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牧交错带典型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东北农牧交错带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具有敏感性强、退化趋势明显等生态脆弱性特征。本文利用1986、2002年两期TM/ETM影像，揭示了吉林西部16年来土地利用／覆被的时空变化规律，并依据Costanza R．等人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6年来，吉林西部土地利用／覆被发生了剧烈变化。耕地、盐碱地面积大幅度增加，草地、水域和湿地的面积大幅度减少，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出现明显的衰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著地减少。吉林西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986年的767．1亿元／a下降到2002年的624．1亿元／a，减少幅度达18．6％，年均递减速率达1．6％。16年来该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和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给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述评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人类工农业活动的加剧,生态环境不断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和损害,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综述了国内外对生态安全内涵、生态安全评价的机理、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的研究现状,对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化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河西走廊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构建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在分析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的基础上,探析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弹性限度的耦合协调度,评价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阶段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水平,从区域和城市两个空间尺度分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为探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弹性限度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和缓慢波动上升趋势。②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优劣破碎穿插”的空间格局特征,耦合协调度在0~0.5之间,生态系统处于低水平和拮抗耦合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处于濒临失调阶段。③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承载力与生态弹性限度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共分9个等级3个层次3个耦合协调阶段:高水平-磨合阶段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初级协调区);中等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区)和低水平区-低水平耦合阶段区(极度失调、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区)。④根据2001—2016年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将河西走廊五市分为4种耦合协调类型:高耦合协调增长型(张掖市、金昌市)、高耦合协调减少型(武威市)、中耦合协调增长型(嘉峪关市)和低耦合协调增长型(酒泉市)。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基于MSPA与MCR模型的三峡库区林地生态网络构建与评价研究

三峡库区是长江经济带上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同时也是生态脆弱区。提取三峡库区重要生态源地、构建综合生态阻力面、识别重要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从而构建生态安全网络,对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三峡库区为研究区,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识别出林地生态源地斑块,通过景观连通性指数评价斑块重要性;结合土地利用类型、DEM、坡度、距河流距离、距道路距离和NDVI等阻力因子构建综合生态阻力面,运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生态廊道上重要生态节点,形成三峡库区林地生态安全网络;最后对三峡库区生态安全网络结构进行评价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林地生态源地共38块,占林地面积的59.55%,占区域总面积的27.95%,主要分布在三峡库区湖北段的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区以及重庆段的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云雾山区。(2)阻力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城镇建设用地区,最高值位于重庆市主城区;阻力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林地和水域,最低值位于湖北段巫山山脉。(3)生态廊道共79条,其中,3条重要廊道,76条一般廊道,廊道总长度为1 326.37 km。(4)...     

通货膨胀的生态经济原因及其对策

文章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实表现及其危害入手 ,分析了生态经济平衡的含义、基本要求及其失衡的原因和后果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生态经济大系统范围内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不同生态经济类型区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研究

开展区域生态农业建设，是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业由资源数量型向技术效益型转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据湖南省近10年生态农业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针对全省不同生态经济类型区的自然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系统研究阐明了山地“林-药-果”、丘陵“草-粮-牧”、岗地“果-粮-猪”、平湖“粮-经-牧-渔”、水域“水生经济作物-水禽-水产”共生、蓄洪垸“林-草-牧-渔”、庭园“猪-沼-果”、城郊(或旅游区)“农业观光园”等区域生态农业实用模式的建设重点与技术要点，并实例分析了推广应用上述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     

红壤丘陵区县域农林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健康评价

在分析生态经济系统健康特征和指标筛选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适合于县域尺度生态经济系统健康诊断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采用了精度较高的均方差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递阶多层次综合法和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了时间尺度上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模型，以县为单元，研究了红壤丘陵区县域多年农林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健康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1980~2005年生态经济综合健康稳定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经济健康性方面是逐年平稳上升，社会健康性是波动性上升，而资源环境健康性则是先升后降，然后是相对稳定。引入障碍度概念，进行健康障碍诊断。分析结果表明1991年以前障碍因子主要是经济指标，1997年后障碍因子主要是资源环境指标。     

红壤丘陵区县域农林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健康评价

在分析生态经济系统健康特征和指标筛选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适合于县域尺度生态经济系统健康诊断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采用了精度较高的均方差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递阶多层次综合法和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了时间尺度上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模型,以县为单元,研究了红壤丘陵区县域多年农林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健康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1980~2005年生态经济综合健康稳定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经济健康性方面是逐年平稳上升,社会健康性是波动性上升,而资源环境健康性则是先升后降,然后是相对稳定。引入障碍度概念,进行健康障碍诊断。分析结果表明1991年以前障碍因子主要是经济指标,1997年后障碍因子主要是资源环境指标。     

近岸海域沉积物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比研究

重金属污染被认为是2l世纪影响人类生存与健康的重要环境问题,该类物质极易在近岸海域沉积环境富集,因此海洋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已成为人们关注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之一,而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则成为污染生态学研究的前沿。综述了重金属的形态及生物有效性、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方法、重金属生态效应评价法等3种典型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对不同的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对比研究,并讨论了相关模型的适用范围及局限性。主要结论如下：金属的赋存形态是基于操作定义的,采用不同的提取方法及提取过程中使用的不同试剂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方法难以反映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化学活性和生物可利用性;生态效应评价方法从重金属的生物毒性角度出发,反映了多种污染物的综合影响,但该评价方法没有考虑环境条件对元素地球化学分布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近岸海域沉积环境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时,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G1赋权模型的生态城市发展管理评价

以生态城市的发展管理评价作为研究对象,界定了发展管理评价的内涵,认为其具有相互作用和对称破缺等非线性特征,适宜于采用G1赋权模型,以崇明生态岛为例做出了应用研究,初步实现了生态城市发展管理的非线性评价。结果显示,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指数达到67.81,管理机制指数只有52.39,公众参与指数是59.91,综合管理指数是59.65,表明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接近于良好可持续性。鉴于"投资力度超强,管理深度不够"的失衡特征,亟待管理改进。为此,给出主要建议如下:明确综合管理定位,大力推进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强化社会参与机制;明确行动方略,改变投资扩张型的建设体制模式和运作机制;明确政策重点,推进属地管理和流域管理、强化空间集约管理、统筹城乡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应用研究显示,G1赋权模型是生态城市发展管理工作实现非线性评价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接近其非线性判断需求,科学揭示管理诸要素的属性特征和相互关系,有助于合理反映当地管理水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

从消费压力人口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气候变化压力的人文因素,以及人口与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本文通过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我国1980至2007年碳排放情况的统计实证结果表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国情有较高的解释力.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城市化率、人口规模三个因素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影响明显;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已高于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等人文因素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技术进步因素在此模型中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的解释力有限,表明我国未来通过技术进步减缓碳排放的潜力巨大.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流域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的综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短期内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尚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聚集趋同特征。③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在预测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最后,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构建了包含组织保障、空间治理、政策保障以及体制机制等支撑体系,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科学决策基础。     

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都有所变化。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性没有发生明显波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改革开放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地区两者间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北京和西藏两地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在农业改革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高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类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CT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has been argued to be critical to business succ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especially to thos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Drawing upon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ICTs application in SMEs in China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interviews with top managers and/or owners of 70 SMEs. We identify 20 factors affecting ICTs application in SMEs in China and divide them into four broad categories, namely pressures, firm specific factors, technical factors and local milieu. We als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hinese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ing ICTs application.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local ICT infrastructure, external pressures from competitors and ICT knowledge of employees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by SMEs, whil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et target are important factors of e-commerce adoption.     

中国产业生态化转型的IOOE模型分析——基于工业部门2003-2012年数据的实证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支撑,产业生态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而应将生态环境作为产业发展的外在约束条件.目前以产业生态化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将产业生态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进程的研究甚少,忽略了产业生态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哪些特点,该怎样去衡量这个过程等问题.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约束条件的扩展,引入生态包袱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占用,从投入、占用、产出与排放四个角度构建全面衡量产业生态化过程及阶段的IOOE模型,并以中国工业部门为例,分析全国及东、中、西部各区域工业生态化转型过程,得出以下结论:①我国工业投入逐年增加,污染物排放逐年减少,是产出增加的主要原因,占用量逐年增加使得其对产出仍然表现为阻碍作用;②我国工业生态化已经跨越了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产业发展,正处于向生态文明型转变的过渡阶段;③东、中、西部各区域间生态化阶段的不同符合各区域产业发展现实,如何在保持区域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整体产业生态化是未来产业发展重点.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作为"三化"、"四化"乃至"五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内容,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开创中国未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至关重要。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城市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并划分其阶段类型,研究表明:(1)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排序: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优势排序: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辽宁与吉林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仅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农业现代化;(2)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分布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西南、以长春为核心的吉林省中部、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省中部及南端,农业现代化的高值区分布在哈—大—齐—绥沿线的松嫩平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新型城镇化水平居于东北三省前列,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绥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位于首位;(3)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强于黑龙江省,吉林省略低;耦合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三江平原、辽宁省的沿海经济带,协调发展度高值区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及以长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小范围圈层区域;仅哈尔滨与沈阳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多数城市处于高强度、中高强度拮抗耦合与轻度、中度失调阶段。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基于VAR模型的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VAR模型,通过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利用中国1980-2007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利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增长与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与研究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事实相吻合;②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冲击响应的滞后期短且是非渐进的,而水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滞后期较长且是非渐进的,我国经济发展中工业用水、生活用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农业用水量随着经济发展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③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而水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较小。建议加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节水措施,减少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