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环法》法律责任的局限性分析——海洋生态保护的视角

中国《海环法》虽然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这些法律责任的规定从海洋生态保护的视角观之,其实施都不能达到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目的。海洋生态保护的正确路径是预防,民事责任的补偿性与此相悖,行政责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也不能完全担负起预防生态损害的重任,生态刑事责任的规定必不可少。而中国所谓的海洋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缺陷,不足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重大污染事故应建立有效法律救济机制

现代工业存在高污染的风险,因此在我国早就实行了环境污染损害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即使造成污染损害的企业没有过错,只要不是法律所认可的不可抗力等免责现象存在,就应当对所有的损害承担全部的填补民事责任.对于生活和生产困难的,可以基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以去年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为例,一些个人和单位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从而引发了关于法学界关于几个环境法律问题的探讨.     

试析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以广西玉林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案为例

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法律制度对无过失责任的规定彼此冲突,没有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缺乏排除侵害的中间调整形式,引起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有效保障受害人权益。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在立法作相应的完善。     

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侵权的内涵与特征 环境侵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即因人为活动对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城市和乡村等各种天然的或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施加不良影响,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使广大区域的公众的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遭受损害,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包括以下4层涵义:第一,环境侵仅以人为活动为起因;第二,环境侵仅侵犯的客体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第三,环境侵仅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个方面;第四,环境侵　仅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探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侵权问题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基础，但在责任构成，举证责任、赔偿范围，责任方式与救济途径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缺陷，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一些先进做法，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加以健全与完善。     

我国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制度的思考

环境侵权的社会化救济是在面对环境侵权问题难以以侵权人一人之力进行补救时,由社会、政府、国家将损害责任分担消化,充分保障受害人权益的一项风险分担制度。该制度在我国目前仍旧存在争议和混乱。分析了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法理依据及制度设计原则,提出建立行业风险分担协议制度、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环境损害基金制度,是完善社会化救济的重要途径。     

我国生态损害救济立法亟需完善

2011年6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蓬莱19-3油田发生渗漏,事故对河北、山东、辽宁等省渔民养殖业、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海洋生态环境等造成重大损害.事故发生后,求偿问题拉开序幕,其中海洋生态索赔尤为引人注目. 事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虽然发布公告,声称要向溢油事故负责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并通过公开选拔选定四家律师事务所作为此次事故的法律服务机构,与其签订了委托协议.但是截至到现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并未向任何一家法院提起生态索赔的诉讼,而行政索赔却取得显著进展.     

完善我国水污染侵权民事责任主体制度初探

水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直接关系到水污染侵权的违法成本。检讨我国水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存在民事责任主体的不足。基于国情,我国应当完善水污染侵权民事责任主体制度,将法人水污染侵权民事责任主体由法人扩大到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人、其他工作人员等,从而在法律上、经济上有效地斩断推动法人进行水污染性生产的内在动力机制。     

从生态损害的特点看我国生态损害刑事责任的设置

生态损害的特点决定了生态保护的正确路径是预防,民事责任的事后补偿性与此相悖.惩罚性行政法律责任的威慑性也不足以阻止生态损害的发生.要预防生态损害,必须有更严厉的刑事法律责任作为后盾.鉴于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环境保护刑事法律责任的缺陷,建议对其进行修改,设置我国生态损害刑事责任,并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偿机制的思考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运用保险机制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处理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文结合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历程,探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赔偿机制,基于我国发展实践分析赔偿机制运行面临的诸如环境污染损害难以量化、保险费率难以厘定等瓶颈问题,提出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提高保险公司经营水平、营造发展社会氛围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有效推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试论汶川抗震救灾新特点

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震级最强、破坏性和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面对如此巨灾大难,中国在救灾观念、政策、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使汶川抗震救灾呈现出新特点:在救灾理念上突出以人为本;救灾信息公开透明;救灾方针强调开放性;救灾呈现国际性;救灾捐赠广泛性和多样性;注重心理救助;志愿者的广泛参与.汶川抗震救灾所形成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救灾机制对于中国救灾机制的创新和公民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完善我国农村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

我国农村大气环境情况经过有关分析显示其污染程度严重,因此加强我国农村大气污染的防治十分必要。但目前我国农村大气环境治理在法律规定上存在不足,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的推进。完善我国农村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机制,要从建立区域大气污染协调共治机制、加强农村大气污染防治执法力度、建立产业转移承接法律机制、健全农村环境治理专项资金制度、完善农村大气污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入手。     

论固体废物污染越境转移法律、法规的完善——从我国的“洋垃圾”问题谈起

虽然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始重视“洋垃圾”问题，并从法律、法规层面和政府环境管理中对境外废弃物加以控制，但“洋垃圾”问题仍得不到根本解决，仍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重要问题。“洋垃圾”问题是指一国通过各种渠道向另一国输出废弃物，甚至有害危险废弃物的现象。据报道，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倾倒国，这不能不让每个中国人担忧。文章对该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了一些法制完善的建议。     

论民初我国救灾成效不彰及其原因

民国初年,我国救灾的成效方面存在着相当的不足,并直接引起连带性恶性效果。影响民国初年救灾成效不佳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点,即:施政重点倾斜、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救灾功能减弱等。     

论民初我国救灾之主要特征

民国初年我国救灾的主要特征有三:一是救灾主体多元化,这可从阶层、国籍、职业、身份等方面看出,总体上又可划分为政府和社会力量两个方面。至于救灾效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救济力量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二是短效机制占主导,这可从救灾因素之临设性、救灾甚于防灾两点看出。三是社会过渡性彰显,无论是思想,还是机构、制度,都呈现出明显的新旧交错性,即社会过渡性。     

非诉讼方式在解决水污染纠纷中的法律效果

水污染纠纷的解决方法可以分为诉讼方式、非诉讼方式。在水污染纠纷解决方法的实际法律运行过程,却出现了非诉讼方式发达而诉讼方式非常乏力的奇特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有四个: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法律机构原因。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集成救灾体系对我国灾害防救工作的启迪

灾害救助是一项跨领域、跨单位的整合性工作，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集成救灾体系是一套综合的防灾、救灾指挥调度系统，在灾害的防治与紧急应变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分析探讨其构成、职能及运作的成功经验，对于改革我国现有的分散的灾害救助体系有借鉴意义。     

中国雾霾污染法律规制问题分析及应对探索

近几年,中国持续发生大范围雾霾污染,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均受到雾霾的侵袭,雾霾的出现与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排放密切相关.尽管雾霾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目前仍然存在处罚力度偏轻等诸多问题.结合雾霾污染出现的原因以及中国雾霾防治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雾霾防治的建议:将PM2.5纳入雾霾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扩大环保部门在机动车尾气监管方面的权限以及扩大对违法排污主体的处罚范围,加大处罚力度;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绩效评估及长效管理机制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进行实地调查与水质监测分析,发现工业点源污染治理、城镇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及河网综合整治等项目存在运行不正常、维护不到位、管理不规范、水质改善不明显等问题.根据各类项目水环境绩效评估结果,将项目分为严格界定、重点推进、加强推进、减少实施四类,作为今后太湖治理重点方向的建议,并针对项目运行、维护、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项目长效管理机制研究,以推动太湖水环境质量的改善,为流域水污染治理提供借鉴和经验.     

论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现代产权制度中,为了保护环境而诞生的新型制度,然而,该制度在我国的推行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对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研究进展和实践情况,总结出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存在市场规模较小、初始排污权分配和定价不完善、相关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最后提出应用总量减排原则、建立初始排放权分配与定价制度、健全排污权相关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