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PRSC模型的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分异

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首选战略,但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却令人担忧.在提出一种不同于PSR、DSR、DPSIR因果链模型的环境评价模型——因果网络DPSRC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功能,得到大连城市环境的空间格局.充分分析大连环境系统健康状态,并基于DPSRC模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差异提出评价方法.DPSR<模型较好的解决多重环境指标间的相互关系,突出人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核心调节作用,为城市决策者正确分析与决策城市环境化发展方向提供科学而直观的依据.     

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引起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导致部分农业用地变为城镇用地.土地利用的变化既是城市化结果的具体体现,又是城市化引起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动态变化过程的反映.大连是中国北方港口、工业、贸易和旅游综合发展的开放城市,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本文根据大连市1994-2005年城市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将通过函数关系确立的代表城市化进程的综合参数与土地利用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相关关系基本在0.80水平上,即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研究,确定了大连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子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各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和环境的投入.     

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最终目标。本文建立了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 ;通过对大连市城市人居环境实地调查 ,运用Fuzzy方法对大连市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分析 ,确定了城市人居环境发展阶段 ;根据评价结果 ,结合大连市人居环境的具体情况 ,提出了大连市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中国小城镇人居环境建设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人居环境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人居环境6层塔理论模型。模型从第6层到底层分别是：人类活动，建筑环境。居住社区环境，建成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从塔的顶层到底层。空间越来越广阔，但变化速度越来越慢。人居环境科学就是研究这6个层次环境以及其涧的关系。总结认为：中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模式有工业促进模式，农业依托模式，商贸引领模式，交通兴镇模式，旅游带动模式，城市辐射模式和专业型模式。中国小城镇人居环境发展的基本条件包括：工业发展，聚集规模，土地产权，规划整合，基础设施和集群发展。最后，提出了小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的5条原则，即资源节约和经济原则，环境友好和生态原则，地方传统和文脉原则，城乡统筹和协调原则，以及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     

城市化进程监控：从“人口规模论”到可持续人居环境度

本文论述了运用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来监控城市化进程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定的方法。     

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近20年来人居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选择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反映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发现我国人居环境建设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带来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的同幅增长,而是出现了"喇叭口"现象,两个指标之间最大相差2.4倍,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节能居住条件,中国目前已经偏离了这个最优点并处于耗能的上升期。德国与我国类似,在户均住房面积和人均能源消费量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关系,但上升阶段明显比我国更陡。虽然与德国、日本、美国相比我国在人均能源消费上最少,但从总量和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必须通过使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来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营造节能又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从居住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综合人居环境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度评价,并借助GIS可视化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结果发现:(1)综合人居环境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居环境质量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云贵川地区最低;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2)各系统层中,居住环境、经济环境质量长三角地区和省会城市优于普通城市;社会环境优质区域具有中心地指向性;生态环境则是以赣皖城市最优,中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3)综合人居环境及各环境系统层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特征,即高人居环境区域在空间上毗邻,反之亦然;从莫兰指数散点图和LISA图中看出,高-高集聚区以长三角为中心布局,低-低集聚区则位于云贵川、皖北等地。     

城市化与北京增温的协整分析

城市增温现象和城市热岛效应对人居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城市化是否是城市增温现象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为此。利用协整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研究城市化对城市增温现象的影响。协整分析是近年来计量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能够揭示变量之间存在着的长期均衡变动关系。分析发现，城市化因子与城市气候因子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长期看北京市的年平均最低温度与人口密度基本上处于同步增长状态；短期内城市气温的变动受人口和城市化因素的影响较大。为此可知，北京市70年代以来，城市气温的升高基本上与城市化的发展相一致。二者具有长期协同变动的均衡关系。这些发现对我们制定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的城市规划以及合理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战略都有很大的帮助。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基于上海城市气象站点数据、卫星遥感反演的土地利用数据、气象灾情记录数据和植被叶面积指数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咨询法,建立了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湿润指数、气象灾害指数、水体密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和植被质量指数开展了上海城市250m空间格网的人居生态质量评价和等级划分。结果表明: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城市人居生态质量评价是可行的,上海人居生态质量在多数地区都为良或一般等级,在闵行、宝山和嘉定一些地区以及青浦和浦东个别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差,而在崇明北部和南部一些地区以及浦东、南汇和奉贤沿海极少地区人居生态质量为优等级。     

江南水乡古镇城市化倾向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以乌镇、西塘、南浔三镇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江南古镇不仅在传统景观、人工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古镇的功能上持续发生演变,而且体现出水体景观艺术化和水网功能的时尚化、开放空间利用方〖JP2〗式的城市广场化和公园化、古镇居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和多样化、现代城市商业街模式和行为商业化,以及现代生活与传统物质空间之间的冲突等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和特点。立足于古镇的原真性保护,在城市化过程中古镇应保护和延续农业社会聚落特征,强化古镇时空异化过程;规划景观遗产隔离廊道,保护江南水乡区域景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保护古镇水乡文化的原真性,营造和谐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体验;合理调控容量,降低聚集密度和强度,控制服务设施和规模,再现诗意生活场景,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型基础设施对地缘区人居环境的影响研究

基础设施的价值本源是对人的需求满足,通过与人居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表现为对良好人居环境的追求.以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为目标,以系统思想分析大型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构建相互作用模型.即基础设施作为人居环境的承载体,通过能源动力、水资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生态环境和防灾等子系统聚集,实现功能耦合,对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等子系统构成的人居环境系统产生相关作用.同时,人居环境系统的适应性促使其与基础设施影响反馈以构成闭环.以上海某典型交通枢纽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例,设计了4个层次29个指标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对地缘区人居环境影响度指标体系,基于GA-BP混合算法的影响度模型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大型基础设施与地缘区人居环境呈显著正向相关;社区配套设施完备程度是大型基础设施影响人居环境的主要传导途径;环境污染等指标反映出大型基础设施对人居环境的负面影响,是规划和建设的重点控制路径.     

水环境胁迫下的环鄱阳湖区城市化格局响应

当前城市化和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选取环鄱阳湖区作为研究样区,借助GIS技术,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并建立水环境胁迫模型,对这种水环境胁迫下的城市化格局响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1）综合城市化计算显示,环湖区的城市化格局是随着与鄱阳湖体距离的增大,其城市化水平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趋势,表明湖泊对城市化影响总体上显现出与距离相关的非线性分异格局;（2）空间统计结果显示,水资源富集的环湖核心区的空间关联比较显著,其水质对城市化水平的胁迫作用比较明显;（3）水胁迫度比较表明,在环湖边缘区和外围区水环境对城市化的胁迫强度级别有明显差异,随着与鄱阳湖体距离的增大,水环境对城市化的胁迫力也增大,表现出“中心 外围”逐渐增大的阶梯变化趋势     

基于GIS与栅格数据的安徽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测评

科学度量人居环境自然背景的适宜性,有助于合理引导人口分布与流动,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运用GIS技术,以250 m×250 m栅格为基本单元,选取气候、地形、水文、地被、自然灾害等因子,构建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定量测评安徽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程度,剖析各类型区的适宜性和限制性。研究表明：安徽省人居环境指数介于33.64～74.58之间,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总体较好,绝大部分地区适宜人类居住,适宜性在空间上大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与现有人口分布格局相反。一般适宜区面积最广,占安徽省总面积的46.08%;比较适宜区次之,占31.29%;高度适宜区占22.54%;临界适宜区面积最小,仅占0.08%。安徽省近61.16%的人口分布在一般适宜区,高度适宜区与比较适宜区人口所占比例不足40%,临界适宜区人口极为稀少。地形起伏度和水文指数是造成全省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分异的主要因子,测评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安徽省人居环境的自然本底。全省人口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较大,人口流动与集聚的适宜范围较广。 关键词： 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栅格;GIS;安徽省     

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

宋元是江汉—洞庭平原聚落发展的重要时期,聚落点增多,规模扩大,空间分布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聚合与转移。影响聚落变迁的环境因素很多,着重分析了地貌、水文和自然资源因素：四面高、中间低的地势,使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在平原的周缘地带,中部低地聚落分布较稀、规模较小、变动较强;水系发达、河湖交错,使大多数聚落分布在江河沿岸,往往也是水运交通线旁;丰富的水产资源和矿产资源,使专业性聚落应运而生。聚落的发展变迁反映出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地关系基本和谐,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不利扰动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太湖流域水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

太湖流域水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从 2 0世纪 6 0年代起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流域水环境不断恶化 ,具有表征意义的太湖水体的TP ,TN ,COD浓度不断上升。本文把环境演变的人文驱动因素归纳为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城市化、土地利用等 ,将其与太湖流域水环境耦合 ,得出探讨性结论 :太湖流域人类活动与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大致经历了干预、干预—弱制约、干预—制约、干预—强制约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人类活动特征。流域水环境恶化经历了几十年 ,而水环境修复则需要人类更长时期的共同努力     

武汉市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测度与分析

快速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剥夺及资源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是国内外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测度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压力及判别两者间的动态耦合类型对指导健康城市化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构建了包含16个子指标的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9个子指标的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突变级数法模型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数;用熵权法计算了资源环境压力指数。采用灰色系统方法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的关联度。采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模型,对2004~2013年武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类型进行分析判别。结果表明:(1)武汉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逐年增高,尤其是2005~2007年城市化水平的增速较快。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06年为0.629,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为0.452;(2)关联度值在0.480~0.911之间,耦合度大部分都在中等和较强这两个范围中。烟尘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建成区面积、人均用电量、人均GDP和城镇人口规模均表现极强的耦合性(大于0.85)。各城市化子指标中,城镇人口比重与资源环境的关联度最大;在资源环境子指标中,烟尘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作用最强;(3)基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的动态耦合模型反映了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动态反馈过程。从2004~2013年,武汉市经历了协调-冲突-协调-冲突4个阶段。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