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我国碳信息披露工作的思考

本文面向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分析碳信息披露对碳交易市场、企业降碳减污、节能降碳政策制定以及全民节能减碳行动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企业在碳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披露内容、信息监管等方面的经验,建议我国进一步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快速、审慎、协同推进碳信息披露工作。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法律研究——以环保部门的监管为视角

随着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公众知情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环境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政府基于其环境监督管理的职能需要公开环境信息,企业基于对环境产生影响也需要依法公开环境信息。而上市公司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企业,其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近年来屡屡发生的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件也一再提醒环境监管部门和广大社会公众,亟需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有力监管。本文试从环境保护监管部门的角度论述目前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在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上的不足和改进建议。期望能引起环境保护部门和上市公司相关部门的注意,从而推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推进绿色金融改革的系列文件,特别是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本文对国际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主要概念及形式进行了梳理,同时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主要进展及存在的不足加以总结,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对策建议,包括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法规政策、制度及技术指南,加强环境信息披露能力建设,促进环境信息共享等。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国际比较——国际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与各国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简介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对企业进行环境监管的重要方式。它不仅可以为环境保护机关提供企业保护环境的直接信息，还可以促使企业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摸清自己的环境家底，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可以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对企业进行环境监管的重要基础之一。本文介绍了国际社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各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发展的历程和目前状况，比较分析了各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点，以期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的形成带来启示。[编者按]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和要求，以及环境信息披露应改进的方向。     

浅谈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本文分析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明确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模式，提出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展望。     

怎样规范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和信息披露

尽管目前我国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可是,从整体上看,我国上市公司对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环境信息披露的意愿普遍淡薄,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尚未建立统一的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信息披露制度、规范,企业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企业环保意识不强,环保工作乏善可陈,不愿自愿披露;市场效果不明显,对财务收益贡献低,影响了企业对环境绩效评估和相关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环境信息披露分为政府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两个层面。政府环境信息披露包括政府在制度性信息与管理信息、生态安全信息等方面的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包括企业强制性披露信息与自愿披露信息、企业生产阶段的信息和其他阶段的信息。笔者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控制及实施进行了探讨。     

国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监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资本市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但环境信息披露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仍属新的领域。纵观国际经验,政府监管部门、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推动国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最为重要的动力。本文从监管目的、监管要求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对国际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监管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对我国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启示。     

中国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问题及展望

商业银行是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主体。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在政策制度建设、标准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披露详细程度仍有待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面临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约束弱、技术和数据获取存在障碍等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从内化商业银行环境负外部性、降低环境信息披露难度、强化公众参与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探索出了一些有益经验。下一步,中国可基于国际经验,从强化外部约束和基础支撑、改进激励机制等方面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亟需加强

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还十分不完善,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项政策在促进上市公司加强环境管理、降低环境风险、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等方面作用的发挥。     

我国上市化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探讨了我国上市化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采用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企业营运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载体、企业环保培训绩效是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开展环保相关培训的上市化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未开展培训的,企业年报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明显低于社会责任报告;企业规模、政府环保投入和社会监督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我国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管制的理想框架

“特别关注”专栏的前两篇文章对各国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和环境信息披露管制提出相关建议。[编者按]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已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但是，由于缺乏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尤其是我国还未建立与环保费用配套的会计指标体系，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效果不够理想。这显示出，我国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并不全面、完整，各项实施细则也待明确，特别是在可操作性方面亟待改善。本文以强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对它们近年来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进行了经验分析与个案研究，在此的基础上，给出了研究结论，并对这种信息披露状况对环境信息监管机构的影响提出了看法。[编者按]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模式研究

分析了由于社会责任、公司声誉、法律与政策压力等,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司自愿或被迫进行环境信息披露。阐述了环境信息披露必须采用适当的披露模式,披露的模式影响披露的质量,决定了是否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提出定性描述和定量披露模式相结合,强制性与自愿披露模式相结合,公开和秘密模式相结合,由独立环境信息披露向综合环境信息披露模式过渡是环境信息披露发展的道路。     

美国、日本两国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

一、美国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 1．美国对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 当前．美国环保法律法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见表1）。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过了《环境预防法》，防止大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恶化；1976年，颁布的《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涉及危险物的使用、保管和处理，其中规定企业要把超标排放的化学物质情况向当地、州政府和联邦环境管理机构报告；80至90年代，对原有的环境法进行了大幅度修订，通过对电脑技术的广泛应用，建立起污染产生影响的模型。     

材料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分析

充分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是现代企业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决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材料行业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以及2001—2003年的公司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分析，揭示材料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适时加快构建我国“双有”物质排放企业的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双有”物质排放企业的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建设涉及多方面内容,可分为三个模块：一是“双有”物质排放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方案模块：二是能力建设模块;三是强制披露信息应用模块。     

我国绿色债券环境信息披露的完善路径分析

绿色债券是兼具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新型债券,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债券环境效益的实质应是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的新型财产权。从这一权利的属性出发,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债券发债主体内化成本、投资者破解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机构监督绿色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绿色债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在披露标准、披露内容、环境效益披露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因此需要针对这些问题从建立强制披露机制、统一披露标准、明确环境效益计算标准和引入第三方认证等方面加以完善。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度研究

为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增长效应,将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消费量匹配获得地级及以上城市能源投入指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1998—2018年我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全样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347 1,且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样本显著提升0.460 3. ②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下,地方政府通过压减“双高”企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了城市综合创新强度,但对绿色创新强度影响较弱,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度提高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占综合创新强度的85.2%. 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0.879 9、1.015 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能够倒逼财政压力较大城市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④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推动非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01 0,而造成沿海城市降低0.351 1和其他沿海地区降低0.401 0,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情形下,试验组中其他沿海地区相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比对照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0.123 5. 研究显示,需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与监管效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激励绿色创新,强化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财政压力较小城市的制度改革力度,提高沿海城市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以全面形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倒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