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多情景测度:数量与价值

在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背景下,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及其价值,对于完善中国空间治理体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尤其是区域差异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湖北省为"生态资源优势区"代表性省份,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各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中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以及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边际收益,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客观现实和成因;然后基于缩小湖北省与"经济发展优势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同情景,测度2009—2018年湖北因处于生态资源优势区而使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与价值。结果显示:(1)土地要素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仍依赖土地要素投入,且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2)高额的机会成本是土地资源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重要潜在驱动力。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的土地边际收益是农业部门的17.03~44.14倍,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规划管制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发展权受限。(3)规划管制背景下,对受限的土地发展权进行补偿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10%~100%的不同情景下,2009—2018年湖北省土地发展权受限数量处于0.53×104~5.35×104hm2之间,对应的价值量占同时期"经济发展优势区"总GDP的比重较低,为0.02%~0.19%。基于此,应开展土地发展权受限补偿的制度建设,从土地发展权产权确认和利益分配机制改革两方面量化和落实土地发展权,并以对土地发展权的底线补偿情景为起点逐步提高土地发展权补偿水平,直至实现完全补偿。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农民非农收入与农村土地流转关系的协整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规模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农地流转能否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农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协整方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农地流转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却存在波动.同时,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早期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加快发展非农产业,提供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天津市57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相互关系研究

在Carlino-Mills区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农地非农化变量,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利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999年和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截面数据,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分析了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人口与非农就业相互影响,非农就业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城市人口与第二产业就业呈正相关关系,而与第三产业就业呈负相关关系;②城市人口和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城市人口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要大于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农地非农化与第二产业就业正相关,与第三产就业负相关;③就业非农化高的地区,农地非农化将有所减缓,人口城市化高的区域,农地非农化则加剧.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土地开发转让制度在区域土地空间配置及利益分配中的应用

土地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且具有固定性的生产要素,因此"地根"是宏观调控区域社会经济及其它生产要素集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区域内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如何分配是当前其产业和用地空间集聚规模发展能否实现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的经验并根据机会成本理论构建区域农地非农化指标二次配置及其利益主体内部之间利益分配的初步构想,并通过经济模型和以河南省农地非农化用地指标配置为例论证其可行性,经分析土地开发转让后,河南省的农业产值和非农产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权空间转让后的土地配置方式不仅有利于非农经济发展的集聚发展,区域的非农经济和农业生产都有一定的提高,而且其利益分配方式体现了利益主体经济收益的公平性,促进区域地区间农业和非农建设的分工与协作,减少非农建设对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农地流转背景下地块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分析

近年来粮食安全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农地投入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要素,是保障粮食稳定产出的前提。学者就农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的影响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受农地流转的影响,土地要素更具多样化,土地规模与农户种粮投入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农地流转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探析农地流转影响下土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的变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地块的异质性,本文基于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粮食主产省622户农户1 284个地块的粮食生产数据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次控制了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地块要素等非主观因素,进行多层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特征及地块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投入有显著影响。地块规模和转入地占比对农地投入影响为负,转入地占比越大,地权稳定性越低,农户投入积极性受到挫伤越明显,在转入地上的投入减少。随着转入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增加种粮投入,地块规模的负向影响程度降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3点结论:(1)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降低单位面积种粮成本;(2)农地流转发生时,地块规模对种粮投入的影响发生改变,成片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必然趋势;(3)提高土地综合条件可以降低投入成本,并提高农户投入积极性。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从降低种粮成本、提高农户收益着手,建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同时也要注重增加财政拨款,建设高标准粮田,强化高标准粮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田间配套工程。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影响因素典型相关分析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1990-2006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态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0-2006年间,全国耕地投入强度呈现波动状态,利用程度表现频繁波动,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利用效率呈明显的波动增长趋势;GDP、农村劳动力工价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投入强度的重要因素;农民文化程度、城镇化率和人均耕地面积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耕地利用集约度。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利用,通过合理优化农业用地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完善耕地流转制度和农业剩余劳力流动制度,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增强农民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从而促进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评价及其空间特征研究——基于湖北省2001~2009年322个省级项目

大样本的农地整理项目绩效研究,对科学制定农地整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利用湖北省2001~2009年322个省级投资农地整理项目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13项指标,借助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值,加权得到各项目绩效评价总分值,并分析了项目绩效及其空间分布特征、项目绩效与单位面积投资、项目数量与地区耕地资源禀赋的关系。研究表明：大多数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处于一般水平,少数项目达到绩效良好水平,在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一定投资标准范围内,单位面积投资与项目绩效之间相关性显著,投资增加会导致项目绩效的增加;因应不同的工程模式区,各地市州之间项目绩效评价总分值的平均水平有点差距,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各地市州所实施项目数量与地区耕地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表明农地整理投资未偏离提升粮食主产市县粮食生产能力的政策方向     

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

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是减少农户耕地抛荒的有力举措,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目前依然相对匮乏。文章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2017年和2019年两期面板数据,以新一轮农地确权为例,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有助于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已完成新一轮农地确权农户的耕地抛荒概率要比未完成确权农户低3%左右。(2)农地产权稳定性主要通过促进农地转出和增加长期投资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施加影响。农地转出使得耕地得到重新利用,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而长期投资将增加土壤肥力,减少边际耕地的抛荒。(3)在考虑新一轮农地确权前的农地产权稳定性之后,新一轮农地确权主要对先前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有积极影响,而对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甚至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4)为精准识别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既需要区分农地确权时间,也需要考虑以往农地产权稳定性。如果不区分农地确权时间,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就可能会被高估;如果不考虑过往农地产权的稳定性,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也就可能会被低估。基于以上结论...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work choices of rural laborers in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areas in North China

Using rural survey data for the year 2009,we provide evidence of work choices of rural laborers in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areas in North China,and model these choices as a func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households,and land endowments.The findings reveal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and between non-farm employment and part-time farming engagement Land scarcity is still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in non-farming participation of rural laborers in the study area;and in the current case of l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land,there are still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s in the study area.Diversification of livelihood reduces the pressure on land,thus facilitating ecosystem conservation.So,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argument that establish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mong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ers,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 restoration of ecosystems are essential for mitigating the conflicts of ecological security,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mis area.     

湖北省农地资源及其利用评价研究

农业发展问题是一个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农以土为本，农地资源及其利用状况对于区域发展影响重大。文章以湖北省为例，从农地资源的自然属性、人口技术属性和经济属性等方面对瑚北省农地资源时综合质量进行评价。得出湖北省农地资源质量居中的基本结论；以农地利用分区为基础。对湖北省各分区农地资源的组合状况和综合质量进行了评价排名；最后又对湘北省农地资源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并根据各评价结论提出了湖北省合理利用农地资源。发展农业经济的基本策略。     

江苏太湖地区农业耕作制度变化及其对地表水土环境的影响

农业耕作制度变化及其环境效应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近60 a来,江苏太湖地区农业耕作制度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种植制度从偏重粮食生产转向粮经作物协调发展,用地作物增多而养地作物减少,作物品种经历了改进与优化过程,作物熟制经历了从“双三制”恢复到两熟制。施肥种类从有机肥为主转变为完全施用化肥,氮磷钾肥投入比例从长期严重失调发展到逐渐趋于协调。在总结近60 a来江苏太湖地区农业耕作制度变化特征的基础上,〖JP2〗分析了农业耕作制度变化对地表水土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关注的研究方向     

Land Cover Changes Between 1968 and 2003 In Cai Nuoc,Ca Mau Peninsula,Vietnam

Since 2000, the shrimp industry expands at a fast rate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Mekong Delta, Vietnam. Shrimp farming is known for it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However, other human interventions like agriculture and urbanization also deteriorate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The land cover changes between 1968 and 2003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for the Cai Nuoc district, Ca Mau Province, Vietnam, using photos from 1968, 1992 (aerial photographs), 1997/98 (Spot) and 2003 (Landsat). It was clear that the district underwent serious land cover changes: deforestation between 1968 and 1992, with a simultaneous increase in rice land; a rapid decline in rice acreage from 1997 onwards, and, simultaneously, a blitz-increase in shrimp farming area. The forest area declined by 75% between 1968 and 2003. About 40% of this los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shrimp farming, while the remaining 60% was attributed to needs for agricultural land. Still, at present, shrimp farming is the major source of mangrove loss in the district. In 1999 shrimp farms covered 6.374 ha, in 2000 they covered 61.049 ha of the Cai Nuoc area. The swap from rice cultivation to shrimp farming was most-probably driven by households’ hopes for a higher income. It must be feared that the shrimp industry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e.g. salinization) and on the livelihood of the district’s households. In 1968 saline water covered 219.9 km², in 1992, 1997/98 and 2003 the saline surface water area covered 92.4, 135.2 and 835.0 km², respectively. Readers should send their comments on this paper to: BhaskarNath@aol.com within 3 months of publication of this issue.     

城乡交错区耕地分区管护及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基于土地评价和立地条件评估(Land Evaluation and Site Assessment, LESA)框架构建以耕地自然质量、生态敏感性、区位条件、耕作条件和土壤环境安全风险组成的指标体系,以决策树归纳法将浦东新区耕地划分为工业污染、生态农业、轮作休耕、农业连片、休闲农业和非农转化6类管护区,根据各区管护重点提出规模经营及绿色生产、休闲观光及农田保育、非农管控及发展限制型耕地生态补偿模式。上海市浦东新区耕地自然质量优良,约50%的耕地可规模经营及连片生产,但仍有10%左右的耕地面临着工业污染和非农占用的风险。建议对以稳产高产和生态协调为目标的农业连片区和生态农业区采取规模经营及绿色生产型生态补偿模式,对发展农业生产新形态的轮作休耕区和休闲农业区采取休闲观光及农田保育型生态补偿模式,对非农化风险较高的工业污染区和非农转化区采取非农管控及发展限制型生态补偿模式。     

川滇农牧交错区地形特征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影响

川滇农牧交错区位于我国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地形地貌特征复杂,研究该区土地利用特征与地形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人类开发活动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对区域的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RS＼GIS技术,采用遥感调查、土地利用结构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该区 1988～2000年的土地利用特征,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与地形因子之间的关系。初步结果发现：耕地、林地和草地是研究区内受人类活动影响的主要土地类型,也是类型转换相对频繁的土地类型;地形因子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海拔在垂直方向上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具有控制性作用。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地形特征是川滇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形成的基础,其原因在于地形因子通过影响水热条件及其他自然资源要素在本区内的再分配,进而影响着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     

农业贸易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案例研究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贸易与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贸易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指导贸易政策的制定。是解决贸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了解中国入世后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环境。对于新的政策决策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在总结贸易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步骤和方法的基础上。对农业贸易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进行讨论,并以河北省迁安市小麦种植业为例,进行农业贸易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案例研究。由于农业贸易政策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再通过农业生产经营等活动间接地影响环境质量状况。本文借助转移矩阵方法进行分析评价。     

Thailand’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control

Projections for 20 year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ai economy were made for 180 sectors using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 to compare the following four scenarios: (1) standard growth with infinite supply of factors, (2) finite land supply, (3) fixed us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4) combined finite land supply with fixed use of agricultural chemicals. The computable projections suggest that the economic cost of hypothetical environmental control in agriculture is small and further weakened by urbanization. The computed structural development points to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specific to sectors to return the economy to balanced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