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人力资源和人的各种需求而联系起来.通过推导出含有年龄结构系数M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教育人力资本和干中学经验资本及就业效应共同体现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以山东省140个县域单元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发现:①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考虑空间效应,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在现实中应重视年龄结构和空间溢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②所有劳动适龄组均刺激经济增长,但以15-29岁年龄组的影响最显著;③除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山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显现出条件β-收敛;短期看人口增长和储蓄率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④鼓励30-44岁劳动力提高干中学经验效应以促进区域经济运行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家庭消费升级是我国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微观基础。本文利用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少儿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挤出效应远大于老年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促进效应;家庭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老年抚养比提升的消费升级效应,同时弱化少儿抚养比提升对消费升级的抑制效应,即在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更好的家庭,老年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愈发明显,而少儿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挤出效应则不明显;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老龄化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调整,也将扩大城乡家庭的消费差距;从分地区的研究看,中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到老年抚养比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而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对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产生的不同影响,决策部门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规划公共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通过先进的金融手段和金融产品降低“老龄化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出台针对家庭消费的“减负”政策,降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家庭的抚养负担,最终通过破除城乡和地区分割的体制障碍、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福利水平等手段实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与东北经济增长

近些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速的迅速下滑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失局面也在加速发展,为探究二者间的联系,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迁移的视角切入,利用扩展的索洛模型推导了各变量与人均资本、人均产出间的关系。并通过对地级市面板数据的一阶系统广义矩估计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等变量对东北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反作用,利用交叉项分析探讨了人口因素对东北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发现: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东北经济增长成正相关,而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净迁出均对东北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2相较于一般性的人口流动,户籍人口的净迁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更突出;3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产生的影响会有所差异;4东北经济增长存在惯性且符合区域增长收敛理论;5投资率与劳动力参与率这两个变量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6经济增长也对人口迁移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1东北地区应及时科学综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调整人口政策,平衡地区间养老压力,发展老龄产业;2东北地区应控制人口流失局面,放宽户籍限制,加快国企改革,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留住人才。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改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政府颁布"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探讨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数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少儿抚养比显著提升,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减轻,但不能改变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趋势。通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不能解释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但能部分解释住房面积水平的变化;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住房消费面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消费面积没有明显影响。由于"全面二孩"的实施会提高少儿抚养比,因而从长期来看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商品房消费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需求基础。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增加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商品服务结构逐步向老年市场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老龄化对住房和经济市场的冲击。     

高速铁路建设对人口流动空间的影响研究

作为快速交通流线的主要形式,高速铁路建设能有效拓展区域人口流动空间、增强区域联系度。本研究以沪宁城际高速铁路为例,基于宏观经济联系及问卷调查,通过构建经济联系强度模型、人口流动空间联系指数以及产业人口联系指数,定量分析城际高速铁路建设对区域人口流动空间的影响,探讨沪宁地区"一轴双核"经济结构运行机理。研究发现:①沪宁城际高速铁路建设有效拓宽了城市间人口流动时空,缩短了区域经济距离,以南京市和上海市为核心的人口、产业以及经济空间集聚效应明显,宁镇扬(南京、镇江、扬州)和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一体化程度增加,并且上海市与苏锡常地区相互联系增强,人口、产业、经济发展均质化程度提高;②高速铁路建成后,南京及上海周边地区呈现人口集聚的极核效应,上海与苏州、无锡与常州、南京与镇江的人口流动联系强度加强,高速铁路沿线区域"一轴双核"空间发展特征明显,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③沪宁城际高速铁路建成后,沿线居民出行频次增加,尤其是20-44岁之间的有较高职业声望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动频次增加显著,这种微观变化一方面表征了区域经济联系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体现了区域人力资本之间的融合与相互依赖,是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表现形式;④高速铁路服务水平、舒适度、准时性、高效性等是居民选择乘坐高速铁路的主要影响因子,居民出行及相互交流更注重实效;⑤结合区域产业分工与人口集聚,上海、南京的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镇江市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的产业人口流动趋势指数为正值,这些产业人口的流动是区域人口集聚的主要因素;同时苏州、无锡的制造业、常州的金融业等产业人口流动趋势指数为负值,从而导致这些城市人口呈现扩散趋势。     

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的空间特征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空间统计的方法。可以揭示区域变量的空间结构形态。通过对2000-2003年期间上海市乡镇人口密度变化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上海市近几年人口分布空间变动格局表现为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环状分布模式，中心城区和远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小。人口增长缓慢，而近郊区人口密度变化大，人口增长迅速。全市人口密度变化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四种类型的空间关联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上海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高人口密度区域在不断向外扩张，人口分布与经济、交通等社会发展因素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利用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能够扩展和加强对人口分布空间模式的研究．从而为经济总体布局和城市化建设提供辅助参考作用。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GMM分析

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以及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使得人口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极其复杂,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对能源消费会产生不同影响。文章通过将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3个指标引入扩展的STIRPAT模型,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GMM法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前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等因素对我国能源消费均具有显著影响,老年抚养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暂时不显著,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影响会逐步显现;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能源消费反方向变动;前期能源消费对当期能源消费存在显著正影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与能源消费同方向变动;在所有影响能源消费的因素中,前期能源消费的作用最大,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已超过经济增长,正逐步成为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文章提出应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纳入相关政策视野,适时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节能技术,逐步提高能源利用率等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江苏省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将人口结构因素纳入STIRPAT模型,利用江苏省1982~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对影响碳排放的人口总量、人口城市化、老龄人口比重、家庭规模、人均消费额、碳排放强度等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中,老龄人口比重弹性最大,其它依次为人均消费额、人口总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碳排放强度。在考虑人口结构情况下,碳排放的人口规模弹性小于1,缺乏弹性,说明人口总量对江苏碳排放的影响开始放缓;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显现,特别是老龄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人口规模,成为促进碳排放的第一驱动因素;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人均消费额直接加剧了碳排放,以碳排放强度表示技术进步对抑制碳排放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显著。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江苏省未来低碳发展的应对之策     

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农地转出的响应

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将决定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尤其是就业保障功能替代与养老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总体来看,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较高,近四成农民愿意转出农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第一,农地就业保障功能在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主要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相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更高;农民所在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第二,以新农保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越高,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虽然农民的参保状况与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关系不显著,但是农民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越高,那么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同时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规模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提出了促进农民非农转移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人口与经济发展对植被的影响研究

植被是陆地表面主要的覆盖物,也是许多地球系统过程的重要变量。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在区域尺度上是显著的。以重庆市为例,使用滑动平均和SG滤波对SPOT/VGT NDVI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结合GDP和人口栅格化数据,从时间序列和空间相关场两个方面分析了植被与人类活动因子之间的时空相关性。结果表明,从1998到2005年,植被的分布和生长状况并没有随GDP和人口的持续增加而增加。在时间序列上,植被覆盖与GDP和人口之间总体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空间上,这种相关关系表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空间相关场表明：较强的负相关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的主城区周围,反映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使得植被面积和生产力降低;然而在偏远的山区,由于经济落后同时植被覆盖较少,出现了正相关。     

昆山市耕地变化和粮食安全研究

采用粮食自给率结合区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对江苏省昆山市20多年来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昆山市在2000年从粮食产区转型为粮食销区;2006年的粮食自给率仅有23%;生产力提高和作物种植结构的相互制约导致了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呈波动变化。在粮食安全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方面,提出了依据相关社会经济指标对昆山市发展阶段进行聚类分析,然后以最新发展阶段数据进行建模的新思路。分析结果表明:昆山的粮食安全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变化确实呈明显阶段性;至2011年,昆山市粮食自给率将下降至11%;最小人均耕地面积降低至0.028 hm2,如果该变化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持续较长时间,到2016年时,粮食自给率和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将分别下降至8%和0.012 hm2。依据这些分析及预测,文章提出了坚持土地集约利用、提升耕地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粮食流通网络和拓展并强化与粮食产区之间的合作等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The Flood Myth in the 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hen released, The Day After Tomorrow was widely described by critics and the movie's creators as a pro-environmentalist film.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rticulates a variation of apocalyptic discourse identified as a flood myth.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this version of the flood myth largely undermines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at attempts to generate public activism in addressing ecological problems, by replacing an emphasis on human efficacy with symbolic vindication and exchanging collective effort for individual survivalism. The film thus serves as a cautionary tale about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contemporary mythic discourse presented as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alysis of Influences between the Energy Structure Change and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energy statistics from 1980 to 2004,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ary energy structures, technique, management, and the energy use per unit of GDP based on the path analysis approach and present the degree of the direct, indirect, and the overall influences of the primary energy structures on the energy use per unit of GD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hnical change and management leve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energy use per unit of GDP, and the ratio of oil consumption was the major limiting factor to energy use per unit of GDP. We then found the model of the energy use per unit of GDP and the structures of the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eliminated the multicollinearity in the model with the path analysis result, and finall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mary energy structure o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Sable Samples Using Three Methods of Age Determination

The age structure of sable samples has been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parameters obtained by three methods of age determination: by annual cementum layers (Klevezal, 1988), canine root canal width (Smirnov, 1960), and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the mastication muscles and sagittal crest on the skull (Timofeev and Nadeev, 1955).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first two methods produce similar results (r = 0.95) that are suitable for use in the practice of monitoring and commercial game management. The third method is simpler but less accurate and can be recommended only for the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age ratios in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of such assessment by the method proposed by Klevezal are sufficiently accurate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its reproductive core, but this method is laborious and involves a complicated histological procedure. When large samples are studied for the purposes of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planning, the method proposed by Smirnov is preferable.     

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基于IO-SDA方法的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经济结构自身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本文基于1992、1997、2002、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采用IO-SDA方法(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分解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增加值效应、Leontief逆矩阵效应、最终需求效应,从而得到经济结构历史变化对于CO2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能源消耗导致的排放增加主要是最终需求效应与Leontief逆矩阵效应;除2002-2007年,能源强度效应始终为负,且为促进CO2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我国终端能源结构除了1997-2002年得到了优化,其他阶段却一直在朝着高碳化的方向发展。通过构建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和碳排放感应度系数对各个部门的评价结果显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行业大多是高耗能的行业,未来节能减排重点需要逐步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在具体部门层次上应制定有所区别的政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部门应保持一定的比重,不可一味降低,可更多从技术进步方面制定节能政策;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部门可以考虑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改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部门可以在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来尽可能地降低比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第二产业部门及房地产业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部门应大力提高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作用机理探析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中消费通过前后相关联，从生产到资源利用和直接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两个方向影响着城市环境。据此．以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以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家庭消费等四项指标代表消费结构构成．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等计量模型来定量研究1990-2002年13年尺度下消费构成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has been redefined since the 1990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reatening human secur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has become a new challenge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on one h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on the other hand, are manifested in the conflict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severely challenges the future de...     

Quantitativ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hich include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s. The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which is the deep cause affecting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i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both a positive and passive manner. As a whole, it is negative as far as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concerned. The result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verifies that the current finance and taxation system has an effect 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he article presents some suggestions: add financial budget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istribute the land transfer rent reasonably, and make use of the land transfer rent to improve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我国单位GDP能耗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1980—2004年能源统计数据,首先和用通径分析法测算了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技术、管理医素与单位GDP能耗强度的关系。定量分析了各一次能源消费构成比例（煤,石油,天然气,水电等消耗比例）对单位GDP能耗的直接、闻接和总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等不可测因素对我国单位GDP能耗起决定作用,石油消耗比例为单位GDP能耗变化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故在煤的消费比例下降幅度较小的情况下,要想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必须首先重视技术的进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石油的使用比例,尤其要重视水电的发展。然后利用通径分析结果消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建立了单位GDP能耗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及其它相关因素间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节能降耗的影响途径及影响效应。     

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6-2009年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预测,估算了2020年之前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减排的贡献。基本情况是,1996-2009年中国碳排放增长464 678万t,其中,经济总量效应531 337万t,产业结构效应49 887万t,能源消费强度效应-223 940万t,能源消费结构效应107 395万t,诸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14.3%,10.7%,-48.2%和23.1%。产业结构变动驱动了碳排放增长,尽管它不是最主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耗能产业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增加或减少2.2-2.9亿t。依据对高耗能产业结构变动值的预测,到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约为-5亿t,占期间碳排放增量的-15%。这表明,与此前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情形相反,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