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生计演化的山地生态恢复研究综述

农户生计演化对山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是恢复生态学和乡村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针对该学术背景,论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系统梳理了农户生计变化的内涵、驱动因素及其对山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得出农户生计变化与山地生态系统演化是紧密相关的,农户生计状况最终决定着山地生态系统的特征,农户生计的改善往往驱动着山地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最后,针对当前的研究和实践现状,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农户生计和生态恢复相互关系的研究;针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要深入探究其对农户生计乃至山地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并建议优化中国地方官员考核标准,增强各级部门对农户生计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视。     

湖北省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测算及整治策略——基于农户意愿的调查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问题。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在统筹国家政策、农户意愿和建立自然-经济-社会-生态-规划综合修正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科学测算了随县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并提出适宜整治策略。研究结果:①随县18个乡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5.15%~9.84%之间,表明理论潜力转变为现实潜力的可能性具有较大地域差异;②2011-2020年随县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为2 035.23 hm²,占理论潜力的17.80%,占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10.01%;③可优先在潜力大的乡镇建立整治示范区,创新土地整治模式,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该研究测算方法及整治策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为新一轮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更为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廊道旅游地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变化及其调控

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指向下出现新的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皖南川藏线沿线旅游利益相关者深入访谈以及网络文本数据分析发现,廊道旅游地面临跨区域综合整治、生态约束趋紧、消费持续升级、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冲击等新的脆弱性挑战,亟待有效的调控措施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基于此,融入新木桶理论,探索廊道作为支点带动更多域内农户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生计新框架体系。廊道因更大空间延展、更广人员参与、更长消费链供给具有更大的辐射域,通过挖掘农户自身及旅游地双重尺度的生计长板,构建更大的旅游地生计命运共“桶”体。应对脆弱性变化,通过夯实支点、挖掘长板、坚实底板、强化桶箍、激发铆钉,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分享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随着廊道空间和品牌延伸,旅游地自然资本的潜力将被进一步释放,更多农户得到参与分享的机会。新木桶的整合思维为其他类型旅游地寻找可持续发展“支点”提供有益借鉴,“人”和“地”双重尺度的新木桶调控措施为旅游地可持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脱贫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低碳效应研究：以陇南山区为例

明确脱贫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低碳效应对实现乡村绿色发展、建设低碳乡村至关重要。基于陇南山区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利用碳排放清单法分析了2014—2019年农户的生计转型路径及其低碳效应。结果表明：（1）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传统农业主导型、经济作物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经商主导型和综合型;2014—2019年有26.97%的农户生计策略发生了转型,最主要的转型方式是由综合型转向务工主导型;（2）因人均生活碳排放增加量高于人均生产碳排放减少量,陇南山区农户的人均家庭碳排放呈增加趋势;（3）农户生计转型路径中,由经济作物主导型转向传统农业主导型的人均家庭碳排放降幅最大,为41.45%,综合型转向传统农业主导型的增幅最大,达208.86%。     

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空间格局与耦合类型

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系统认识与分类研究是乡村整治和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北京市平谷区为研究区域,从规模、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形态识别指标,使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275个行政村的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借助ArcGIS和GeoDa依次对三者进行空间关联分析,进而基于三维特征划分出8种农村居民点耦合类型。结果表明：（1）平谷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存在空间集聚的正相关性,空间分布分别呈现“递进式”“圈层式”和“镶嵌式”格局。（2）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全区62.8%的村庄表现为低强度,51.3%的村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61.4%的村庄表现为功能不协调。（3）平谷区以T1-S1-F2型（高强度—合理—不协调型）和T1-S2-F2型（高强度—不合理—不协调型）的农村居民点为主,两者共占农村居民点总量的60.1%,前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的乡镇,后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远的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4）规模强度高、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协调的农村居民点类型是平谷区乡村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政策制度、技术工程、产业扶持等差别化治理模式是推进农村居民点可持续性利用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研究——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碳排放量大部分来自发达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因此农户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论文将二氧化碳的质量作为碳足迹的单位,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测算了当地农户碳足迹,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和Gini 系数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碳足迹的结构特点,并且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户碳足迹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张掖市农户碳足迹总量为1.63×10⁹ kgCO₂,人均碳足迹为2.14×10³ kgCO₂;②从碳足迹类型来看,农户的碳足迹主要来自于能源消费,其次是房屋建设,食物生产加工和交通运输所占比例最小;③从碳足迹内部结构来看,张掖市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有较大差异,非农户的碳足迹最大,其次是兼业户,纯农户的最小;④从碳足迹占有量的公平性看,碳足迹占有量偏差最大的为交通运输,Gini系数为0.51,其次是能源利用,Gini系数为0.41,食物生产加工碳足迹占有量比较合理,Gini系数为0.35,房屋建设的碳足迹占有量高度平均,Gini系数仅为0.12;⑤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和非农化是影响碳足迹的主要因素,随着人口数量增大、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非农化程度的加深,农户碳足迹在不断增加。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论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农区、 半农半牧区、 纯牧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及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替代生计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①在替代生计的选择上,纯牧区农户主要选择特色产品加工、 做生意、 现代畜牧业,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选择做生意、 外出打工和旅游服务业;②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生计路径依赖性、 区域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③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 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 户主的学历和年龄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的选择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空心化日益加剧,以空心村整治为重点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势在必行。科学评估和测算整治潜力,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首要任务。论文通过梳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旨在为推进我国空心村整治实践提供技术参考。首先,文章简要回顾了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闲置土地抽样调查法等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基本方法及其优缺点;其次,详细介绍了多因素综合潜力测算法、遥感判读法等潜力测算的新方法。论文认为,未来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需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加强遥感技术的应用;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体现综合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统一;3）以乡村空间重构和村镇建设格局为导向,加强整治潜力评价指标的动态预测。     

基于乡镇地域主导功能定位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研究

县域范围内乡镇发展的“特质化”导致乡镇地域主导功能的差异化,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产生不同需求。论文以山西省泽州县为例,在定位乡镇地域主导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居民点建设适宜性评价结果,分析不同地域主导功能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需求及其相应的整理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泽州县乡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主导功能有农业生产功能、农业生态功能、商服业功能和现代制造业功能,相应地,各功能乡镇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为1 720.89、620.41、3 415.58、4 534.13 hm²;2）不同主导功能乡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需求不同;3）泽州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根据“保障耕地安全与生态安全相结合,保障农民利益与促进区域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开展居民点整理”的思路,采取差异化整理模式与调控措施。该研究结果可为泽州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和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西部山区坡地村落空间演进与农户生计改变

坡地村落是指分布在山地、丘陵坡面上的村庄,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山区聚落中,是我国乡村聚落的重要类型。西部山区是坡地村落分布的主要地区,"十二五"期间随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不仅会影响坡地村落的空间重组和人口迁移,也会影响到坡地村落的农户生计和山区区域发展问题。论文以坡地村落空间演进和农户流动为切入口,借助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典型地区的分析,运用GIS和大比例尺地形图分析了坡地村落空间集中和分散的基本特征。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分析,剖析了村落空间演进和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户耕地资产、收入、基本生活方式等主要生计的改变。结论认为,以减缓生态环境压力、调和人地矛盾和扭转经济贫困为最初目标的人口迁移,总体来说,有着显著的正效应,主要表现在退耕使生态用地比重得到提高、劳动力收入渠道拓宽、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得到显著改善等方面。     

基于分形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研究——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对二者的综合分析可更好地考察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特点。基于分形理论,在总体与部分两个层次上对2004-2012年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空间结构合理优化及空间形态稳定性提高相关对策。研究表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形态分形特征显著。全区尺度上,聚集维数、关联维数随时间变化而减小,形态维数值持续增大,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呈聚集发展态势,空间结构自组织不断优化,但形状特征日趋复杂,稳定性降低;分乡镇尺度上,部分乡镇存在空间结构松散、关联性较弱等问题。未来需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居民点体系内各要素关联度,促进空间结构优化;并科学编制乡村土地利用规划,降低土地利用空间发展的随意性。研究可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变化

利用农村人口统计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对我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总体态势、区域格局及其耦合状态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数量变化分别于1996和2001年进入快速减少的新阶段,年均分别减少1 121×104和579×104人,而1996年以来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仍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0.12%;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减协同演进的良性格局尚未出现,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依然粗放,且在北方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我国农村人口减少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反增逆势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相对共性的人口流动和土地管理制度背景下,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差异造成了二者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控体系,因地制宜科学推进农户参与式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整治,以科学调控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是保障耕地红线、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综合途径,而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障。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空间生产机制及其效应——以广东省窑塘村为例

从空间生产视角介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构建“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生产机制—空间生产效应”的研究框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一手数据,对广东省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进行深入剖析,阐释其空间生产过程、机制及效应。结果表明：（1）关键行动者镇政府和核心行动者党群理事会积极征召和动员,各行动者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通过“闲置危旧集体拆,社区产业联合建”的强制通行点构建行动者网络,完成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过程。（2）窑塘村建设用地整治空间生产以土地增值为内动力,释放土地发展权的交易价值、经营价值和生产价值,以利益相关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外动力,内外动力共同作用形成空间生产机制。（3）村集体合理配置土地发展权,积极推进村庄建设和产业发展,利用外力驱动乡村内生动力,引导城乡要素形成“二次流动”,为乡村物质空间生产带来正面效应;但在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和新村建设中,小部分农民的居住权益被忽视,导致空间隔离现象产生,对乡村社会空间生产造成了负面效应。     

近十年国内农村垃圾问题研究综述

农村垃圾问题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农村垃圾问题作为影响农村环境的重要因素,正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有关农村垃圾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对这些成果进行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概括,同时指出在当前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漏洞与不足,以期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