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619户种粮大户数据,运用博弈模型逻辑和Logistic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种稻收益、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农业劳动力人数、易洪易涝面积比重及村庄双季稻种植比重等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兄弟姐妹个数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负影响,而户主年龄、文化程度、经营规模、区域类型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区域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农户行为响应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以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村庄及农户调查为例

在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各自选择了2个村的基础上,运用对24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数量经济模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下的农户行为对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农业土地利用正在逐步由传统的大田作物向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地类转化;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进了这一转化;同时,农户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政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最后从区域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物权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及积极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基于地块尺度的黑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黑河中游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研究其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农户种植决策及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论文以位于黑河中游地区的张掖市为例,基于统计年鉴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地块尺度分析了研究区2001—2014年期间农业结构变化,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地块与农户两个层面,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及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农业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作物种植类型趋于多样化。2001年,研究区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玉米、大麦及“小麦和玉米套作”,其种植地块数占所调查总地块数的81%,2014年种植作物种类增多,且蔬菜、马铃薯、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数量较2001年有所上升。2）由种植小麦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1%）转变为种植制种玉米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8.7%）;套作转单作。2001年,共有58个套作种植地块,占调查总地块数的22%,其中“小麦和玉米套作”最多,有47个地块;而在2014年,作物套作地块数锐减为2个,“小麦和玉米套作”全部转换为其他单作,其中51%转为制种玉米;水稻种植消失,主要转为普通玉米。3）地块层面上,种植地区的海拔、灌溉定额、河源来水量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水平达到1%）,地下水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较为显著（显著水平达到5%）。4）农户层面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收益”是影响其种植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务农劳动力与劳均耕地面积也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中国省际农业碳排放测算及低碳化水平评价——基于衍生指标与TOPSIS法的运用

农业碳排放量测算及低碳化水平评价,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和制定碳减排计划的重要依据。通过测算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业碳排放量,并以测算结果为基础,从农业用地、禽畜养殖和农业能源三个方面构造农业碳排放衍生指标,采用基于动态自然权重的TOPSIS法对各省农业低碳化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降后升的“V型”变化,由2006年的91096万t下降至2008年的83521万t,此后稳步增加至2016年的92192万t。农业非能源碳排放量占农业碳排放总量的84%以上,土壤管理是农业非能源碳排放的第一来源。省际农业碳排放衍生指标异质性较强,农业低碳化水平整体不高。研究结果可为农业和环境部门开展低碳农业评价工作提供借鉴。     

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绩效测度的实证研究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农户基质化管理

针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废弃物基质化循环利用行为进行实地调研,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影响,测度农户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行为的绩效,并对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进行分解,分析农户循环利用效率较低的主因.结果表明: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当前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的影响后,农户对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行为的综合效率均值仅为0.4089,存在59.11%的可改进空间,纯技术效率均值高达0.9701,表现良好,规模效率均值仅为0.4215,成为导致农户循环利用行为效率较低的主因.投入量调整前后样本农户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绩效存在明显差异,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对样本农户的行为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在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过程中,环境变量的变化与投入松弛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了改善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过程的环境变量、适度增加投入要素,以抑制投入变量松弛,提高农户对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绩效的对策建议.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的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

分析农户个体支付意愿是测算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经济价值的重要基础,而确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经济价值则是将农业生产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必要措施.从农户微观个体角度出发,在剖析农户认知影响因素层级关系基础上,构建以分布式认知理论为核心的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陕西关中地区531份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对农户面源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与意愿支付水平的这一连续决策过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具有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农户数量为267,占样本总数的50.30%,意愿支付金额均值为1 469.77元·hm^-2;依据调研样本意愿支付水平期望值可以测算出,2020年陕西省面源污染治理经济价值总额约为57.91亿元.②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会受到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的综合影响,各个维度作用力影响相差无几;农户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支付水平主要会受到文化力因素的影响,个人力与地域力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③按照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个人力与文化力维度的影响因素在低收入群体中对于支付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难以促成意愿支付水平的提升.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作物种植专业化与化肥减量来源——兼顾经营规模的影响

以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和纵向专业化为切入点,运用中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1980—201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作物种植专业化对农业化肥减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主要发现：（1）基础回归分析表明,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和纵向专业化均对化肥施用强度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对化肥的利用效率有显著的增效作用。且作物种植纵向专业化或社会化服务卷入程度加深,能够增强横向专业化对化肥的减量增效作用。（2）影响路径分析表明,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通过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进而增强了作物种植纵向专业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削减效应和利用效率的增效作用。但也应警惕,通过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以增强作物种植纵向专业化的减量效应可能存在临界水平。此外,当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和纵向专业化积极配合时,可能推移临界点的到来。据此,通过发展作物种植横向专业化,鼓励农户通过服务外包卷入农业的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而实现农业领域化肥的减量增效。     

农业经营规模化发展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块层面的实证分析

为探析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农业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物料平衡原则下农业环境效率测算模型和农业环境效率影响模型.基于2004~2016年浙江省农户水稻种植地块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面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农业产出等农业经营规模指标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规模化发展将因投入和产出的扩张以多种方式影响其环境效率,其中土地面积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农业生产环境效率均有负向的影响,而农业产出规模的增加将促进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     

碳排放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效率及其空间格局——基于河南省65个村庄的调查

基于村庄尺度探索碳排放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效率,对于差别化的低碳农业生产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河南省6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样点的农业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并采用Super-SBM模型分析了碳排放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差异。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主要受种植结构、农业生产条件、人类各项投入等因素的影响;碳排放约束下的河南省农业生产效率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根据农业生产效率和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可将样点村庄分为低碳高效村、高碳低效村、高碳高效村和低碳低效村四种类型。其中高碳低效村和低碳低效村的比例较大。建议未来应加强农业规模化经营、减少能源和物资投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广节水节能新技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推动农业低碳发展。     

现阶段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的主要限制因素

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发展缓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其原因,目前学术界仍存争议,尚无令人信服的结论。论文利用1991—2013年全国、省域,以及2001—2013年县域（杭嘉湖地区）3个尺度的种植面积数据,采用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SHHI）,并结合关联政策的资料分析,重点检验主粮生产对农地利用专业化的主控性和限制性,探讨现阶段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的主要限制因素。结果显示：1）现阶段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水平受主粮播种面积占比的控制,全国和省域尺度上,无论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两变量均在5%以下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县域尺度上,两变量在空间维度上呈显著高度正相关,时间维度上76%的区县呈显著正相关。2）粮食生产保护政策约束了粮食作物的退出,压缩了非粮作物的增长空间,限制了农地利用专业化的发展。结果表明,国家对粮食（尤其是主粮）生产的保护是现阶段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论文提出转变“粮食安全”观、优化农业生产布局等促进农地利用专业化的政策建议。     

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的主要措施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农业是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之一,低碳农业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行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低碳农业的目标是减缓温室气体,实现高效率、低能耗、低排放、高碳汇的高效农业。在推动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措施方面,总结起来主要包括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和采用其他相应的技术措施相结合。也就是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温室气体总量排放的同时,增加耕地、草地和林地吸收二氧化碳的量,从而实现低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何以存在低碳效率幻觉?——来自1997—2016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证据

利用1997—2016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基于农业污染物影子价格的农业低碳效率,探讨各省份农业低碳效率幻觉存在与否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业低碳效率幻觉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7—2016年,中国农业低碳效率均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总体趋势,且“东—中—西”梯度递减的态势明显。（2）总体上,存在农业低碳效率幻觉的省份数量呈先增后减趋势;分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存在农业低碳效率幻觉的省份数量逐渐减少,而西部地区则不断增加。（3）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节能技术水平、农业发展重视程度、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低碳效率幻觉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而农业规模化水平、农业受灾率和农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为正。     

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综述

论文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数据获取4 个方面对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 研究进行了概括。并归纳出目前研究的几个特点: ①研究较为关注热点地区; ②多将农户层面土地 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归因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计压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扩张; ③研究逐步从单 纯关注用途变更转向对用途变更和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并重; ④在手段和方法上趋于多样化并趋 向于综合使用多种方法; ⑤土地利用主体决策行为对于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得到重视; ⑥在分析数据 的获取上, 问卷调查成为主导方式,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尝试将问卷调查和“3S”技术相结合。最 后总结了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并探讨了今后农户层面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发展的方向。     

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以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为例

为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手段获得356份农户问卷,以在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Poisson回归方法,估计了农户种植多样性决策模型。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户的种植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提高1 a,种植多样性提高1.5%左右;种植面积增加1 hm²,则农户种植多样性提高28%左右;就农户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而言,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相比较,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家庭的种植多样性减少11%左右;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月数增加1个月,农户种植多样性大约降低1.4%。分析说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会显著降低农户种植多样性。     

满足城市食物消费需求的农业生产碳排放研究——以宁波为例

食物消费相关的农业生产阶段的碳排放研究,对于探讨气候变化背景下可持续消费模式的选择和低碳农业技术与管理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宁波市为例,采用生命周期分析与环境投入产出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框架,对其2012年居民所消费食物在农业生产阶段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进行研究,分析不同食物及不同排放源的排放特征.结果表明,粮食、猪肉、水产品和牛肉对食物消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最大,分别占28%、25%、10%和9%;粮食、蔬菜和蛋类单位热量和单位蛋白质的碳排放均较小,禽、蛋、水产、鲜奶单位蛋白质的碳排放低于牛羊猪肉;由农业投入品生产所带来的间接碳排放占总量的49%;化肥是多数植物性食物碳排放最大的贡献源,占植物性食物排放总量的33%;饲料是大多动物性食物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占动物性食物排放总量的56%.为促进食物消费和农业生产的碳减排,一方面建议适当增加蛋类、水产品、禽类和鲜奶的消费比重,减少猪牛羊肉的消费比重;另一方面应着重提高农业投入品供应链的能效,推广优化施肥技术与管理,以及提升饲料品质.     

中国农业生产净碳效应分异研究

农业具有碳排与碳汇的双重效应。分析和把握不同省区的农业净碳水平,是深入研究农业生产碳排放问题的重要前提。鉴于此,研究基于农用物资投入、稻田、土壤、牲畜养殖等四方面23类主要碳源和以水稻、小麦为代表的15类主要农作物碳汇品种,测算了我国1995—2010年及31个省(市、区)2010年的农业生产碳排量、碳汇量,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各自净碳汇量。结果表明:①我国农业生产净碳汇量总体保持上升态势,由1995年的26 736.13×10⁴ t增至2010年的37 697.19×10⁴ t,年均递增2.32%。其中,碳排放量由1995年的24 952.39×10⁴ t增至2010年的29 116.91×10⁴ t,年均递增1.03%;碳汇量由1995年的51 688.51×10⁴ t增至2010年的66 814.10×10⁴ t,年均递增1.73%,碳汇增速明显快于碳排增速,可见我国在农业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分阶段来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下降—上升"的三阶段变化特征。②横向来看,区域净碳效应差异明显:农业生产净碳汇绝对量,排在前10位的地区占全国农业生产净碳汇总量的73.02%,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仅占全国的1.59%。农业生产碳汇水平,黑龙江、吉林、广西排在前三位,分别高达410.81%、400.94%和356.79%;西藏、青海、福建排在后三位,仅为25.57%、41.55%和103.80%。其中,黑龙江等12个地区农业碳汇水平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22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