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布。     

西南喀斯特典型区国土空间功能质量评价及耦合协调分析——以广南县为例

城镇、农业和生态功能组成整个国土空间功能系统,分析国土空间功能质量状况,揭示它们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实现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探究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功能的发展状况,分析其质量分布特征,以西南喀斯特典型区广南县为例,基于城镇、农业和生态功能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借助综合评价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国土空间的功能质量与空间特征进行了评估,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国土空间功能的耦合协调状况。研究发现：（1）城镇和农业功能质量以低值为主,生态功能质量以高值为主,综合功能的高低质量的数量结构较平均,不同功能质量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2）四种国土空间功能质量均具有正相关性,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并呈地域分布差异;（3）喀斯特地区各类功能相互影响较大,低耦合区和高耦合区分布差异显著,在建设用地中耦合度最低;（4）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功能的耦合协调关系可分为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轻度协调,它们的空间分布差异与综合功能质量相似,国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区管控措施的提出可有效推动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土空间功能质量的提高。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和优化调控提供参考。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协调性

精准识别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状况,对于推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协调国土空间规划及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深入探究了2009—2018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逐年降低,且区域差异程度较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小幅上升,但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演变特征,并沿着哈大交通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向两侧梯度递减。（3）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别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及稳步上升的演变态势。两协调度均以大连、哈尔滨等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呈现“多中心多圈层”的空间分布特征。（4）城市两系统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显著性逐年减弱,其中高—高聚集类型主要集中在辽中南城市群,低—低聚集类型集中在黑龙江东部城市群。     

基于市域尺度的中国化肥施用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

化肥施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当前亟需辨明化肥施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以便为维护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提供有效的对策。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5-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5-2015年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均呈上升趋势,化肥施用量的区内差异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减态势;而粮食产量的区域差异总体趋于增大,且呈“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递增态势。（2）化肥施用量增幅大致呈“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趋势,而粮食产量增幅呈明显的南北分异特征。（3）从空间分布来看,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以“双高区”为主,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以“双低区”为主,且“低效施肥区”收缩,“他因素影响区”扩张。（4）期间,粮肥耦合关系以“双增型”为主,其他类型为辅,粮肥耦合关系主要向“双增型”与“他因素影响型”转变。     

综合福利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国际比较

基于强可持续研究范式,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进行绩效测算和评价,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基于综合福利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0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分析,与此同时,选取4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0.986）整体水平一般,均未实现DEA有效,但“十二五”期间已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国际比较层面,瑞士（1.647）、印度尼西亚（1.365）、爱尔兰（1.039）依次排名前三位,中国（0.297）排名相对靠后,位列倒数第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出“OECD国家（0.677）最高、G20国家（0.611）次之、金砖国家（0.417）最低”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对比,均发现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3）与传统的单阶段、径向或非径向DEA模型相比,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综合考虑了径向和松弛变量问题,测算出来的效率值更为精确,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对于其他领域涉及两阶段或多阶段生产系统的效率或绩效评估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空间格局与耦合类型

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系统认识与分类研究是乡村整治和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北京市平谷区为研究区域,从规模、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形态识别指标,使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275个行政村的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借助ArcGIS和GeoDa依次对三者进行空间关联分析,进而基于三维特征划分出8种农村居民点耦合类型。结果表明：（1）平谷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存在空间集聚的正相关性,空间分布分别呈现“递进式”“圈层式”和“镶嵌式”格局。（2）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全区62.8%的村庄表现为低强度,51.3%的村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61.4%的村庄表现为功能不协调。（3）平谷区以T1-S1-F2型（高强度—合理—不协调型）和T1-S2-F2型（高强度—不合理—不协调型）的农村居民点为主,两者共占农村居民点总量的60.1%,前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的乡镇,后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远的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4）规模强度高、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协调的农村居民点类型是平谷区乡村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政策制度、技术工程、产业扶持等差别化治理模式是推进农村居民点可持续性利用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发展的耦合机制及时空分异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旅游产业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CCR模型和熵权法测算了各地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马尔科夫链和地理探测器探讨了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随时间演化而波动上升的态势,同时两者在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2）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耦合相关,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从“初级耦合协调”到“中级耦合协调”的演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差异化特征;（3）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状态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短期内难以实现耦合协调类型的跃迁;（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从业人数）是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核心驱动要素。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研究旅游竞争力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效应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利用2007—201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旅游竞争力—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耦合协调度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利用VAR模型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上升,不同地区波动时点和波幅存在差异;（2）地方经济增长和耦合协调度间呈现正相关,在时间序列上存在长期稳定关系;（3）广州、东莞、江门和澳门的耦合协调度对地方经济产生显著的冲击效应与方差贡献,其中广州和澳门的响应积极迅速,东莞存在滞后性,江门波动较大。研究结果对建成“宜居宜业宜游”湾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域功能转型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采用熵权-TOPSIS法和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格局演进阶段性及其空间差异性,探究了地域功能转型机制及其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趋向优化,其中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提升快速,农业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经过短暂调整后逐步提升。地域各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呈现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耦合的递进式演进规律,地域功能经过了由农业生产主导型向生态保护主导型,再向各功能均衡协调渐进转型的过程。不同县域单元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高值区集中在秦岭北麓地带和汉江沿岸。研究认为陕西秦岭山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包括：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地区之间互动,提升地域功能协同度;构筑绿色发展体系,促进各系统功能互补,提升地域功能耦合度;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补齐地区发展短板,积极融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搭建科技创新智库平台,创建秦岭综合研究示范区,提升区域系统创新能力。     

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中国是山地大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基于我国西南地区三省一市(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的31个地级市2004—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了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①西南地区综合城镇化指数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均呈稳步增长趋势,二者差距逐渐缩小,但由于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 ②在空间格局上,都市圈内城市属于高承载、高发展、中度耦合协调度地区,但重庆市、昆明市以及一些工业型城市由于人口和财富在城市高度集聚,其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低于西南地区平均值;以高山大川为界的省际交界地区,由于自然地理上的“分割”,城镇化发育不足,属于高承载、低发展、低度耦合协调度地区. 研究显示,山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日趋紧密,应推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使两大系统处于良好的耦合协调状态.      

基于基尼系数方法的长三角区域绿色发展状况均衡性探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了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负荷系统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了考察;依据耦合协调度,构建了绿色发展能力判别标准,据此对绿色发展状态进行了识别;基于基尼系数方法,对绿色发展状况均衡性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1)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的经济发展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41、0.41、0.46、0.44跃升至2017年的0.81、0.72、0.85、0.84,环境负荷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91、0.91、0.90、0.84降至2017年的0.58、0.51、0.55、0.44;(2)研究时段内,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7677、0.7667、0.7688、0.7691,均呈准绿色发展状态;(3)考察时序内,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绿色发展能力基尼系数均值为0.0129,准绿色发展能力均衡。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绿色发展能力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格局与机制分析

通过研究黄河流域战略背景和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构建评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于城市群比较研究中,再依据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2007—2019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生态保护建设进展较为缓慢,二者耦合度波动上升。（2）上游城市群的协调度低于中下游,整体协调度提升至良好协调。（3）存在从经济发展滞后型向生态保护滞后型的转变。（4）各城市群的协调度存在关联效应。（5）影响耦合的机制和民生发展与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绿色发展与农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密切相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以济南市为研究区域,利用2006年-2015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济南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2006年-2015年期间,济南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2006年-2008年期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不协调阶段,2009年-2015年期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不协调阶段。正确认识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特征,采取恰当的城市发展战略,改善生态环境,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实证研究

论文在构建区域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功效函数、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度等方法定量评价了我国大陆31个省份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等级类型分布矩阵将各省份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划归不同等级类型,明确了各省份旅游业与信息化持续协调发展的工作重点。结果显示：各省份之间旅游业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差距悬殊,且信息化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加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各省份在信息化社会应用、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发展环境、旅游人才建设、旅游经济效应等维度的差距明显较大;各省份耦合度整体较高,而耦合协调度差距悬殊;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水平呈明显的分级分布特征,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份均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级及以上,除四川、湖北外的中西部省份均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级及以下,且除北京、广东、江苏外,其他省份均属于同步型或旅游业领先型;今后应采取促进信息化均衡发展、加快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与推广、促进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深度融合、加强跨区域合作等措施,以促进旅游业与信息化持续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

在分析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以省域为研究单元评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与长江经济带进行对比;利用面板VAR模型定量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响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总体均呈现中下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的格局。（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中2003—2011年耦合协调度小于0.5,属于拮抗阶段;2012—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0.5~0.7之间,属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在省域层面山东和陕西的耦合协调度最大,宁夏和青海的耦合协调状况最差。（3）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指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长江经济带的差距更大。（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个子系统都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和惯性发展特征,并且两者对于自身的影响程度都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其中高质量发展对自身的影响程度下降更为明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由于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偏低且内部发展不均衡,造成二者的作用机制不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均衡性特征及障碍因素

从绿色核心动力、环境基底、创新产业、发展绩效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运用CRITIC赋权、核密度估计、重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从均衡态、均衡度、均衡熵角度探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均衡状况,并分析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高质量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但未出现空间极化现象;总体格局呈西北—东南向,重心位于南北居中、东西偏东的位置。（2）高质量绿色发展总体水平较为均衡,但其中创新维度均衡度较低;城市内部均衡度存在明显的省域分化,沪苏浙城市明显优于安徽省内城市。均衡熵表明多数城市系统协调度有优势,具备一定发展潜力。（3）创新水平、环境质量、土地集约、现代产业等是高质量绿色发展普遍存在的障碍因素。坚持创新驱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强国土空间治理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紧迫任务。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

在阐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涵义的基础上,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并对1985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序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较低;②从空间上看,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存在着地域性差异,且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东部省区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区的规律,同时它还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③由于经济发展、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政策影响的差异作用,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强度与耦合协调程度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     

黄河流域地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的耦合性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时间趋势变量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黄河流域2008—2017年57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借助偏离系数的耦合度模型、马尔科夫链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市域和省域层面探究了两者耦合度的动态演进规律,并阐明了耦合机理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各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稳中有进,而生态福利绩效却呈波动下降的态势,两者的耦合度经历了“先降后升”的阶段性演变过程。（2）大部分省份耦合度的变异系数表现出扩大的倾向,尚有近1/5的城市属于低发展度低协调度的耦合类型;耦合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的分异格局,重心整体向西南方向移动,其类型演变以大概率保持原有类型和向相邻的类型转化为主。（3）在驱动因子探测中,经济发展解释力>自然条件解释力>社会文明解释力;因子交互作用以双因子增强效应为主,非线性增强效应为辅,且社会因子是最主要的交互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