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探讨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7年12月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面临巨大的蚕食开发压力。重点分析了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背景,论述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和绿心生态构建思路,强调“保护与开发并重,保护优先”的规划策略。通过构筑绿心生态安全格局,对绿心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并进一步对限建区进行细分,从而在非建设区强化生态服务功能和绿心生产功能,达到“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目的。〖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研究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 0.700 0 之下,与 “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长江沿江国家战略发展区功能识别与培育

分析了长江沿江六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即长三角地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状况。基于极化区理论,提出了国家战略发展区识别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产业和服务业区位熵的定量分析,初步识别了各战略发展区的功能,即长三角经济区主要承担参与国际竞争、创新和门户功能,皖江城市带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带动和创新功能,鄱阳湖经济区主要承担生态保育和区域带动功能,武汉城市圈主要承担中部带动和创新功能,长株潭城市群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和带动功能,成渝经济区主要承担西部生态保育、西部带动功能     

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江西东江源区是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生命之水”的发源地。应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方法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江西东江源区自然、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初步估算出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总价值为810亿元,约为东江源区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11倍,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23 121元/hm2,并对估算结果进行了分析。目的是藉此揭示源区的生态功能及其在维持区域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东江源区生态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水足迹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及时空格局研究

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效益外部性使得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成本应由相关的若干区域共同承担,因此,建立合理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及区域内外共同补偿机制是当前生态经济领域的研究前沿。通过构建水足迹与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对江西省及11地市水足迹与水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估算。主要结果如下:2000~2013年,江西省总生产水足迹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粮食、水产品、猪肉生产所占比重较大,水盈余呈波动下降趋势。11地市生产水足迹与水足迹效率呈上升趋势,除南昌市出现水赤字要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外,其余各市均有水盈余,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2000~2013年江西省水盈余共需补偿1 805.76亿元,平均每年128.98亿元。赣南的赣州市、赣中的吉安市、赣东北的上饶市、赣东的抚州市获得补偿额较高,将优先获得区域内外生态补偿额度。该研究结果可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长株潭一体化中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内以长沙为核心包括株洲、湘潭的一个典型的城市群，它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但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区域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在行政区经济还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从发挥其正面效应．削弱其负面效应着手．针对长株潭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用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来进行协调。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措施和设想。     

基于ARCGIS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环境容量评价

区域环境容量评价与分析是区域合理开发和布局的重要依据。在ARCGIS技术的支持下,首先对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大气、水和土壤环境容量分别进行评价与分析,形成等级图,然后,进行各因素空间叠加,经综合分析与评价,将核心区划分为5个区域：优良区、合理区、饱和区、超饱和区、过度饱和区,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其主旨是为促进该区域空间科学开发与布局、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对规范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理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提供参考依据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策略

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4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 “高碳情景”与“低碳情景”下2030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减少碳排放约12亿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供需预测及格局分析

本文运用GM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土地需求量进行预测,基于遥感影像资料等,分析了该区可用于建设的土地潜在供应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土地供需协调发展格局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发现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市区土地潜在供给能力较周边市县低,城市建设相对饱和,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区域发展的未来方向需根据土地供给条件适时进行调整,区域发展空间方向应由市区向周边市县扩张的发展格局转变,用推拉力带动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扩张。     

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外溢及区域财政转移——基于四川省的实证

规划管制致使区域间保护耕地资源多寡存在差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受到约束,带来相关利益群体机会及利益损失。基于耕地保护承载力角度,确定区域保护耕地资源空间外溢面积,利用机会成本核算单位面积保护耕地损失,在构建暴损程度系数基础上,核算区域间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外溢量及区域间财政转移额度,为建立区域之间经济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四川省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赤字城市有成都、攀枝花和雅安,赤字量最大的是成都市,赤字量达到650.71 kha;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盈余的城市有14个,其中盈余量最大的城市是资阳,为219.98 kha;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平衡城市是内江。(2)运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单位面积耕地保护机会损失为每公顷25.30万元。(3)通过暴损程度及经济调节系数的修正,计算出区域之间的空间外溢补偿额度,为减少财政压力,按照盈余区补偿量总和作为空间外溢赤字区的支付总额,最终成都支付额度为416 775.25万元,攀枝花市支付额度为125.10万元,雅安市支付额度为83.40万元,财政转移支付结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意义。     

中国种植业碳排放与其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

研究首先测算了我国1992~2010年期间以及31个省（市、区）2010年的种植业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运用序列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方法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1992~2010年种植业碳排放与其产业发展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2010年我国种植业碳排放总量为18 36684万t,较1992年增加了3562%,呈现“上升-平稳-上升”的3个阶段变化趋势。横向来看,区域差异明显,排在前10位的地区占全国种植业碳排总量的6297%,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仅占全国718%;江西种植业碳排放强度最高,达1 19786 kg/万元种植业产值,北京最低,仅为21986 kg/万元种植业产值。（2）种植业产业发展与其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会偏离长期均衡,种植业碳排放长期对短期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为4234%,而种植业产业发展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因素不能使偏差回到长期均衡状态,需借助外力调整;（3）种植业产业发展与其碳排放互为因果关系;（4）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能够解释种植业碳排放变化的3757%,而碳排放的变化对其产业发展的解释水平仅为680%     

耕地保护优先序省际差异及跨区域财政转移机制——基于耕地生态足迹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实证分析

耕地资源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在我国整个生态系统的维护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耕地资源的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补偿款的确定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关键环节。本文以耕地生态承载力供需关系为切入点,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并结合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优先序,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耕地盈余区,确定了耕地保护补偿面积;并在此基础上,以单位面积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补偿标准,测算了各区域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转移支付额。结果表明:1全国共有6个耕地赤字区、7个耕地平衡区、18个耕地盈余区。26个支付区的支付款总计405.290亿元,其中,赤字量最大的上海市需要支付高达130.703亿元的补偿款;18个受偿区的受偿款总计207.286亿元,其中,盈余面积最大的黑龙江省可以获取高达28.737亿元的补偿款。3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支付区的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1.5%-6.8%,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我国各地区的发展提供依据,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碳贮量及固碳潜力估算

基于“八五”期间长江中上游流域各省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结合经典的材积源生物量法估算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生物量碳密度和碳贮量,并根据不同树种生物量-生产力回归关系推算了该地区当前的固碳潜力。结果表明：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平均碳密度为2575 t/hm2;碳贮量为1 39459 Tg (1 Tg = 1012 g),其中林分（包括经济林）碳贮量为1 20430 Tg,灌木林为13437 Tg,竹林为5592 Tg,三者分别占总碳贮量的8636%、963%和401%。整个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的固碳潜力为36856 Tg/a。位于本区西部的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和西部高山峡谷区,其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较高,而东部地区的川鄂山地长江干流、鄱阳湖水系以及洞庭湖水系相对较低,因此,长江中上游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     

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研究

在特定尺度和区域范围内,运用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定量评估了规划实施的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近期项目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结果表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近期项目全部发挥效用后,全年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为3274亿元,其中,保持和涵养水源价值为448亿元,水污染防治价值791亿元,保持和改良土壤1027亿元,固碳供氧价值314亿元,净化空气价值352亿元,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341亿元。在各项价值中,保持与改良土壤、水污染防治价值最为突出,是水土保持生态价值的主要体现。从机会成本角度分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实施的年成本为239亿元,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成本的1369倍,建设项目预期生态经济效益非常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远期规划项目生态效益定量评价提供借鉴,为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碳贮量及固碳潜力估算

基于“八五”期间长江中上游流域各省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结合经典的材积源生物量法估算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生物量碳密度和碳贮量，并根据不同树种生物量-生产力回归关系推算了该地区当前的固碳潜力。结果表明：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平均碳密度为2575 t/hm2；碳贮量为1 39459 Tg (1 Tg = 1012 g)，其中林分（包括经济林）碳贮量为1 20430 Tg，灌木林为13437 Tg，竹林为5592 Tg，三者分别占总碳贮量的8636%、963%和401%。整个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的固碳潜力为36856 Tg/a。位于本区西部的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和西部高山峡谷区，其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较高，而东部地区的川鄂山地长江干流、鄱阳湖水系以及洞庭湖水系相对较低，因此，长江中上游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综述鄱阳湖区人地关系史3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田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类活动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三者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湖区人地关系的转变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湿地的诸多功能（如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促生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退田还湖”则使湖泊、湿地功能得以逐步恢复,缓和了湖区人地关系,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湖区人地关系推向和谐阶段。鄱阳湖区人类活动由“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转变是在当地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反省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实现的,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现,是当地人民主动建设生态文明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案例。     

基于PSR的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随着重庆市经济快速的发展,土地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也越加尖锐。利用层次分析法,选择PSR（压力、状态、响应）指标模型对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2000和2006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定量评价。结果发现：2000和2006年,整体上渝西地区的潼南、铜梁、大足、壁山、永川以及荣昌等区县生态环境都处于一个较差的水平,而涪陵均处于较高的水平。两年间研究区域生态质量均以优、良为主,所占面积比例分别为6096%和6256%;从2000年到2006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显著变差的面积比例达到3171%,而显著变好的区域面积比例仅有524%;研究区生态环境下降区域面积比例达到5972%,而生态环境上升区域面积则仅有2702%,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变差区域基本分布于渝西南地区,即成渝交通干线辐射区域及主城大部分地区.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服务价值损益估算——以岷江上游地区为例

为了定量分析和比较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变化,运用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和岷江上游流域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以及分析1986、1995和2000年三期TM遥感影像所得到的土地利用情况,对岷江上游地区不同年代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进行了估算和比较。并初步分析了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原因。1986~1995年,农田面积增加了60 801 hm2,比1986年增长了477%。林地面积减少了89 01217 hm2,占原来面积的497%。总的生态服务价值从1986年到2000年减少了1199×108元。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森林的砍伐,导致森林面积减少,转变为草地、农田等土地利用类型。通过1995年和2000年对比得出：自从1998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政策以来,到2000年森林生态系统面积与1995年相差约4 16528 hm2,生态服务价值相差约79亿元,可见国家政策在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上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1986年相比还相差甚远,天然林保护工程任重而道远。     

最小数据方法在舟曲县生态补偿中的应用

弄清补偿标准和新增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之间的关系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舟曲县现有的补偿是静态补偿,补偿标准低,没有很好地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本文基于最小数据方法,以耕地和林地提供的水土保持量的差异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通过提供单位水土保持服务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出舟曲县森林水土保持的供给曲线,从而将补偿标准和新增水土保持服务的供给联系起来.同时对比了3种补偿标准下的退耕比例、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和新增水土保持量.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在理论上可以提供舟曲县的水土保持能力.随着补偿标准的提高,新增水土保持量也在增加.当补偿标准为250元/亩时,退耕比例仅为8.26%,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为1 930.03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4.69×104t;当补偿标准提高到518.63 元/亩时,退耕比例增加到49.54%,总资金需求为23 184.26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2.83×105t;当补偿标准增加到995.65 元/亩时,退耕比例可达到98.79%,总资金需求为87 340.95万元,可新增水土保持量达到5.65×10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