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弱HSDI与强HSDI的区域可持续性评价——以中国环渤海地区为例

可持续性评价是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HDI和HSDI的基础上,构建对环境重视程度不同的弱HSDI与强HSDI评价指数,以中国环渤海地区为例,揭示区域2000-2015年可持续性基本状态与变化过程。结果表明:从基本状态来看,环渤海地区各市可持续性水平等级结构失衡,弱HSDI与强HSDI水平均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等级结构,但弱HSDI的等级结构失衡比强HSDI更严重,且弱、强HSDI空间格局差异较大;从变化过程来看,环渤海地区各市可持续发展步调不一致,弱HSDI与强HSDI均以显著增长趋势为主,但弱HSDI主要呈中高速增长,强HSDI主要呈中低速增长。结合评价结果,划分可持续性状态与过程矩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策略,可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不同生态位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城市化过程往往具有阶段性,不同用地规模、等级或区域的城市用地扩张,具有不同的阶段性,它们与连续性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显著的差别。论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1995—2010年生态位值的变化情况,将21个城市分为4个等级,结合4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等级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方法应该基于完全市场化的基本假设,而且需要应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诊断。生态位的方法能够恰当地区分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级别,不同生态位的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关联机制。大部分高生态城市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较显著,高生态位城市以弱脱钩状态为主。高生态位城市占有较大的空间和较多的资源,市场化水平也较高,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大部分低生态位城市不满足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少数城市能用Logistic蒂模型拟合,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也不显著,低生态位城市以强脱钩状态为主。低生态位城市所占有的空间和资源都比较少,市场化水平也较低,尽管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但表现不明显。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城市规模已接近城市扩张的上限,高生态位城市应利用管理和技术等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集约化水平,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生态位城市应逐渐改变城乡土地二元结构,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

在分析城市土地扩张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用以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测度了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变特征,并与传统的指标权重法的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① 论文构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较好地对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度。从各社会经济变量弹性系数的大小来看,城市土地的扩张主要受城市人口增加与居民收入增长的驱动,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土地价格的上升与提高土地管理水平可以有效抑制城市土地的无序扩张。② 2003—2012年间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提升,但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差距较为明显,部分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从整体的演变来看,珠三角7市与东西翼7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下降,而山区7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所上升。③ 传统指标权重法可能更适用于诸如工业用地以及开发区用地等生产性用地的评价,如果使用其对全部城市土地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时,会夸大投入产出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④ 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高投入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并不一定就是经济有效的,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高投入换取高产出的土地利用方式未必就是集约利用。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城湖共生关系识别与评价——以长三角合肥—巢湖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湖关系出现复杂而多元的变化,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挑战。从优化城市发展与湖泊保护的关系视角出发,在开展城湖共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地区的合肥—巢湖为研究对象,构建城湖共生评价指标体系,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识别合肥—巢湖的城湖共生模式,采用共生协调度模型测度合肥—巢湖的城湖共生水平。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城市子系统呈稳定上升趋势,各项指标由差异较大逐渐向均衡发展转变,但科技创新水平有待提升,下一步要加强转型升级和绿色创新。（2）研究期内湖泊子系统呈波动上升趋势,且2014年后趋势放缓;水生态环境相比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安全提升明显,但三者近年来增速都放缓,近期要强化巢湖系统保护与综合治理。（3）合肥与巢湖已进入城湖互利共生早期阶段,但共生协调度水平较低,需加强城湖联动、城湖互融,实现合肥与巢湖的高水平共生。合肥—巢湖的城湖关系研究为长三角地区其他城湖系统的共生关系识别以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气候变化特点及未来趋势——基于观测和模拟资料的综合分析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准确评估其气候变化趋势对于该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揭示1971-2015年气候变化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区域2006-2050年气候变化趋势。为此,本文综合观测和模拟数据分析了区域1971-2015年的历史气候变化以及2006-2050年的未来气候变化。研究发现：1971-2015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气候变化呈暖干化趋势,年均气温的增长速率为0.39 ℃/10 a,年降水量的变化速率为-4.60 mm/10 a。2006-2050年,区域气候变化将呈暖湿化趋势,区域总体年均气温的增长速率为0.20~0.50 ℃/10 a,年降水量的变化速率为1.49~15.59 mm/10 a。同时,如果不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区域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将加剧。2006-2050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的不断增加,区域增温速率从0.25 ℃/10 a增长至0.48 ℃/10 a,降水变化速率从3.97 mm/10 a增长至14.58 mm/10 a。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问题,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与方法研究

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评价体系的建立应遵循空间跨度和时间距度相结合，乘法和区域分类的原则。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的数量，质量状态及它们的协调度所决定。深圳和东莞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表明：深圳可持续性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逐渐增强，但１９９１年开始下降；东莞可持续性从１９８０年以后逐渐增强。目前两市均处于弱可持续阶段。     

能源富集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基于晋陕蒙甘宁地区

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晋陕蒙甘宁这一典型能源富集区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而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分析方法和ESDA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该地区的市域经济发展差距在波动中下降;（2）各等级城市在不同时期演化规律截然相反,随时间推移,除低等级之外的各等级城市均表现出较高的等级下降风险;（3）该地区城市的市域经济水平曾存在一定空间负相关,到2015年这种关系则不再显著;（4）该地区呈现以局部为核心区的格局,但西部地区明显趋冷;（5）市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状态,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突出。     

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从城乡聚落规模的大小、结构、分布三个基本属性出发,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张家港市为案例地,以土地利用数据和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揭示了1995-2015年间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聚落数量显著减少、用地规模显著增加。（2）城—镇—村规模结构从“凸字型”经“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方向演化;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等级的城乡聚落的成长速率不同;城乡聚落的齐夫指数偏大但增长放缓,规模结构总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3）城乡聚落规模分布的不均衡程度不断增强,但极化发展速率逐渐减小;空间集群分布特征显著,聚类中心分布趋于均衡化;城乡聚落用地的时空变化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以城镇用地变化为主。（4）驱动机理是由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四个主要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四轮”驱动过程。     

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评价及空间演化规律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环渤海沿海地区17个城市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坐标方法,定量分析了2006-2015年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测算的生态效率结果,环渤海沿海17市的生态效率总体呈中等偏上水平,且2006-2015年效率值持续上升,天津、唐山、青岛、大连位居前四,17市中绝大多数城市生态效率值低于环渤海平均值,地区差异十分显著。（2）标准差椭圆结果显示环渤海沿海地区生态效率整体呈东北—西南格局,且有逐渐向西南偏移的趋势。（3）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性,且各省限制性因素区别较大。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contrasts in Brazil as indicated by the Compass of Sustainability – CompasSus

The current need for assessing sustainable processes and states is a driving assumption for this article, having as objective to present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new assessment approach, the Compass of Sustainability (CompasSus), applied to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Brazil. It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s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existing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such as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mpasSus is elaborate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ather complementary operational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mely weak and strong sustainability, which are often seen as competing ones. In spite of the advanc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ceived i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s well a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aiming at sustainability, there still exists an operational ambiguity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Thus, its fuzzy theoretical consolidation for clear definition of objectives and lines of action still leads to different assumptions for diverse stakeholders and authors. Looking at the Brazilian cas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re needed to protect the world's largest tropical rainforest against a predatory business – as-usual frontier expansion. As for addressing trade-offs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emands the CompasSus introduces a combined hemispheric assessment of sustainability. In 2006, the state in which the sustainability index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was DF (Distrito Federal). This, the seat of the capital city, presents an economy based on the public and the service sectors, both very little carbon and energy intensive. Furthermore, the high income per capita, and good social indica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small relevance of the agrarian sector grants it the best sustainability index, which is determined by performances in two components representing strong and weak sustainability. In the other extreme is São Paulo (SP) where a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major impacts on waterways have implied a worse performance in weak sustainability index, whereas the high consumption of energy together with high carbon emissions have also determined a low performance in strong sustainability index.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分析

本文总结了中国20多年来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演变和不同阶段的转型发展重点,并分析了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政策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演化路径,基本遵循了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发展逻辑,经历了从“行政干预”“行政引导”到“综合治理”的变迁,国家角色不再以单一化的行政干预方式出现,而是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合型关系系统推进政策治理,施策对象逐步扩大,施策领域呈现精细化、专业化的演化特征。综合来看,政策演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解困阶段、分类治理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2）当前国家已经形成了以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资源富集城市创新发展、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为重点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政策框架。从解决资源枯竭城市衰退问题入手,重点关注两类特殊困难地区,同时面向未来规避资源富集地区发展路径依赖,构成了全方位的政策引导体系。（3）各资源型城市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和发展基础,初步形成了特色化的转型发展模式。（4）在新时期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碳减排任务大、经济增长乏力、特殊地区发展困难等严峻挑战,亟需全力破解重点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中国1990—2010年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何全面地评估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已成为当前可持续性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论文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在国家、区域和省三个尺度上系统评价了中国人类-环境系统1990—2010年的可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为中上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1990—2010年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表现为增长趋势,中西部可持续性增长快于东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指标呈增加趋势,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为下降趋势。可见,中国人类-环境系统可持续性的空间格局与动态变化均不协调,需进一步促进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全面提高。     

中国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适度非农化研究

基于土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阶段耦合规律的理论分析,应用承载力模型,开展了2008年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非农化适度性的评价和土地适度非农化阈值的界定。结果表明:①受区域土地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对非农建设用地的需求与建设用地供给之间呈现为正反双向的"S"型曲线,两者之间的耦合变化规律以工业化完成阶段最为显著;②工业化初期至后期阶段土地非农化趋势表现为缓慢增长,土地适度非农化阈值为10.0%~17.5%;③工业化与城镇化驱动作用强度决定着土地非农化规模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科学调控土地非农化进程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经济发达地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敏感因子和敏感区分析--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

生态敏感因子和生态敏感区是评价经济发达地区生态系统发展的可持续性、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笔者以宁波市北仑区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耕地资源危机、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涝、旱和台灾、酸雨及地面水污染是该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敏感因子;农田,水源地、河岸带、海岸带及城镇等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敏感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敏感因子及敏感区分析

生态敏感因子和生态敏感区的识别是评价区域生态系统发展可持续性、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实施综合措施的关键步骤．本文以青岛市城阳区为例,分析了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敏感因子及生态敏感区．结果表明,耕地资源危机、淡水资源短缺、海水入侵、风暴潮、洪涝灾害、水土流失、酸雨及地面水污染等是限制该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生态敏感因子;农田、水源地、海岸带、河岸带及城镇等为其主要生态敏感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该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可持续城市研究进展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可持续城市是很多学科和领域关注的焦点。智能化和网络社会的演进促进了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可持续城市研究亟需创新理论和方法。国内学界对可持续城市的前沿关注不够,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反思和探讨欠缺。因此,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可持续城市研究进行系统评述,分析其演进脉络和研究热点,并探讨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可持续城市研究主要经历了萌芽、兴起、增长、扩散四个阶段。可持续城市应当以自然、社会和技术三者的协调发展为核心。可持续城市的国际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城市治理和智慧城市三个方面,并由“可持续”向“可持续智能”转变,大数据辅助城市规划成为趋势,社区多元主体共治逐渐增强。新可持续智能城市研究框架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结合将是未来研究的关键。中国需要加强可持续智能城市的研究和实践,提出科学的可持续智能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国情重视城乡共治,并将这些理念渗透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基于AHP和熵值法的辽宁省城市生态安全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以辽宁省的14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选取了26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值法对其生态安全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各个城市生态安全值位于0.31~0.8,生态安全水平差异较大。总体来说,沿海地区城市群生态安全较好,中部省会城市群生态安全次之,西部的朝阳、阜新等小城市生态安全较差。最后提出了辽宁省城市生态安全的对策。     

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广义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抽样Bootstrap法,使用2015—2018年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行政等级、城市规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分析城市规模在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中的路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整体均值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且近年来增速逐渐加快;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均对生态福利绩效起显著正向影响,技术进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外资依存度显著降低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城市规模是城市行政等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路径,行政等级越高,城市规模越大,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越高。基于以上结论,为协调经济、环境、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