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以张家港市为例

为识别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本文构建了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拟合与修正,分析了主客观因素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并与大城市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张家港市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5%,高于一、二线大城市.对于张家港市居民而言,“行为意愿”是影响其分类行为最显著的因素,其次是“环保意识”和“社会影响”;“经济回报”和“法规影响”的显著性较低,尚未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分类知识掌握程度”和“时间花费”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主观意识（敏感性系数：0.629）仍是影响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主导因素,但在强制垃圾分类背景下,随着分类设施的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的颁布和社区管制加强,其影响作用趋于减弱,而客观环境对应的显著观测变量更多,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逐渐增强,将是政府制定管理政策的有效发力点.     

公众垃圾分类意向转化为执行力影响因素研究——以合肥市蜀山区为例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开始重视垃圾分类及环境保护。文章基于对蜀山区部分小区经行入户调查和线上调查所得的数据,对公众垃圾分类行为意向转化为行为执行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对合肥蜀山区常住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及其行为进行具体研究,以期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为影响居民思想及行为的因素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肥市政相关部门制定分类法规及激励政策和切实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与建议。     

绿色治理视角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是实现绿色治理的重要环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以来,试点城市积极响应并颁布了各项法令法规,同时加强垃圾分类意识的传播,从而推动政策实施。乌鲁木齐市作为46个试点城市之一,单从分类实施效果来看,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多数居民未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因此,探寻影响其垃圾分类实施效果的因素,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推进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将问卷调查与政策文本分析相结合,利用SPSS软件与Python语言分别对其进行相关性与词频分析,找到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与乌鲁木齐目前政策的侧重点,并提出绿色发展视角下垃圾分类解决对策,期望能对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借鉴经验。     

垃圾分类中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性探究——北京市居民垃圾分类现状及环保意识的调查

公民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一直都被大量的探讨。生活垃圾污染作为一项典型的环境问题被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着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开展,居民作为污染治理的第一环节直接参与到垃圾分类的环境行动中。因此本论文将以生活垃圾分类为研究背景,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研究北京市居民在垃圾分类中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垃圾分类标准了解程度与垃圾分类投放和废品回收相关性较高,明显影响了这两种行为的实施程度,环保体验明显影响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行为。总体来说,对垃圾分类标准的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体验越高,居民的垃圾分类环境行为表现越好。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研究——差异化意愿与行动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A-B-C理论,结合强政策背景下上海垃圾分类的实际,完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测量量表,改进并区分居民垃圾分类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构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理论模型.基于“2019年上海居民垃圾分类行为”调查数据,覆盖上海16个区县的2555有效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强政策背景下居民环境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分别对居民垃圾分类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环境态度分别通过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效应.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并没有通过两类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效应.垃圾分类的政策效能感在目标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效应中起到了调节作用.虽然环境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可以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的形成,但仅有环境态度可以通过激发公众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进而形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     

西部中小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调查分析研究——以泸州市为例

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垃圾产生量日益增加。城市生活垃圾良好分类有利于提高垃圾处置效果,减轻环境压力,改善环境生态。本文通过对泸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现况调查,从年龄阶段、学历和月收入三个方面分析影响生活垃圾分类的原因,找出了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是当前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针对各类居民的主要宣传媒介,为西部中小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提供建议。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生活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归纳总结新时期我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现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整体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垃圾分类成效显著。但是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足与知识缺乏、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与设施不完善、垃圾分类清运不规范以及监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健全法律法规、激发主体意识、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监督管理等措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向纵深发展,从根源上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果。     

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分析

为了为成都市垃圾分类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基于问卷调研,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成都市居民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支付意愿(WTP)及其影响因素。调研发现:问卷填报者中95.3%的人支持强制垃圾分类,但仅21.0%人深入掌握垃圾分类知识;造成成都市垃圾分类失效的原因,73.8%的人认为政策不到位,需要采取强制监管措施,67.6%的人认为垃圾分类桶等基础硬件设施建设不到位,69.2%的人认为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差,需要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成都市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WTP金额为12.65元/月/户。年龄、有无住房、户口类型和月收入4个因素对支付额度有显著影响。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考虑政府政策激励监督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影响,构建政府监管-企业处理-居民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4种不同情境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政府激励监督对各方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获得的收益大于参与分类的成本两倍及以上时,才会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否则不会主动参与分类,同时居民对政府正向激励补贴的变化比企业更为敏感.政府实施较高的负向激励力度时可有效约束企业行为,但过高的监管成本会造成垃圾回收治理的管理困境.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是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一环。实行垃圾分类收集是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的必然选择。文章在对比了国内外垃圾分类收集状况基础上，提出了２０００年后广州市市区居民生活垃圾的分类类别，并对实施分类收集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     

一种社区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基础设施体系及其实施方案

2022年4月24日,生态环境部公布“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居民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场域,能否实现社区生活垃圾源头准确分类处理是影响生态环境友好“无废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关键环节。故有必要推动社区环卫一体化,建立智慧、科学、精细、清洁的社区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基础设施体系。相关研究显示,随着垃圾分类政策法规文件逐步落实,各类生活垃圾占比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其中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占比逐渐提高,其他垃圾的占比逐渐降低,同时厨余垃圾纯净度的提升也为其焚烧发电之外的资源化利用途径奠定了基础。分析典型居民社区特点及其内部生活垃圾分类转运处理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标准化、模块化、集成化的智能垃圾分类集成装备,与AI分类智慧大脑智能管理、调度、维护平台,提出了典型社区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基础设施体系配置原则,并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居民社区开展了布置案例分析。该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京津冀及全国城市社区垃圾智能分类与清洁收集体系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北京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效调查及其长效管理机制研究

对北京市600个分类示范试点社区进行垃圾分类收集现状调查,并基于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目前试点社区分类正确率和投放正确率均不高,知晓率是影响分类正确率和投放正确率的重要因素,知晓率根据知晓深度分成两个等级,分别为75.6%和15.5%,而社区大多数居民约60.1%垃圾分类知晓程度保持在一个初级水平,24.4%居民不知道垃圾分类,分类正确率和投放正确率较低,分别为4.5%和31.2%,宣传、教育的力度和深度不够,也未形成有效监管机制.居民对社区垃圾分类建议得出,认为应该加强分类知识宣传的居民最多,占36.84%;其次认为加强垃圾分类正确投放监督的比例也达到35.39%.总体认为软实力建设应提高的居民占90%以上.因此,提出持续采用多种媒介提高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和深度,并结合多种培养方式引导居民参与操作实践.此外,构建软硬结合的垃圾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完善操作强的监管机制,长期持续对居民进行督促,并将垃圾分类作为社区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整体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生活垃圾分类的合肥举措及优化建议

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徽省合肥市作为全国首批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对垃圾分类工作高度重视、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推动了本地区垃圾分类的积极有效开展。文章在总结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有成效的基础上,分析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对全国其他城市的表现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合肥市进一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能力的建议,为推动全国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一些思考。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是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一环。实行垃圾分类收集是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的必然选择。文章在对比了国内外垃圾分类收集状况基础上，提出了２０００ 年后广州市市区居民生活垃圾的分类类别，并对实施分类收集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     

校园垃圾分类处理现状调查及建议——以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为例

近日我国发布的垃圾强制分类方案使"垃圾分类无法落实的原因"、"如何实行全民垃圾分类"等问题广受关注。以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为例,调查了该校区内的垃圾分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其不足提出了高校实现垃圾分类收集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实施建议。     

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经济效益与空间优化效益

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垃圾产量急剧上升,解决“垃圾围城”的现实问题成为大部分城市环境治理中的重点,化解垃圾分类处理难题成为环保研究的热点。自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推行以来,我国垃圾治理从减量化阶段迈向资源化阶段。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老城区逐渐暴露出垃圾收集设施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垃圾中转设施污染严重等问题。基于这一现实问题,以城区面积较大、城市更新较慢的沈阳市中心城区为例,核算沈阳市垃圾分类治理后产生的各种效益。利用空间网络分析和选址分析,对沈阳市中心城区垃圾处理站进行优化,使站点建设数量大大降低,服务覆盖范围大幅提升。最后,从源头分类、产业发展和空间优化3方面提出对策。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驱动机制

探讨了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即垃圾的价值与分类垃圾收集量，讨论了居民行为与拾荒问题，全面分析了我国目前条件下各种影响因素驱动分类收集推行的机制，提出分类收集应作为集成式垃圾管理的一部分进行规划管理。     

生活垃圾分类从意愿到行为转变的障碍因素与跨越路径分析

利用山东省东营市的586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行动理论和治理理论分析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间的差异及其障碍因素,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社区情境因素欠缺及居民体验差、推动措施力度偏低、心理认同不足和自身异质性特征是垃圾分类从意愿到行为转变的主要障碍;社区情境因素、情境体验及推动措施既直接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通过心理认同感的中介作用对缩小其差异程度产生间接影响;各因素对意愿和行为差异程度的作用机理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差异。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完善社区设施、活动与组织建设,增强垃圾分类措施的针对性及加快制度和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意愿到行为转变的跨越路径。     

基于居民意愿和行动的差异分析破解城市垃圾分类难题——以广州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作为垃圾分类的主要参与者,城市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行动力非常关键.问卷调查表明广州在整体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后,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认同感和行动落实效果依然存在较大差异,亟需落实垃圾分类可操作化和便民化措施,结合实效宣传和有效激励共同推动垃圾分类政策在居民分类环节真正落地.     

宁波市居民生活垃圾适宜分类方法研究

采用随机问卷方式,调查了宁波市居民对现行垃圾分类方法的态度、可能的分类方法、实行垃圾分类后的行为方式等。结合我国生活垃圾分类行业标准及居民在实际垃圾分类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提出了适合宁波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案。其特点是,居民只需区分食物垃圾与非食物垃圾,而非食物垃圾集中运往分拣中心按行业标准进行分类或按回收企业要求进行进一步细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