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以重庆市山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森林转型阶段。系统认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促进森林面积增长的措施,而已有研究未做深入分析。利用重庆市"两翼"地区的1 015份农户调查数据,论文从农户尺度分析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农户尺度上,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及林果种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能够加快薪柴替代、林果业发展,同时也能造成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此外,提高煤炭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及加快政府沼气政策的实施和普及能加快薪柴替代;耕作半径、劣质地及野猪破坏会造成耕地撂荒,而地质灾害隐患和缺少灌溉及其他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等也对耕地撂荒具有一定影响;地方鼓励政策会加快林果业发展。最后,提出了加快森林植被恢复的建议。     

乡村振兴视角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及路径分析——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深刻解读耕地利用转型内涵,基于乡村振兴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系统逻辑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标准差椭圆（SDE）等方法,对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淮海经济区耕地利用转型效度进行评测,据此揭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及转型路径。结果表明：（1）15年间淮海经济区耕地利用转型呈现整体上升、区域均衡的时空格局。（2）耕地利用转型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南北差异显著。空间转型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功能转型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又趋于平缓的态势。（3）耕地利用转型呈现东北—西南格局,以徐州市为区域重心,在南北方向上持续收缩、东西方向上不断平移,导致转型空间形态呈C状分布;系统要素的交流耦合渐进增长且上升通道具有收缩趋势,最终形成“分散—聚拢—分散—聚拢”重叠形态的转型路径。建议研究区未来发展重点聚焦转型发展内源动力的协调融合,引导耕地利用转型由“C形”扩散转向“O形”收敛的圈层式包容增长格局,并不断提升耕地多功能融合增益的共享程度,将地理系统的均衡机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现实效能。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熟人社会”农村与“原子化”农村中的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博弈、仿真与现实检验

以生猪粪便制沼气为例,应用博弈论和仿真方法,探究了“熟人社会”农村和“原子化”农村中养猪户的行为演化规律和稳定策略。进而以规模养猪户微观数据为基础,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博弈和仿真结果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性共识”引致的隐性激励是维系“熟人社会”农村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的重要机制。而在“原子化”农村中,由于人情机制与礼俗机制的衰弱,“地方性共识”近乎消失殆尽,养猪户倾向于成为严格的机会主义者,从而导致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举步维艰。据此,在强化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推动“地方性共识”建设,以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的上海市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

探索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治理对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格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低效工业用地治理复杂系统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情境—结构—行为—结果”分析框架,以超大城市上海市为例,采用扎根分析方法,揭示减量化过程和运行机理。结果显示：（1）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具有规划限制性、公共利益性和乡村嵌入性特征,由外部环境、用地效益、主体角色和减量化治理共同构成“外缘—内核”式的复杂适应系统。（2）建设用地“天花板”刚性约束下的宏观资源—环境—发展压力与微观用地效益是减量化的外部情境;内源性主体治理能力不足与外源性主体基于公共利益主动介入共同构成基于价值共享的治理结构;刚性政策、激励政策和支持政策形成了“三元互补”系统推动了集体行动;结果则呈现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资源再配置的协调,而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解决减量化短期压力将成为持续开展减量化的重点与难点。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其他城市开展低效工业用地治理提供经验和案例的借鉴。     

移民搬迁是否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基于陕南三市1578户农户面板数据

山区移民搬迁是否加剧耕地撂荒关系到移民稳定性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基于陕西省南部地区商洛、安康、汉中3市8县（区）1578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回归得出,移民年数对是否撂荒、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在1%的水平上有正向影响;仅当移民距离超过0.5 km时,农户耕地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显著增加;不同移民类型中,工程移民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最大,避灾移民影响程度最小;另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农地流转特征显著影响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可以得出,移民搬迁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城镇生活的转变及务农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是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对工程移民农户进行有土安置,加大生态移民区退耕还林支持力度,扶持扶贫、避灾移民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     

省级“双评价”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方案——以浙江省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空间决策科学性和空间治理有效性的基本保障。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定位出发,剖析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对“双评价”科学支撑和简单适用的基本要求,总结当前省级“双评价”面临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三维内涵—一对关系—两种尺度—四个层面”的省级“双评价”方案,深入挖掘资源环境承载的能力、压力、潜力三维内涵,立足于承载力与适宜性之间的逻辑联系,以浙江省为案例,从县级行政区和栅格单元两种尺度开展了“双评价”实践,并从优势短板识别、要素空间统筹、开发时序安排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层面支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旨在为省级“双评价”提供一种可行、科学、实用的评价框架,为国土空间规划中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指标分解等实践提供支撑。     

轮作休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河北、甘肃、云南三省为例

近年来,中国耕地的不合理利用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为此国家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这一重要举措。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归纳总结农户休耕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准确掌握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对进一步推动国家轮作休耕政策、现代化发展和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利用河北、甘肃、云南三省六县1542户农户家庭的相关调研数据,对农户休耕、劳动力转移等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农户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农户休耕比例与户均休耕面积存在差异,且休耕比例与户均休耕面积大小均为甘肃省>云南省>河北省。（2）研究区内有62.97%的家庭存在劳动力转移现象,且休耕农户劳动力转移数量远超未休耕农户。（3）核心变量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农户家庭总人口、户主性别、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医疗支出、住宅距公路距离和劳均工资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抚养比则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地块尺度的黑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黑河中游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研究其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农户种植决策及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论文以位于黑河中游地区的张掖市为例,基于统计年鉴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地块尺度分析了研究区2001—2014年期间农业结构变化,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地块与农户两个层面,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及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农业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作物种植类型趋于多样化。2001年,研究区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玉米、大麦及“小麦和玉米套作”,其种植地块数占所调查总地块数的81%,2014年种植作物种类增多,且蔬菜、马铃薯、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数量较2001年有所上升。2）由种植小麦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1%）转变为种植制种玉米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8.7%）;套作转单作。2001年,共有58个套作种植地块,占调查总地块数的22%,其中“小麦和玉米套作”最多,有47个地块;而在2014年,作物套作地块数锐减为2个,“小麦和玉米套作”全部转换为其他单作,其中51%转为制种玉米;水稻种植消失,主要转为普通玉米。3）地块层面上,种植地区的海拔、灌溉定额、河源来水量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水平达到1%）,地下水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较为显著（显著水平达到5%）。4）农户层面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收益”是影响其种植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务农劳动力与劳均耕地面积也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区域农田当量供需能力分析及其政策启示——以浙江舟山市为例

“以粮为纲”的食物安全观,使中国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过程中,片面追求耕地占补的数量平衡对食物安全的保障作用,而忽视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对区域食物安全的作用,不仅导致补充耕地的质量与占用耕地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盲目对草地、林地、滩涂湿地等进行开发而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论文从食物安全的内涵出发,引入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概念,选取浙江省舟山市为研究区,对研究区农田当量的供需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并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改进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的计算方法,可以较好地统一粮食产量和养殖水产品产量的食物当量,进而统一耕地与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供给。2）受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抛荒比例较高等因素影响,近年研究区来自耕地的农田当量下降了37.3%;与此同时,尽管研究区养殖水面面积也在不断缩减,但受标准养殖塘建设、养殖技术进步以及品种改进等因素的影响,来自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上升了18.3%。来自耕地和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的比例,由2009年的46:54变为2015年的31:69。3）在温饱、小康和富裕3个不同生活水准下,研究区本地耕地和养殖水面提供的农田当量,都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需求,但是,通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建设高标准养殖塘、提高养殖水面单产等措施,可以提高耕地和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至19 771.22 hm²,进而降低约35%的农田当量缺口。在此基础上,论文得到转变食物安全观念,重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的食物供给能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高标准养殖塘建设,提高耕地和养殖塘的农田当量供给能力;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探索耕地占补平衡的多样化实现形式等政策启示。     

大渡河上游种植制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与2011年的跟踪研究

论文以青藏高原东部大渡河上游农牧交错区为例,采用农户问卷调查方法,在2006和2011年进行的农户和地块调查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区种植制度“双改单”现象,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影响种植制度“双改单”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① 在2006—2011年间,研究区玉米的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小麦的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土豆的播种面积快速上升,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缓慢增加;复种指数明显降低,两熟制作物种植面积下降,一熟制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双改单”现象明显。② 非农收入变化、畜牧业收入变化、地块均面积和区位变量是影响种植制度“双改单”的主要原因。研究种植制度变化并揭示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为政府制定有的放矢的粮食生产激励政策提供依据。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基于二污普数据果菜茶畜禽粪污氮承载评估

为评估我国各省份果菜茶种植对当地畜禽粪污承载消纳能力,基于各省份果菜茶产量数据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分别核算了畜禽粪肥氮需求量和供给量,以粪肥替代化肥比率为0.4和0.5两种情景评估了各省份果菜茶种植粪肥氮承载消纳情况.结果表明:①全国果菜茶种植氮素平均需求量为358.7 kg/hm2,畜禽养殖业粪肥氮素产生量为463.3×104 t,供给量为277.97×104 t.果菜茶单位种植面积粪肥氮素供给量全国平均值为126.37 kg/hm2.②粪肥替代化肥比率为0.4时,全国果菜茶单位种植面积粪肥氮养分需求量为143.5 kg/hm2,各省份粪肥氮养分承载压力系数在0.21~2.99之间,平均值为0.78.③粪肥替代化肥比率为0.5时,全国果菜茶单位种植面积粪肥氮养分需求量为179 kg/hm2,各省份粪肥氮养分承载压力系数在0.17~2.39之间,平均值为0.63.研究显示,粪肥替代化肥比率在0.4和0.5条件下,全国大部分省份畜禽粪肥氮养分提供量未超过本区域果菜茶种植的肥料所需.各省份畜禽养殖业可提供的粪污全部用于区域内果菜茶作物施肥,全国有22个省份粪肥替代化肥的比率在0.4之内.      

京津冀“生态系统服务转型”及其空间格局

以1980年、2000年、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NPP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GIS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分析京津冀食物生产与固碳释氧两种服务的变化及其空间格局,揭示“生态系统服务转型”的原因。结果表明:（1）35年来,京津冀土地利用变化以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减少为主。1980年和2000年,NPP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山区,2015年NPP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平原。（2）1980-2000年京津冀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以食物生产服务增加与固碳释氧服务降低为主,2000-2015年京津冀以食物生产服务与固碳释氧服务同时增加为主。“生态系统服务转型”模式为“食物生产+固碳释氧–”→“食物生产+固碳释氧+”。（3）农业生产力提升、林地面积与质量和耕地质量、草地质量提升是“生态系统服务转型”的主要原因。     

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山东省两市的农户调查

文章建立农户理论模型与回归模型,并基于山东省两个县级市——平度市与高密市282份农户问卷,对两市农户耕地中种植速生林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调查区80%以上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其占用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3.9 个百分点;②地块面积越大,农户将此地块转种速生林的几率越低;③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耕地质量与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关系不显著,说明速生林种植技术要求较低,普通耕地质量就可以满足速生林的种植需求,这也是调查区超过80%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的主要原因之一;④农户种植速生林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非农工资收入的家庭,更倾向于种植速生林,而地块破碎、耕作距离较远会增加传统农业的总劳动投入量与强度,导致农户种植速生林;⑤邻地是否种植速生林对农户的速生林种植决策影响明显,说明速生林对耕地的胁迫效应严重。从保护基本农田的角度,需要避免新的速生林种植现象出现,重点针对常年举家外出的农户与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户;政府亦应在推动土地向种粮农户流转方面作深入工作。     

岩溶山地撂荒地演变研究—以郎溪槽谷区为例

中国山区面积广、坡耕地比重大,耕地撂荒不仅关系到山区农地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还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2004年、2010年、2014年、2017年朗溪槽谷遥感影像等为数据源,通过景观格局指数、缓冲区分析及结合槽谷高程分析朗溪槽谷撂荒地分布格局、演变规律、驱动机制和撂荒效应.结果得出:耕地撂荒...     

黄土丘陵沟壑区饲料油菜种植试验及其产业化前景——以延安治沟造地典型项目区为例

沟道土地整治后,如何实现土地的持续、高效利用成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其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农牧交错区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种养结合的农业生产模式。依托延安市宝塔区羊圈沟和顾屯沟实验基地,通过大田试验研究了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土地整治后种植饲料油菜的技术要点,并探讨了基于饲料油菜种植构建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的思路。结果表明：1）延安地区具备种植春季饲料油菜的自然生态适宜性,春播饲料油菜播种量以3.9~5.1 kg/hm²为宜,苗期密度宜控制在22.5万株/hm²左右;2）饲料油菜种植需要一定的田间管理,做到施足底肥,适当追肥,间苗遵循“五去五留”原则,4~5片真叶期定苗并适当追肥浇水;3）根据油菜多功能性,黄土丘陵区可发展饲用、菜用+饲用、菜用+观光+油料等多种产品组合模式,科学推广油菜种植可以促进集“种植+养殖+加工+观光”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农业发展。     

近代黄河三角洲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近代黄河三角洲具有广阔的土地资源,由于盐渍化面积较大,土地垦殖指数较低,土地生态环境条件脆弱,而且土地开发利用受地表淡水资源的年际与季节分配的影响。当前土地生产力水平较低,但开发利用的潜力大,开发的紧迫感加强。开发利用黄河三角洲的主要途径有:①改造低产田,挖掘土地增产潜力;②扩大平原林地,营造林网,改善生态环境;③利用现有林场,逐步建成畜产品生产基地;④利用沿海滩涂和陆地水面发展养殖业与种植业;⑤处理好土地开发与油田建设的关系,发挥土地与油气资源两大优势;⑥运用遥感资料监测土地资源的动态变化,为及时合理地变更土地利用提供依据,以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     

土地整理生态评价的方法与案例

论文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为例,借助GIS技术,利用评价模型,探讨了土地整理生态评价的技术方法,分析了生态评价不同综合分值的耕地、林地、牧草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的土地整理措施。生态评价综合分值在80～100之间的耕地应被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其土地措施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农作物的品质;非天然林的林地应考虑向经济林发展,发展特色林果业;未利用地可作为耕地的后备资源进行有计划开发。分值在65～80之间的耕地应划为农田保护区,整理措施应注意农田防护林和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林草地则要防止退化,适当发展经济林;未利用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可适度开垦为耕地。分值在50～65之间的耕地整理措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逐步进行生态退耕;未利用地主要是保持原有植被,提高植被覆盖率。分值为0～50的耕地必须实行生态退耕还林还草的整理措施,林草地则注重保护和提高植被覆盖率;未利用地保持原状,不再开垦为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