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以渔业资源为例

自然资源由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使其因代际问题所导致的私有市场失灵比一般的产品严重,原因是自然资源代际利用中当代人都倾向于最大限度使用资源,从而引发自然资源“公地悲剧”问题比一般产品严重。再生自然资源虽然在代际利用中的利益冲突比非再生自然资源低,但代际问题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依然存在。因此,再生自然资源的代际可持续利用需要政府依据其经济特性进行一定的规制,制订出合理的使用制度。以渔业资源为例,在沙发尔（Schaefe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法,分析了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中的成本与收益,提出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使用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措施,包括边际成本动态规制、明确界分所有权、实施可交易配额和公共补偿性规制。     

自然灾害财政成本估算：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导致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是影响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自然灾害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基于实证数据的检验。依据1990—2018年中国31省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量化自然灾害的财政成本,并考察了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动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中,运用可解决门槛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究了政府应急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平均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财政成本为1.119%,自然灾害对财政支出具有滞后正向效应,对财政收入具有滞后负向效应。(2)自然灾害财政成本具有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平均每年东北地区财政成本为0.89%,东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63%,中部地区财政成本为1.4%,西部地区财政成本为2.75%。(3)进一步分析得出,政府自然灾害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为0.095%。分经济区域来看,除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政府应急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分别为0.0903%、0.108%和0.196%,远低于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需要探寻放大应急财政资金规模的融资工具。据此,从建立自然灾害基金制度,因地制宜搭建自然灾害财政成本风险融资工具框架,构建融入保险机制的新型灾害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创新政府管理、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通过可持续认证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自然资源保护

1992年里约环境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和各界的共识,但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农林牧渔等领域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仍待进一步发展。我国作为国际农林牧渔产品的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积极推动国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在全球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发挥积极作用。可持续认证作为应对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较为有效的市场手段,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涵盖了农林牧渔领域的多个产品,在国际上的发展势头强劲,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了对政府政策的补充作用。但可持续性认证在我国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中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实践可持续经营、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在国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可持续认证的分析,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更好地发挥其市场推动力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首先综述了可持续认证在国际上的发展历程、产生的影响,详细论述了森林、棕榈油、野生海产品等可持续认证已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欧美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其次,本研究对可持续认证在农林牧渔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肯定了可持续认证在调动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资源保护方面的正面作用,也指出认证对资源保护的预期效果没有完全达到、同一产业内认证体系可靠性参差不齐,着重强调了可持续认证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的困难,使其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应有效果受到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我国农林牧渔领域在资源利用方面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压力,尤其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进口大宗产品产地的生态脆弱性使中国在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论证了可持续认证在我国的推广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促进贸易杠杆发挥资源保护的撬动作用、保障企业在海外开发中的长期效益,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国内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明确得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推动可持续认证的必要性。本研究建议我国政府部门应关注农林牧渔领域可持续认证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收集相关的信息和案例可用于相关的国际谈判和对企业的指导。同时政府应鼓励国内外认证体系在中国开展认证工作,并为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体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政府应积极支持国内农林牧渔产业的企业、专家、协会等参与到国际认证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操作范例或规范国际化。政府自身的消费行为对全社会有明确的引导作用,所以在政府采购中应优选可持续认证产品,引导企业加入可持续经营的实践。     

区域排污权交易系统监管机制均衡分析

有效的监管体系是发挥排污权交易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前提.针对目前我国长期以来环境执法中"两高-低"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管制者与排污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企业的经营决策,包括生产、削减、违规与许可证交易等,进而从监管力度、许可证分配、违规处罚结构三方面,对有效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最优监管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依据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管制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目标一致;然而,管制者的执法收益应当得到足够警惕,在低执法收益下,社会最优的监管策略是采用边际处罚线性或递减的惩罚结构,设定足够的监管力度以激励企业守法排放;而当执法收益过分大于制裁成本时,任何追求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都会使制度流于形式.此外,在企业微观信息未知的情况下,结论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最后,结合结论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监管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研究

为揭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在发展机制,本文基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特征建立了闭环产业链模型,利用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间的利益关联以及三大主体最优决策对闭环产业链的影响方式.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越低,政府的环境税标准越低,且环境税的制定空间越小,企业收益越难实现从传统产业链到循环产业链的转移,消费者以新产品的消费弥补环境效用的损失;在政府的全局最优税收情况下,传统产业链的企业在横向企业竞争中仍具有先动优势,并不随环境税增加而改变;政府经济最优废弃物循环率能够保证循环产业链的回收资源供给,但只是在消费者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总收益最大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废弃物循环率达到生态最优,这需要政府舍弃部分经济利益,实施更严厉的环境税政策约束传统产业链的发展规模,同时结合参与性政策提高公众的环境偏好,以保证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的顺利运行.     

略论自然资源的价值

本文首先论述了自然资源的含义,并系统归纳和总结了自然资源的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了讨论,明确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其表现形式是自然资源的商品价值和服务价值。科学地认识自然资源的“商品价值”和“服务价值”的统一,全面发挥自然资源的整体功能和作用,是科学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估价,从而制定科学的利用和保护法律和策略,是我们在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时面临的十分重要的课题。     

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模式——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对比研究

在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是为了满足公众自身利益,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最终达到自然资源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利用的双重目标。选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侧重于主导发起主体的不同,归纳出三种参与模式,进而对模式特点、模式间比较以及模式的整体演变过程进行阐析;以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提出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的措施建议和路径导向。结论如下:①发达国家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参与行为的法律化、参与主导的非政府化、参与意识的增强化和参与主体的广泛化特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模式则呈现出参与主导的政府化、参与意识的淡薄化和参与途径的单一化特点;②依据发起主体不同,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非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和公众自觉发起型参与,并按照参与认知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演进;③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自然资源过程中,要提升公众参与认知水平,强化法律保障建设,转变主导发起者角色,拓宽参与途径,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创新机制分析

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发展,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反复博弈,是规划制度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体现了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机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护耕地和限制建设用地,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但从短期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本文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结果证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理论上可以达到平衡,但实际情况是中央政府对违反规划的惩罚措施并不具有实质的危险,造成中央政府强化监督的力度和地方政府违法规划的力度都将大大超过理论值。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纠正土地用途管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央政府必须积极营造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的环境,调整两者在创新收益上的分成比例,降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达到地方政府积极创新、中央政府支持创新的双赢局面。     

"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能源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渐显著.企业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参与者,经常陷入节能减排投入成本高、担负责任大,却经济效益少的现实境地.与之相反,政府则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享受到企业节能减排所带来的各项收益和资源保存收益,这将影响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本文构建了一种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激励模型,可求得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战略中最优的责任分摊比例,并依据模型测度出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投入和各项经济、环境效益指标,从而为政府合理分摊企业节能减排压力提供科学的依据,并使得企业更有动力实施节能减排战略,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区域大气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研究

在环境规制逐步从污染排放控制向环境质量管理转型的背景下,现行的单一行政区属地治理和管理模式对区域性流动性的大气污染已力不从心,导致减排目标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对应,因此,跨行政区域的合作治理亟需管理手段和机制的创新。本文基于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视角,构建了区域上层管理部门(如国家或区域)和下层所辖各区的双层博弈模型,明确了大气污染减排成本与减排量的函数关系,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模拟计算出区域减排总成本最小化状况下的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标准及各辖区所承担的污染物减排量,提出对实际减排量低于(超过)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给予补偿费的征收(奖励)的管理机制,通过市场调节手段实现区域内大气污染协同减排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采用2004—2015年的统计面版数据,对区域内所辖各区二氧化硫减排量和协同减排补偿标准进行了定量测算。计算结果表明:为达到国家设定的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目标,长株潭区域二氧化硫协同减排的补偿费标准为1 506元/t,以该补偿标准作为区域层面二氧化硫协同减排调控手段,可在区域污染治理总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域内各辖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文章最后就区域污染协同减排补偿机制提出了实施思路及保障措施。基于此研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应设立专项的协同减排基金,专门用于区域大气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一方面用于激励大气污染实际减排量超出本行政区域责任减排量的辖区,目的是为区域空气质量比预期目标更高、对居民健康产生的正向外部性买单;另一方面用于对历史包袱重、减排压力大、治理能力弱的辖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或扶持;同时,区域环境管理部门还应从组织机构、交易平台、法律法规等方面提供保障措施,确保协同减排补偿机制的顺利实施。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蔬菜出口产地农户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决策行为研究

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地安丘市39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学历层次、农产品国内销售和出口日本的比例、农户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评价及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显著影响其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而农户的平均生产支出、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检测标准的严格程度及是否作生产记录影响其农药使用行为。此外,本文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一些农户产生逆向选择,且农户的农药使用因种植结构而不同。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和食品安全现状,为了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主体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引导当地农户加强与产业组织的联系,有效开展农药残留检测、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Establish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In despite of fluctu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grain yield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relieves the conflict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turns the situation of food security goo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apid increase in food consumption, the conflicts of food quality and structure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equilibriu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food securit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It is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food security in China include the scarcity and dissipation of resources, farmers＇ low enthusiasm in planting grain crops and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the emphasis and measures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erefore, the authors advance to optimize resources allocation, strengthe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nd policy stimulation an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allocating grain production cost, to set up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China food security and keep it stable in the long term.     

Establish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bstract

In despite of fluctu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grain yield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which relieves the conflict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turns the situation of food security good.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apid increase in food consumption, the conflicts of food quality and structure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equilibriu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food securit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It is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food security in China include the scarcity and dissipation of resources, farmers’ low enthusiasm in planting grain crops and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the emphasis and measures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erefore, the authors advance to optimize resources allocation, strengthe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nd policy stimulation an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of allocating grain production cost, to set up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China food security and keep it stable in the long term.     

“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监管的立法、组织体系、监管权力配置、监管工具与程序、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环境监管体制分析框架,从污染物排放趋势、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目标和思路。"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严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期间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是切实实现治污减排的根本保证。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是建立治污减排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按照合法性、独立性、透明性、可问责性、专业性和执法能力、可信性等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制,为此必须从专门立法、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问责机制、监管程序与工具、监管能力建设等各方面推进改革。本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若干建议,主要包括:加快修订环保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环境司法常态化、规范化和专门化,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水平;从纵向、横向上优化环境监管组织结构,强化区域层级的监管与督查功能,强化中央层级环境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的获取能力;优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机构设置以及相关职能,建立并完善内部机构的协调机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外部问责机制,把做实对监管者的监管机制作为优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抓手;强化对监管工具的顶层设计,做实监管程序中关键环节,建立环境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制度队伍职业化发展,保障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具有充分履职的能力。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研究——以阿尔山市为例

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保障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区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核算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不仅为揭示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提供了新的手段,同时为完善限制开发区市县政府考核机制和离任审计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本文以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阿尔山市为例,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替代成本法及旅游费用法等研究方法,对阿尔山市生态系统产品提供、调节服务、文化服务3大类11项服务功能进行核算,结果表明:(1)2014年,阿尔山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539.88亿元,就生态系统服务类别而言,调节服务价值最高,占88.44%;文化服务价值占8.72%;产品提供价值占2.83%。(2)就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而言,气候调节功能价值最大,占45.33%;固碳释氧价值、水源涵养价值、洪水调蓄价值次之。(3)就不同生态系统类型而言,由大到小排序,森林湿地草地灌丛农田。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最高,占61.99%;湿地次之,占32.44%。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背景下的政府规制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启动了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民营资本特别是外资流向自来水供给、污水处理、城市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燃气供应等行业。私人部门的介入激活了公共产品供给市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但也招致了诸多问题。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完全退出,政府始终负有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原始责任,民营化只是在提供的形式上完成了向私人部门的转移,政府应完成从公共产品直接提供者向规制者的角色转换。本文以城市生活垃圾产业为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有效的规制应建立在真实的规制环境上,在城市生活垃圾产业民营化的规制中,面临着现有规制者与合约方一体、规制机构与企业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承诺有限等规制约束。基于目前的规制环境,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业在推进民营化的同时,应建立起独立的规制机构,加强监管,逐步纵向一体民营化以降低交易成本,在合约中采用指数化价格分享企业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