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及影响因素

在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案例,运用熵值法计算长三角地区2008—2018年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城乡融合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结构向“Σ”转变的空间演变特征,空间融合发展水平和社会融合发展水平的高值区大致呈现出“Σ”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的圈层结构特征,生活融合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高级化、财政支农支出比例、财政分权有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产业结构偏离、城乡基本建设支出比例不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从时间变化上看,政府力量在逐步减弱,市场力量在逐渐增强。     

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空间分异及其效应研究——基于携程旅行网的大数据挖掘

大数据驱动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是旅游流深化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携程旅行网上中国市域尺度的旅游线路及相关数据,在构建O-D矩阵的基础上,揭示网络结构指标的空间分异及其效应。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具有以下特征：网络同质性较小;不同主题类旅游流流量总体上遵从东多西少、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格局;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形成了五大高值集聚区,分别为长三角城市群、泛珠三角地区、云南内部、青海—甘肃交界地区、北疆地区;中国市域旅游流网络还具有显著的资源—经济指向性,“结构”效应总体不显著。未来需要进一步重视区域旅游网络化的发展特征,在尊重空间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核心组团的辐射作用,发挥“资源—经济”的双核驱动,促进跨区域旅游合作。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基于农户视角的脱贫类型划分与路径研究——以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以新晃侗族自治县（以下称“新晃县”）84个出列村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收入状况、产业发展四个方面构建脱贫成效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脱贫类型划分与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成效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础设施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53,整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教育医疗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65,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收入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48,呈高、中、低得分区域交替分布态势;产业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4.23,但差异明显,仅东部、南部少数村域得分较高。（2）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类型可分为单因素主导脱贫型、双因素驱动脱贫型、多因素综合脱贫型三个大类和F因素主导型、F-E因素驱动型、P-E-I因素综合型等13个小类,同时针对不同脱贫类型提出巩固脱贫成效的策略与路径。     

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绿色发展对构建高效低耗、绿色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政策支撑力三个维度构建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5-2015年广东省及各市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剖析了广东省各市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对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从总体水平看,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基本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其总体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核心—边缘”状,高水平主要集聚在珠三角,而中低水平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外围地区;（3）从空间演化看,2005-2015年广东省各市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略有扩大,但总体格局保持相对稳定;（4）从空间关联特征看,广东省各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集聚格局基本稳定,珠三角城市处于高值集聚的热点地区,外围地区的东翼和北部山区部分城市处于低值集聚的冷点地区;（5）空间误差模型结果显示全球化、市场化、居民收入水平、政府调控和科技水平均对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镇化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格网的河西绿洲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及其与水土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

基于1 km×1 km格网,论文综合运用景观指数、分散度、核密度、空间耦合关联等方法,研究河西走廊山丹县1998—2015年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分异及时空演变特征,探讨绿洲乡村聚落与水土资源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乡村聚落用地总面积扩张较快、空间分散化趋势明显,斑块数和斑块密度增大、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乡村聚落景观指数在1998—2008年间相比2008—2015年间变化剧烈,后期逐渐趋于稳定;2）3个年份乡村聚落核密度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主干道路、渠系等线状地物沿线密集,外围区域稀疏,并以线状地物为中心向外呈阶梯状递减;3）1998—2008年乡村聚落分散度呈增加趋势,2008年后趋于稳定,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由相对集中走向零星分散,聚落“散、空、乱”现象普遍;4）乡村聚落与耕地和渠系空间分布关系密切,存在显著的“耕地指向性”和“渠系指向性”;K指数1998年以“人多地少型”为主,2008和2015年转向“人少地多型”和“人地协调型”;L指数总体表现为“渠系偏多型”和“聚落-渠系协调型”。水土资源是约束和限制绿洲人口和聚落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人-水-土系统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和共生性。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

探索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特征与形成机理,对于提高建筑遗产的保护水平有重要意义。以396处20世纪建筑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差椭圆、重心分析、Voronoi图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剖析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整体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呈凝聚状,省域层面呈高富集区“一枝独秀”、中富集区“东部零星”、一般富集区和低富集区“两带两块”的特征;市域层面呈“断崖式”数量差异、“梯度化”等级差异、“众星捧月”空间分异特征;重心呈“先北后南”移动趋势,东西向移动较微小,集聚程度呈由强变弱趋势,集聚点数量呈递减趋势。（2）从类型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可分为六大主类和16个亚类。其中,科教文卫体类、商政办公类和纪念性类遗产数量居多,且分别呈“两核分散”“东部三核、中部团状零星”“两核一环多点”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不同类型建筑遗产分布演变特征差异明显。（3）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格局是由区域地位、文化与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联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历史文化底蕴因子的影响最大。     

生态文明视角下喀斯特地区“双评价”研究——以生态敏感区宁远县为例

精简“双评价”流程、融合评价机制,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构建具有喀斯特地区特色的指标体系,刻画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特征,对于生态敏感脆弱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别从生态、农业与建设三个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将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整合,从国土的用途功能出发,提供一个全新的评价思路,测算宁远县国土对于不同功能的适宜程度。结果表明：（1）宁远县生态保护重要性总体较高,不同等级、地区空间集聚和分异特征明显,呈南北两侧高、中部和西部偏低的分布格局,需重点加强南北两侧生态空间的保护力度,满足国家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2）农业生产适宜性总体较低,适宜生产区域主要以城区中心分割线为轴带,呈东、西两侧对称分布格局,和生态保护空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合理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保障区域粮食和生态的“双安全”;（3）建设开发适宜性总体上较低,中心外围分布格局特征显著,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并向四周辐射递减,需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适当调整和转变发展利用方式,协调“三生空间”关系;（4）以中心县城为核心,“三环带放射式”的国土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建设—农业—生态空间呈“同心圆”圈层结构分布;（5）多宜、双宜、单宜与不宜空间面积依次为36672.67 hm²、32276.11 hm²、181022 hm²、175.46 hm²,分别占宁远县国土的14.66%、12.90%、72.37%、0.07%。从生态文明视角开展喀斯特地区“双评价”研究,更为精细地摸清特殊地貌的国土基数与空间基底,提升了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性与操作性,可为其他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域“双评价”工作开展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快速城市化地区空间冲突测度——以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为例

空间冲突是源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和空间功能外溢性的一种客观地理现象,是在人地关系作用过程中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对立现象。地理学视角下空间冲突的基本指向在于不同类型的地理空间在结构比例、空间组合以及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不协调。基于此,论文借鉴景观生态指数理论与方法,构建空间类型冲突指数(STC)、空间格局冲突指数(SSC) 以及空间过程冲突指数(SPC),并明确其内涵及计算方法,并选择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实证区测度与验证,实证分析结论与实际情况吻合,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冲突指数构建的科学性及其地理学意义。     

黄河流域水污染排放特征及污染集聚格局分析

掌握污染源排放特征及其空间差异,是在流域尺度提升水污染治理水平的重要基础.该研究分别从污染源的活动水平（简称“活动水平”）、污染物产生、污染物去除和污染物排放4个方面选取了28个指标,对黄河流域60个市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特征开展了现状评价和聚类分析.采用污染分布的地理集中度指数表征各市州污染集聚格局,并利用空间分析模型Global Moran's I和G_i*指数判断污染排放的空间集聚趋势与冷热点地区.结果表明:按照水污染排放特征的差异,黄河流域不同地区在水污染格局上可划分为高排放强度区、高排放绩效区、污染集聚区和低排放绩效区;水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格局分布一致,上游、中游到下游地区呈现明显的阶梯型分布,上游地区单位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排放绩效低,下游地区区域性污染集聚效应明显;山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沿黄城市在空间上表现为区域性连片污染集聚,集中分布在晋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针对当前黄河流域水污染排放特征和空间集聚格局,建议制定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策略,加强中下游城市群的污染协同控制.      

基于GIS格网模型的银川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为探索市域范围内土地生态安全的粒度特性及其空间效应,论文结合PSR理论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公里格网为评价单元,采用熵权法计算区域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银川市的实证分析表明,2014年整个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指数为0.488 2,市域范围内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和结构功能分化的双重特征。从宏观行政区划层面来看,3个中心辖区表现相对较为均衡,2个郊区县差异性较大,仅有贺兰县（0.557 7）高于全市均值;从微观格网尺度来看,北部和城市中心的综合指数较高且呈离散分布,城市边缘区较低且呈集聚分布;从土地利用功能区的角度来看,农业区、城市建城区、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综合指数较高,而功能边缘区与交叉区较低,土地生态安全和土地利用方式存在耦合关系。通过ESDA空间分析表明,格网尺度下土地生态安全全局Moran’s I指数为0.780 4,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表现出空间连续性和聚集效应。因此,从空间建构的视角来看,应充分利用“高高聚集”区的空间扩散和溢出效益,并通过逐步改善影响“低低聚集”区的限制性因子,实现区域内部土地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配置。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京津冀地区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演变及关联性

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区,基于InVEST生态评估模型、Fragstats景观格局指数测算平台,运用网格分析法,评估了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演变;利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分析了二者空间关联性及其时序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生境质量整体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2000~2018年京津冀北部以及沿海地区生境质量大面积提升;北京-天津都市圈及其南部存在大面积生境质量衰退.京津冀山区景观格局较稳定,东南部城市群景观格局指数值变化显著,景观趋于破碎化.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特征二者具备空间关联性,但相关关系逐渐减弱,以东南部生境质量低值区集聚效应减弱最为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生境质量与景观格局的空间关联性规律,可为我国乃至世界其他类似地区生态保护与景观规划提供科学支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污染时空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3~2015年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工业废水和工业SO₂排放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地理集中指数、工业环境绩效指数、空间形态差异指数等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对长三角城市群工业污染时空演化进行分析,同时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模型对其工业污染排放主要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发现：2003~2015年工业废水和工业SO₂排放量分别下降了16.97%和28.79%,但占全国比重仍然较高,尤其是工业废水对生态环境胁迫较大.2种工业污染空间形态均呈现出北（偏西）-南（偏东）的空间分布形态,而2种工业污染重心移动轨迹并不一致,工业废水重心总体上朝向东（偏南）方向迁移了12.85km,而工业SO₂重心总体上朝向西（偏北）方向迁移了26.89km.此外,2种工业污染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城市且污染集中度指数由高到低大致呈半圈层状向周围递减.工业发展与工业污染空间形态演变具有一致性,工业废水重心和工业SO₂重心与工业发展重心距离均在逐渐缩小,而2种工业污染-环境绩效空间分布格局并不完全一致.驱动因素方面,环境规制引起的技术改善效应是工业污染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而由环境规制引起的产业结构效应对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则取决于区域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效应是工业污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口规模效应对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影响较小.     

旅游目的地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复杂性研究——野三坡旅游地案例实证

复杂性是旅游目的地网络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认识旅游地网络空间结构与组织特征的重要研究手段。论文以河北省野三坡旅游地为例,通过构建旅游联系强度模型,建立旅游地空间网络,并运用TOP网络空间分析以及复杂网络理论,揭示旅游地网络空间结构与组织的复杂性特征。研究发现：1）旅游地网络具有空间集聚性,形成了以核心景区为中心,由中心城镇、乡村社区和特色园区共同构成的空间集聚单元,并体现出“邻近连接”与“择优连接”的双重特性;2）旅游地网络服从幂律分布,具有无标度网络特性;3）每个节点的前三名和前五名旅游联系强度网络（Top3和Top5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较大的集聚系数,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4）旅游地网络是典型的异配型网络,度-度呈负相关,而网络节点的集聚系数与其度值之间存在近似的倒数关系,因此具有层次性。     

西北四省吸收性气溶胶时空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OMAERUV数据日产品,对西北四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2005—2019年紫外吸收性气溶胶指数（Ultraviolet Aerosol Index,UVAI）数据进行提取及分析,探讨其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时间变化上,西北四省UVAI值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季节方面,UVAI均值大小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四季变化规律基本同步;从空间上看,UVAI值呈由西北向东南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布,UVAI的高值区分布在格尔木市、酒泉市、张掖市及临近区域;UVAI值稳定性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整体呈现东西两端集聚、中部分散、高低差异显著的分布格局.自然因素中,UVAI值与气温、降水均呈显著负相关,但受地形、风向的影响显著,西部与西北部气流是吸收性气溶胶输送的主要路径.人为因素中,不同产业间与UVAI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另外,UVAI值与机动车保有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也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机动车尾气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也对吸收性气溶胶具有重要贡献.通过后向轨迹追踪发现,该区域西北和西部气流是UVAI外来输送的最主要路径.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