显。（3）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格局是由区域地位、文化与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联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历史文化底蕴因子的影响最大。     

“实心”与“空心”：旅游地乡村聚落土地利用空间“极化”研究——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两个村庄为例

从土地利用视角关注乡村发展转型是近年来国内外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论文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内两个临近乡村聚落为例,研究了过去30 a旅游地乡村聚落空间演化过程。研究发现：以1986年旅游业导入为分界点,两个原本发展背景相同的传统乡村聚落,呈现相背离的“极化”发展态势。苟各庄村逐步演化成为新型旅游城镇,日趋繁荣和“实心化”;交界口村则相反,逐步走向衰败和“空心化”。研究认为,旅游地聚落“实心”与“空心”的“极化”过程,本质上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旅游地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具象空间投射。在苟各庄村主要表现为旅游业导入引起的“内生式”非农化进程,在交界口村则主要表现为外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外拉式”非农化进程。对于旅游地而言,这种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极化影响的空间外溢,也为区域内发展相对滞后的“空心村”的再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空间格局与耦合类型

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系统认识与分类研究是乡村整治和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北京市平谷区为研究区域,从规模、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形态识别指标,使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275个行政村的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借助ArcGIS和GeoDa依次对三者进行空间关联分析,进而基于三维特征划分出8种农村居民点耦合类型。结果表明：（1）平谷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存在空间集聚的正相关性,空间分布分别呈现“递进式”“圈层式”和“镶嵌式”格局。（2）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全区62.8%的村庄表现为低强度,51.3%的村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61.4%的村庄表现为功能不协调。（3）平谷区以T1-S1-F2型（高强度—合理—不协调型）和T1-S2-F2型（高强度—不合理—不协调型）的农村居民点为主,两者共占农村居民点总量的60.1%,前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的乡镇,后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远的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4）规模强度高、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协调的农村居民点类型是平谷区乡村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政策制度、技术工程、产业扶持等差别化治理模式是推进农村居民点可持续性利用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基于市域尺度的中国化肥施用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

化肥施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当前亟需辨明化肥施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以便为维护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提供有效的对策。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5-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5-2015年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均呈上升趋势,化肥施用量的区内差异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减态势;而粮食产量的区域差异总体趋于增大,且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增态势。（2）化肥施用量增幅大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趋势,而粮食产量增幅呈明显的南北分异特征。（3）从空间分布来看,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以“双高区”为主,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以“双低区”为主,且“低效施肥区”收缩,“他因素影响区”扩张。（4）期间,粮肥耦合关系以“双增型”为主,其他类型为辅,粮肥耦合关系主要向“双增型”与“他因素影响型”转变。     

基于格网的河西绿洲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及其与水土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

基于1 km×1 km格网,论文综合运用景观指数、分散度、核密度、空间耦合关联等方法,研究河西走廊山丹县1998—2015年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分异及时空演变特征,探讨绿洲乡村聚落与水土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用地总面积扩张较快、空间分散化趋势明显,斑块数和斑块密度增大、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乡村聚落景观指数在1998—2008年间相比2008—2015年间变化剧烈,后期逐渐趋于稳定;2）3个年份乡村聚落核密度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主干道路、渠系等线状地物沿线密集,外围区域稀疏,并以线状地物为中心向外呈阶梯状递减;3）1998—2008年乡村聚落分散度呈增加趋势,2008年后趋于稳定,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由相对集中走向零星分散,聚落“散、空、乱”现象普遍;4）乡村聚落与耕地和渠系空间分布关系密切,存在显著的“耕地指向性”和“渠系指向性”;K指数1998年以“人多地少型”为主,2008和2015年转向“人少地多型”和“人地协调型”;L指数总体表现为“渠系偏多型”和“聚落-渠系协调型”。水土资源是约束和限制绿洲人口和聚落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人-水-土系统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和共生性。     

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时空变化及协同/权衡关系

揭示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协同/权衡关系,可为县域空间规划布局提供理论支持。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维度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识别体系,以空间自相关和相关系数法定量测算江苏省55个县域1996年、2005年、2015年三个时期的“三生”功能时间效应及协同/权衡关系。结果表明：（1）江苏省“三生”功能生态位宽度变化各异,空间分布各具特色,具体表现为：1996-2015年生产功能生态位宽度时序上总体呈增长状态,变化过程具阶段性;空间上呈“南高北低”格局特征,长江南岸条带状集中分布,长江北岸则呈多集聚斑块状。1996-2015年生活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压缩,空间上具以市辖区为中心向外同心圆衰减规律。1996-2015年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增大,空间上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具依山傍水呈高值特征。（2）江苏省1996-2015年间,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均有随时间变化正相关类型（高高、低低）集聚明显,“组团”式分布;负相关类型（高低、低高）集聚性低,“离散”状分布规律。 （3）生产与生活功能存在空间协同关系,生产与生态功能呈协同/权衡波动变化态势,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变化趋势类似于生产与生态功能,交叉变化更明显,不同年份协同/权衡关系在不同单元有明显差异。研究表明,以上特征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的吻合性,未来应逐步改变以生产功能过速扩张压缩生活、生态功能的现象,应以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三生”更加协同。     

跨境水资源分配典型模式特征评述及中国主张思考

跨境河流治理的核心是跨境水资源分配问题。结合案例分析,从流域国利益关系视角概括出四种跨境水资源分配典型模式——“强权”模式、“传承”模式、“绅士”模式和“共享”模式,并从适用条件、磋商履约、运行效率和潜在问题等方面进行特征评述。对跨境河流水资源分配的中国主张提出如下建议：拒绝“强权”模式,依托“一带一路”走出“水霸权”话语困境;主张“共享”模式,倡导构建跨境水资源“命运共同体”;对水资源相对丰沛的跨境流域,主张创新特殊水情下的跨境水资源调控机制;对水资源相对稀缺的跨境流域,通过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促进“共享”;排除外界干扰,主张建立独立、权威的跨境水资源协调机构。     

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农村空心化土地整治潜力研究

基于典型调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在构建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定量评判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特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关法律规定,采用专家集成法选取与现实潜力转化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等10个指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空心村整治的自然适宜性、社会接受性、经济可行性进行了综合评价;将计算得到的农村空心化指数与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作为综合修正系数,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结合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公式,测算出106国道沿线样带区不同农村空心化演进类型的现状潜力和远景潜力。研究表明:106国道沿线样带区县域农村空心化指数为0.18~0.82,现实转化潜力系数为0.07~0.32; 2009、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现实潜力分别为93 219.4、145 430.0 hm²,村庄整治增地率分别为6.8%、11.4%。研究将为空心村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空间生产机制及其效应——以广东省窑塘村为例

从空间生产视角介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构建“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生产机制—空间生产效应”的研究框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一手数据,对广东省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进行深入剖析,阐释其空间生产过程、机制及效应。结果表明：（1）关键行动者镇政府和核心行动者党群理事会积极征召和动员,各行动者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通过“闲置危旧集体拆,社区产业联合建”的强制通行点构建行动者网络,完成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过程。（2）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以土地增值为内动力,释放土地发展权的交易价值、经营价值和生产价值,以利益相关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外动力,内外动力共同作用形成空间生产机制。（3）村集体合理配置土地发展权,积极推进村庄建设和产业发展,利用外力驱动乡村内生动力,引导城乡要素形成“二次流动”,为乡村物质空间生产带来正面效应;但在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和新村建设中,小部分农民的居住权益被忽视,导致空间隔离现象产生,对乡村社会空间生产造成了负面效应。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减排增汇目标下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测度及分布动态演进

考虑粮食生产中的净碳汇和面源污染排放,构建全局EBM模型测算200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及三大功能区的粮食生产效率,借助分布动态模型考察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粮食生产效率总体水平不高,样本期间呈现先降低后增长的态势,主产区粮食生产效率高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2）三大功能区粮食生产效率的分布动态存在差异,主产区由“多级分化”趋向于“两级分化”,地区差距逐渐缩小;主销区分化程度有所加剧;产销平衡区“多级分化”逐渐加强。（3）中国粮食生产效率总体上存在向中高水平聚集的趋势。相比高效率省份分布流动性较强,低效率省份存在明显的“贫困陷阱”,粮食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不易突破。     

基于变权模型的唐山城市脆弱性演变预警分析

城市脆弱性评价预警是城市脆弱性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以资源型城市唐山作为案例,基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框架构建了城市脆弱性预警指标体系,引入惩罚型变权模型对2000—2014年城市脆弱性的警情进行评价测度,结合GM（1,1）模型对2015—2020年城市脆弱性警情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变权模型能够有效满足资源型城市脆弱性预警研究;2）2000—2014年,唐山城市脆弱性预警指数由0.449上升至0.716,警度等级呈下降态势,从“重警”演变为“轻警”,警情指示灯由“橙灯”演变为“蓝灯”;3）2015—2020年唐山城市脆弱性预警等级预测结果为“轻警”变为“无警”,警情指示灯为“蓝灯”变为“绿灯”。研究结果可为城市脆弱性评价提供方法基础和科学依据,为改善唐山脆弱状况提供决策支持。     

“熟人社会”农村与“原子化”农村中的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博弈、仿真与现实检验

以生猪粪便制沼气为例,应用博弈论和仿真方法,探究了“熟人社会”农村和“原子化”农村中养猪户的行为演化规律和稳定策略。进而以规模养猪户微观数据为基础,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博弈和仿真结果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性共识”引致的隐性激励是维系“熟人社会”农村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的重要机制。而在“原子化”农村中,由于人情机制与礼俗机制的衰弱,“地方性共识”近乎消失殆尽,养猪户倾向于成为严格的机会主义者,从而导致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举步维艰。据此,在强化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推动“地方性共识”建设,以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及其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着的现实需求和复杂问题,迫切要求开展相应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154处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使用GIS、Gephi等研究方法,对其网络关注度和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差异明显,5A级景区和重要人物是最受网络用户关注的资源类型;（2）旅游流网络结构松散、小世界效应显著,在湖南、贵州、陕西省内分别形成了“△”“网状”“双核”结构模式;（3）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网络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据此识别了湘中、黔川、陕北等重点红色旅游区,以及川陕、闽赣等红色旅游发展潜力区。基于以上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实施分类施策、分段开发、扬长补短的发展策略。围绕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种不同类型资源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并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分别采取“节点”“斑块”“廊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

2016年中国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60%以上,水资源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的重要保障,而影响农业用水量的因素较多。论文首先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1998—2015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缺少资料,未计算）的农业生产效率,再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演示主要年份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用水量的动态变化,然后借鉴Hansen的门槛模型检验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呈倒“U”型走势,省际间差异性减弱;农业用水量先下降后上升,省际间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2）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降低农业用水量的有效途径,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用水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抑制效应”,抑制强度呈“N”型走势。3）扩大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均能有效抑制农业用水量增加,而水资源禀赋、水利投资和耕地灌溉面积与农业用水量呈正相关性,农民受教育水平回归结果不显著。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研究区,以2009年、2014年、2019年为研究时点,以2009—2019年为研究时段,按照思想缘起、理论基础、实证演绎、提升路径的研究思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分析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9年,重庆西部片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水平不断上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子系统韧性在时间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差异明显：自然系统韧性与人类系统韧性分别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和“东西部向中部递减”的空间格局;居住系统韧性与支撑系统韧性则分别呈现出由“低值点缀分布”逐渐过渡到较为均衡和“普遍均衡、高低值点缀”的空间格局;社会系统韧性表现为“西部增强、东部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障碍度模型对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及不同区县面临的主导障碍进行诊断,根据结果将重庆西部片区划分为单一主导障碍型、双重障碍型与三层障碍型三种类型,据此设计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差异化路径,以期打破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多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