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流动空间的武汉都市圈同城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同城化是城市间要素流动与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实施同城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都市圈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流、人口流、信息流三方面构建都市圈同城化综合测度模型,借助ArcGIS空间可视化分析武汉都市圈同城化水平及其空间格局,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解析武汉都市圈同城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武汉是都市圈的经济、人口与信息中心城市,武汉都市圈同城化水平整体差异较大且两极分化现象突出;(2)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形成了“一心一区双轴多点”的空间格局,且具有空间非均衡性、空间指向性和空间邻近效应等空间特征;(3)基础设施建设是武汉都市圈同城化的关键驱动力,经济发展能力是其直接推动力,而居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保障是间接推动力。基于此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同城化发展建议,以期为区域同城化建设提供科学支撑与案例借鉴。     

近十年长三角地区陆地净第一性生产力时空变化

陆地净第一性生产力（NPP）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指示性指标,与碳循环过程和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不仅已成为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更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具综合竞争力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同时承受着自然因素及高强度人为活动的双重影响。因此,利用CASA模型,在RS和GIS技术支撑下,探讨近十年来长三角地区陆地NPP的时空演变规律及控制因子,以期为进一步开展高强度人为活动对陆地系统碳循环过程的影响研究提供基础参数。主要结论如下：（1）在时间上呈下降趋势：近十年长三角地区陆地NPP呈现3 a周期式波动下降;（2）在空间上分异规律明显：陆地NPP分布为浙江＞江苏＞上海,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凹槽状;（3）控制NPP的自然要素是NDVI和太阳辐射,而城市化是NPP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要素     

基于DEA模型的环鄱阳湖区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绩效分析

基于多中心网络城市理论和集群网络结构竞争理论,在构建城市群网络空间绩效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DEA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8~2010年环鄱阳湖区城市群42个城市空间网络联系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从效率总体比较来看,环鄱阳湖区内的大部分城市处在空间网络联系的生产前沿面上,不在生产前沿面上的城市逐渐向生产前沿面靠近;（2）从效率分解来看,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网络绩效的变化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水平起的作用更为明显;（3）从效率空间差异分布看,环鄱阳湖区城市群空间网络绩效呈现核心区大于边缘区、边缘区大于外围区的规律,而城市群空间网络发展速度呈现外围区最高,核心区次之,边缘区最低的规律     

长三角地区农田土壤养分空间变异及养分综合评价

以浙江宁波三七市镇的一块面积为 2562 hm2 的农田为研究区域,运用地统计学与GIS相结合的手段和方法对其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特征展开研究。结果表明,5种养分要素的空间变异函数曲线的理论模型符合指数模型;速效钾、有机质和pH值的C0/(C0+C)<25%,表现出强烈的空间相关性,碱解氮和有效磷的C0/(C0+C)为25%~75%,具有中等的空间相关性。通过Kriging插值并依据养分的分级标准,所得的空间变异图能很好地反映农田土壤养分的空间变异特征和丰缺状况,几种养分要素中,碱解氮、有效磷和有机质含量总体丰富,而速效钾的含量处于中低水平,pH值较低,土壤呈现酸性。利用主成分分析结合空间插值的方法,还可以对研究区的土壤养分的综合状况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可为当地以及长江三角洲同类型地区在科学施肥、实行养分的分区管理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方面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借鉴参考。     

基于区域化过程的边缘地区发展模式——以南阳市为例

边缘地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区域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其发展轨迹、机理对于促进经济相对滞后的边缘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豫鄂两省交界地区的南阳地区为例，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其处于“核心→边缘”中的区域化过程进行阐述，采用区位商和“三轴图”产业重心方〖JP2〗法对其边缘化过程进行分析，针对南阳地区实际发展状况，提出未来解决边缘化的主要发展模式：（1）“CI”区域形象设计，推行区域形象发展模式；（2）“特色农产品＋农户＋中介＋（市场）明星企业”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特色资源+生态工业园”的工业发展模式；（3）以旅游和物流为主的交通驱动型第三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特色模式带动地区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以期为南阳地区及同类区域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重金属面源污染模拟及其不确定性分析——以湘江株洲段镉污染为例

基于我国现有的环境数据条件,将复杂的分布式水文、泥沙模拟（采用SWAT模型）与简化的输出系数方法进行有效整合,建立了可实际应用的流域重金属面源污染负荷模型。应用所建模型对湘江株洲段所属汇水区域的镉面源污染进行动态模拟,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模拟结果显示,研究区镉面源污染负荷总量约为2 435kg/a,受污染土壤对于镉面源负荷量贡献率达657%。土壤侵蚀过程对研究区的面源污染过程起控制作用,因此,土壤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是该区域镉面源污染管理的关键。土壤污染程度高且易侵蚀的地区（如清水塘工业区及其邻近地区）是防治的重点区域,而每年的4月和5月是防治的重点时期。不确定性分析结果显示,超过50%的概率下,研究区镉面源负荷总量处于2 000～3 000 kg/a这一范围,但仍有可能低于1 500 kg/a或高于4 000 kg/a     

从精明增长的视角看浙江省城镇空间扩展的理性选择

国内对于精明增长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区域探讨较少。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引人关注，近年来被称为“浙江现象”。本文从区域层面——浙江省入手，在分析城市发展背景与“精明增长”差异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然后对城市空间扩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能够在“精明增长”的框架下对城市发展深入思考。研究表明：浙江省目前的城市空间扩展迅速。资源要素低效利用，沿交通干线的轴向扩展呈现无序特征，并且机动化（小汽车普及）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用地空间的松散。但鉴于中西方城市应用背景的差异，“精明增长”并不能够简单地“复制”到浙江省，应根据实际，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创新。具体来说，一是紧凑式开发与填充式发展相结合，提高土地产出效益；二是有机结合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倡导公交先行；三是运用逆向思维设定城市增长边界。     

铜陵市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尝试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以及最新发展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铜陵市1990~2008年资源利用和实际GDP二者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采用了物质流分析指标中直接物质投入来表征区域资源利用量。ARDL边界检验结果表明了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通过ARDL-ECM模型分析了区域经济增长对资源利用长期弹性系数和短期弹性系数,并揭示出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资源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铜陵经济增长。同时还对铜陵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基于过程—效应—功能—服务级联机制的森林减沙服务传输研究

土壤侵蚀是具有当地和异地两方面效应的地表过程。土壤保持服务供给区与需求区在空间上并不是完全重叠,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失耦。传统的土壤保持服务评估中多以生态系统当地侵蚀产沙减少量作为减沙服务供给量,以单一的分配系数计算对外部区域提供的减沙服务量。前者忽视了土壤保持服务供给能力与土壤保持服务实际提供量的差别,从而高估了土壤保持服务。后者则忽视了泥沙输移比的空间变异,导致很高的评估结果不确定性。准确评估土壤保持服务供给及其空间传输需要充分认识其过程—效应—功能—服务的级联机制。空间分布式的泥沙传输模型为此提供了可能。以洞庭湖区湖南省境内的4个地市为研究区,按照过程—效应—功能—服务的级联框架,在区域尺度上将森林生态系统减沙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耦合起来,利用融合泥沙连通度的泥沙传输模型,评估了森林生态系统减少土壤流失和泥沙输出的效应,量化了森林以承载人类直接福祉的土地为媒介向人类社会传递的减沙服务。该研究提出的方法框架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耦合提供了一个视角。     

基于碳排放约束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研究及其应用

以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县域）的土地利用生态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利用系统科学相关分析方法,结合区域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变化趋势,在分析区域未来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碳排放目标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土地利用结构调控的CO2当量指数、经济效益指数及其目标函数,通过集成Markov模型和结构优化方法,建立了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低碳优化动态调控模型（LUSCC）及其求解方法。最后以江苏泰兴市为例进行了分析验证,综合考虑该区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实施情况,获得3种不同碳排放目标调控程度的土地利用优化结构及其调控方法,研究表明,建立的基于碳排放约束的动态优化调控模型,能够满足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及其可持续利用要求,为探索区域未来低碳型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方法提供参考。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实证研究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分别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结合对应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后者能够明显的揭示出我国碳税政策效应的差异性。研究表明：除大西北地区外,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效应由西至东逐渐增强;碳税在各区域都导致资本要素在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劳动要素的分配份额降低,但该效应在大西北地区较弱。因此,制定我国碳税政策除了借鉴以碳税效应产业差异为导向的“欧洲经验”以外,还应该注意区域差异,对中西部地区相对倾斜的区域差异性碳税政策可以在控制碳排放的同时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区域经济协作和协调发展关系和含义的探讨,对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作与协调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协调发展的潜力与有利条件,以此探索实现上海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方式和有效途径。认为,尽管上海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协作与协调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限制因素,但出众地具有经济作与协调发展的诸多潜力与有利条件：（1）两地具有经济协作和协调发展的强大政策优势;（2）长江中上游地区自然资源富集,将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3）产业互补性强,有深远的合作前景;（4）各具区位优势,市场潜力巨大。     

基于面板数据的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利用长江经济带110个地市1990~2013年RD投入与经济增长水平的相关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对RD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市的经济增长与RD投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RD短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效应;2RD人员投入产出弹性高于RD经费投入,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对RD人员的依赖性更大;3RD投入表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但RD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表现出中西部大于东部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东中西区域经济特征不同。最后,从加大RD经费投入强度、制定RD投入中长期计划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生态修复产业化模式研究——以北京门头沟国家生态修复示范基地为例

生态修复是对区域受损害自然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的重建,往往偏重于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示范。但随着传统生态修复在区域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瓶颈,尤其是面临区域产业转型问题的突显,生态修复的产业化及其运行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北京门头沟国家生态修复示范基地为例,从产业复合生态系统角度,突破传统产业限制,建立了自然生态修复示范产业、人文生态修复主导产业和经济生态修复引导产业三位一体的产业网络模式,并针对示范基地内的各种具体生态修复领域进行了产业生态链(网)的设计。最后对建立这种新型生态修复产业模式的意义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研究

陆海联动是发展海洋经济的新思维，也是解决沿海地区海陆经济发展和环境矛盾的一个有效措施，而流域是陆域上最接近海洋的部分，实施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是实现陆海统筹发展的前提；促进流域 海洋联动发展、将内陆 流域 海洋互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思路是实现陆海联动的最佳途径。在分析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背景、意义、基础、效应等的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关联程度，指出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关联度、海洋第三产业与流域第三产业关联度以及海洋主要产业与基本流域第二产业关联度等都非常高。最后从规划编制、建立流域 海洋互动产业网、发展海洋科技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建议     

长江三角洲各类开发区发展态势与差异分析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全国开发区类型最齐全、分布最集中和建设速度最快的地区，但内部发展很不平衡。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该地区开发区发展的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地域差异和形成的主要原因。     

基于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的区域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研究

准确评价区域耕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废弃地复垦和未利用地开发4种类型的土地整治潜力是实现区域统筹规划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通过选取能反映区域四种土地整治类型内在和外在潜力的指标因素,引入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制约条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对研究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约束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潜力开展定量评价,并采用K-Means聚类方法进行潜力分区。研究结果表明:高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能提高区域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反之则制约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同时根据约束条件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土地整治高潜力区、较高潜力区、一般潜力区和低潜力区,与无约束条件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相比,该分区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该研究一方面可为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提供新方法,另一方面可为新一轮土地整治统筹规划提供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经济时空格局动态性——基于ESDA&GWR法

以5 a为时间间隔,运用ESDA法采用旅游外汇收入平均增长量和平均增长率指标,研究长江经济带126个市域单元2000~2015年入境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运用GWR法分析入境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旅游外汇收入平均增长量莫兰指数经历了 0.164 6~0.164 1~0.057 2的变化趋势,增量相似市域由较强集聚向较弱集聚转化,市域旅游经济增长趋于均衡。一级热点区始终位于江浙沿海市域。一级冷点区由研究区中部向苏北转移,空间范围大大缩小。（2）长江经济带旅游外汇收入平均增长率莫兰指数表现为 0.098 6~0.293 1~0.198 9 的变化趋势,市域之间旅游经济增长关联程度增强,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一级冷热点区大幅度转移,同时热点区范围大幅度扩大。后期热点市域数量大大超过冷点市域数量。（3）入境旅游发展较为落后的湖南省、云南省增长速度最快,长三角城市群所属市域始终是入境旅游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地区。     

A new mode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Great Bear Rainforest regional plan

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ning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successful planning process for the Great Bear Rainforest on Canada’s west coast. The planning region is an area of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that contains one-quarter of the world’s remaining ancient coastal temperate rainforest. An innovative collaborative planning process was initiated in 1996 to develop a plan for the region that balances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The plan, which was accepted by consensus agreement of all stakeholders in 2006, uses a new model for sustainabl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at is based on collaborative planning, collaborative implementation, informal conflict resolution, contextual adaptation incorporating comanagement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First Nations), joint fact finding,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