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础设施的互动关系

当前,中国外需增长放缓,内需难以补位,加强网络基建投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政策选择。以此为背景,该研究结合“中国式分权”的分析框架,理论分析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的互动影响机理,利用2006—2019年中国30省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三者间互动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并依此对“以地谋发展”模式进行再思考。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且三者间互动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2)时间层面,2012年之前工业用地引资、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形成正向互动关系,工业用地引资与土地融资促进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3)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正向互动关系形成,土地融资助推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中部地区土地融资推动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土地融资与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地方政府投向网络基建除了土地融资的推动作用外,还受到土地财政的加持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在未寻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前,不宜“一刀切”地全盘舍弃“以地谋发展”模式。在严格控制债务风险等问题下,依然需要...     

自然文化遗产地控制旅游建设用地的补偿机制

通过分析自然文化遗产地控制旅游建设用地失效的原因。认为在目前我国规制手段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的情况下。城镇化和旅游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自然文化遗产地的农地流转为旅游建设用地将不可避免。在自然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和经济增长两个要素中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必须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机能。设计一种机制使当地居民在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同时向社会受益群体索取补偿。本文提出借鉴海外土地发展权制度，在自然文化遗产地配置可移转的土地发展权的内生机制．作为控制旅游建设用地“隐性市场”的有效管制方法。     

北京市生产性土地的部门关联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生态足迹的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改进的HEM方法和北京市2007年投入产出表及相关数据,计算生产性土地的部门关联效应指标,对北京市9部门块土地资源关联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纵向总效应超过直接消耗的部门块主要由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部门构成;采选业部门块有更大的土地资源转让潜力;其他部门块都要从本部门块以外获取土地资源,导致各部门块的外部后向关联及外部前向关联都很大.本文认为:生产性土地的关联效应实际上是经济系统部门间土地资源需求的转移,最终需求总量不变,其结构调整就不会对土地资源总量产生影响;改进的HEM方法结合生态足迹最终需求,分析直接土地资源消耗数量,分解影响部门土地资源的组成因素,可以更直接、明确地量化部门间以及部门内部土地资源的关联关系;如果能够以实物型投入产出表代替货币型投入产出表,可以更加科学地反映经济系统中各产业部门土地资源的关联特性.     

财政竞争、引资竞争与土地约束性指标管控政策执行偏差

约束性指标管控是我国土地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但其实际执行过程却偏离原定政策目标。传统"央地纵向委托代理困境"视角的解释认为,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的动机是导致产生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源,但其忽略了地方政府行为所具有的空间关联性而存在解释力不足的缺陷。为此,本文立足于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引资竞争对土地约束性指标管控政策执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201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应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土地引资行为会加剧本地区的政策执行偏差程度。(2)地方政府间存在"相互模仿"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竞争策略,这使其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行为会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即在加剧本地区政策执行偏差程度的同时,还会同步加剧相邻地区的政策执行偏差程度。(3)土地引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强度上都要强于土地财政,这表明地方政府间的土地引资竞争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更重要因素。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为了促进土地约束性指标管控政策的良好执行,不仅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弱化地方政府间的土地财政竞争,更要通过政府绩效考核改革来遏制它们之间的土地引资竞争。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创新机制分析

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发展,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反复博弈,是规划制度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体现了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机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护耕地和限制建设用地,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但从短期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本文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结果证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理论上可以达到平衡,但实际情况是中央政府对违反规划的惩罚措施并不具有实质的危险,造成中央政府强化监督的力度和地方政府违法规划的力度都将大大超过理论值。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纠正土地用途管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央政府必须积极营造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的环境,调整两者在创新收益上的分成比例,降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达到地方政府积极创新、中央政府支持创新的双赢局面。     

土地流转视角下耕地“非粮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该研究对2009—2020年中国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进行量化测度,利用Tobit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变量法,从“人”“地”“钱”多视角探析流转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流转耕地“非粮化”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非粮食主产区的流转耕地“非粮化”是全国层面流转耕地“非粮化”加剧的主要原因。(2)土地流转是耕地“非粮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提高土地流转面积和将土地流转给生活型经营者,有利于抑制耕地“非粮化”发展,但土地流转租金上涨会难以避免地加剧耕地“非粮化”程度。(3)土地流转与耕地“非粮化”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面积提高对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抑制作用更强;在非粮食主产区,生产型农业经营者采取“非粮化”种植行为的倾向更强。因此,为应对流转耕地“非粮化”现象,应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对防止流转耕地“非粮化”目标完成好的地区给予奖补;重点规范非粮食主产区的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行为,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给予奖励;进一步推进粮食主产区的土地流转和整治工程,发展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完善农地流转交易平台,继续加强土地流转价格监控。     

美国西部开发的教训

19世纪 60年代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 ,资本由美国本土的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开拓 ,对西部的大片土地进行开发 ,拓荒者潮水般地涌进了西部草原 ,无节制地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了地表土的严重流失 ,土地的物理化学性质变坏 ,水、土、气、热的生态平衡被打破 ,大风呼啸 ,龙卷风夹带着黑色的土粒和泥沙 ,铺天盖地 ,形成 1 934年 5月 1 1日开始的一连串的震惊世界的“黑风暴”灾难 ,它使美国的土地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黑风暴”波及美国本土 2 0多个州 ,占整个国家 75%的面积 ,大平原 1 0 0多万英亩农田的 2～ 1 2英寸的肥沃表土全部丧失 …     

开发区闲置土地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北方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

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是健全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必须重视的问题。以我国北方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典型剖析,探讨开发区闲置土地现状、成因,以及闲置土地治理的现实障碍和具体路径。结果表明,开发区闲置土地总量大,其中以征而未供土地、工矿仓储和商住用地为主,且政府规划调整、大量征地却出让不畅、用途争议、拆迁未完成等原因导致的土地闲置远远多于企业拖延开发、破产等原因导致的闲置;开发区科学发展机制缺失、土地财政强力驱动、土地价格偏离市场需求、违法成本较低等深层次原因则构成了开发区土地闲置的必然逻辑。总体上,开发区土地闲置与开发区建设由政府主导的特点紧密相关,土地闲置又给开发区建设带来资源浪费、环境脏乱等问题,对开发区后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面临闲置土地认定法律依据不足、违法行为查处体制不畅和再利用机制缺失等现实障碍。因此,今后开发区闲置土地治理的路径是,创新开发区供地和用地机制,改革土地储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建立开发区用地企业综合审查机制,减少闲置土地来源;完善闲置土地处置法制体制,修改闲置土地认定标准,建立闲置土地查处的多部门联合执法模式及公众参与机制,增加闲置土地违法成本;健全和创新闲置土地处置机制,落实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的耕地恢复耕种的制度,建立企业闲置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和闲置土地利益纠纷协调解决机制,加速闲置土地再利用。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财政激励还是引资激励?

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及动机是理解我国土地违法问题的关键。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财政激励而忽视了引资激励,无法解释地方土地违法中涉及大量工业用地的现象。本文立足现行的分税制及官员晋升考核体制,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差异,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说:(1)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是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重要驱动因素。(2)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上的目的不同导致二者的违法收益及风险存在差异,这使得引资激励的驱动作用可能更强。然后,基于200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都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的土地违法主要受引资激励影响,财政激励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的土地违法则受财政激励和引资激励的共同影响,且后者的作用更强。这一结果意味着,相对于财政激励,引资激励是驱使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更重要因素。由此,在土地违法问题的治理上,除了针对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针对引资激励开展官员绩效考核改革。     

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土地是保障区域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基础性要素,其规制效果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潜力。因此,该研究在中国特色土地制度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考察土地规制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多重性的特征,二者之间存在“U”型直接影响关系且拐点值为4.833,即低水平土地规制抑制城市创新,而越过阈值的高水平土地规制能够推动城市创新。(2)地方政府策略互动情形下,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毗邻城市的土地规制对本城市创新的影响呈现与直接效应同趋势的“U”型曲线关系。(3)土地规制与当地产业结构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6.214,对毗邻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目前中国城市的土地规制水平尚未达到阈值,产业结构失衡现象抑制了城市创新。(4)本地土地规制与本地产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5.750,对毗邻城市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相似的“U”型趋...     

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土地资源管理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该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向前推进,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这将会给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带来强大的冲击。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从土地管理的角度来说,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在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的前提下,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工业化、城市化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做好供地服务。与此同时,应牢牢把握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这条主线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构筑商务成本“盆地”与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关系,并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完善土地招标拍卖制度,按照正确的“经营城市”理念,积极探索土地储备的新模式。此外,应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过犹不及:土地资源资本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在经济转型发展战略背景下,探讨土地资源资本化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于已有研究均质化地理解土地资本化,该研究从"度"的视角切入,认为土地资本化存在适度与过度之分,由此分析了不同程度土地资本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予以实证考察,最后讨论了中国当前土地过度资本化风险与原因。研究表明:(1)土地资本化存在限度,限度范围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越过限度则抑制实体经济增长,两者呈"倒U型"关系,该结论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保持稳健;(2)当土地资本化越过最优限度,将激起全要素成本快速上涨,导致利润空间收窄,引致实体经济萎缩;(3)从工业企业大样本微观数据估计出的"倒U型"拐点来判断,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已面临较严重的土地过度资本化问题,东中西部相继进入过度资本化高风险状态,这可能损害实体经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式分权造成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可能是土地资本化持续深化乃至过度化的重要原因,调整政治激励方式应是寻求土地过度资本化理性回归的着力点。研究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土地资本化是一把"双刃剑",趋利避害的关键是把握"度"的原则;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政绩考核、土地市场和土地税制等多方面协同改革来纠正土地过度资本化偏向;面向高质量发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主动转变土地资本化支撑方式,改革土地资本收益支出结构,加快支出重心向新基建、科教部门和民生部门转移。     

江苏省农村土地征用与收益分配研究

本文立足江苏省的土地征用和土地收益分配现实，指出目前存在“圈地”现象严重、征地补偿过低、失地农民未来生活无保障等问题。从政府、制度、城市建设三个层面探讨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了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建立失地农民保障体系、广开就业门路、健全法律体系等改革措施。     

基于灾变理论的盐城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土地生态安全关系到区域的可续发展。以压力 状态 响应模型与灾变理论相结合,根据盐城市的土地利用特点,分别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盐城市2002～2011年的土地生态安全变化情况,找出其中的问题,能为盐城市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研究表明：盐城市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等级除了2003年和2007年为安全等级外,其余8 a均为中等安全、不安全和极不安全等级,而且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人口、环保投入和城镇化是导致盐城市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等级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现实状况应该引起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桥梁和纽带,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制度层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维护农民利益等三方面分析了合作组织发育的需求诱致性动因;接着从制度环境状况、现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现存的制度安排、组织的制度变迁成本、非正式制度安排等外部制度供给方面以及产权和组织制度等组织内部制度方面分析了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一,只要是以“三农”服务为宗旨,政府在政策上都应允许和指导合作组织灵活地创新产权制度、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其二,政府要力所能及地为合作组织提供一些制度服务。     

长江流域商品粮基地建设与农业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横跨我国中亚热带,光、热、水气候资源及其时空组合优势明显,土地自然生产力较高。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流域内山地比重大,人口稠密,人均土地资源偏少,在现有耕地资源有限和粮食市场不稳等的多重压力下,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南粮北调”正逐渐被“北粮南调”所取代。在分析长江流域粮食生产现状和近二十年来商品粮基地建设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的基础上,从流域经济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发挥长江流域粮食生     

从垄断到寡头: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关系研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长久以来的方向和目标,随着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市场从政府垄断供给转变到政府和集体寡头供给,如何实现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两大供给主体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对当前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以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江门市为例,采用2005—2014年江门市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的365宗交易数据,在运用对比分析法与东莞、顺德税费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后,从供需均衡和价格均衡两方面构建集体建设用地出让市场的联立方程模型,试图从微观地块交易尺度上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过程中政府和集体的市场均衡关系和收益分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税费比较,江门、顺德、东莞三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交易中所收取的交易服务费基准一致,但在出让收益金和交易税费方面收取标准略有不同。(2)2005—2014年间,江门市平均每年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建设用地出让过程中的收益比为1∶6.45,大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出让收益流入了集体经济组织。(3)除交易面积外,交易价格、土地用途、交易年限和交易频率对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政府收益有显著正影响。由此得到以下结论:(1)目前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市场税费设置混乱,地方政府对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收益"舍不得放手"。(2)除了交易面积外,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中政府租税费收入和集体卖地所得与集体建设用地变量关系呈趋同性。认为:分析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交易中两主体收益分配关系可为厘清寡头土地市场供给侧收益边界奠定基础。     

基于集对分析的江苏省土地利用协调性研究

从协调性的研究现状来看,现有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缺失,且受到“均衡发展”思想束缚、不能很好地描述不确定性问题,而基于集对分析方法的协调性研究可以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以江苏省土地利用系统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子系统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验证;其次,引入集对分析思想,对土地利用的效益协调性和消耗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土地利用变化子系统同土地利用各效益子系统之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土地利用的效益协调度大多处于较为协调状态.其内部结构表明,虽然当前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消耗协调度变动幅度相对较小,土地利用变化同土地利用效益之间基本呈现“均衡”发展态势.政府逐渐认识到用地规模的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追逐用地效益的提升成为发展的主线.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效益协调度和消耗协调度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持续增长态势.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理论、机制与效益损失:基于湖北省的实证

研究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特征及内在机制,对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资源错配理论对土地资源错配理论开展梳理,提出建设用地错配机制假说,运用边际分析法和计量方法构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及机制检验模型,并以湖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过度错配与短缺错配并存,空间错配程度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局部地区错配程度加剧。②土地负外部性扩散、非均衡发展、非市场化供应、土地财政依赖等加剧了建设用地空间错配,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政府腐败、发展多元所有制等有利于降低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③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由6.92%下降到3.84%,年均减少2.03%,效率损失得到缓解。④从损失值看,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严重,1996—2017年累计经济损失达3.90×10^4亿元。主要结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兼顾了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可以作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衡量的有效方法;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纠正建设用地空间错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土地市场配置和政府主导配置均会带来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建设用地配置中一个“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结合十分必要且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