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与博弈关系

耕地资源安全是耕地保护的上升形式,从耕地资源安全的高度探讨其保障主体行为对于找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失效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和保障主体分类入手,分析了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保障方面.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强于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强于地方政府;在耕地资源质量和生态安全保障方面,各保障主体的保障积极性都要弱于数量安全,但中央政府的保障积极性仍最高,地方政府和农民均消极应对;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的总体目标,而从法律上明确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约束制度有助于规范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     

山东省典型案例区耕地保护经济合理性研究

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能产生高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因而建设占用是我国耕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建设用地的控制是保持耕地稳定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构建了耕地保护经济合理性一般均衡分析理论模型.模型研究表明,为有效控制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必须将土地出让收益与种植业收益比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山东省典型案例区耕地保护实证表明,在耕地变化驱动因素保持不变、提高5%和降低5%的3种情景下,为保持现有耕地面积不减少、土地增值收益惠及农民、政府(地方政府、省级和中央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不受损、土地使用者承担相应耕地保护责任,典型案例区单位面积土地出让收益与种植业收益比年变化率至少应保持在1.09%-8.75%之间;单位面积土地出让收益与粮食收益比年变化率应至少保持在4.24%-10.78%之间.上述结果可以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区域发展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失灵及对策选择

不平衡的梯度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优先获得扩大农地非农化的权利而率先发展.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却遭遇到了国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管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加剧,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失灵.首先从东中西部区域不公平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原因,然后通过构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研究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耕地资源非农化指标的不公平配置,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对耕地资源非农化利用的竞争是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根源.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的对策选择是创新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经济制度供给.调整国家公共政策,构建耕地保护区际补偿机制.     

主体权益下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的反思与重构

耕地及其转化的非耕地同为土地的社会化利用方式,二者的多功能价值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所以,在人类劳动的作用下,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的实质,是土地的多功能价值在其不同社会化利用方式及服务主体之间的相互转移或转化,并没有完全损失(甚至出现增值),也无需全部补偿。但是,由于人类对耕地多功能价值和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认识的局限性和不足,造成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评估理论和方法存在缺陷,导致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出现重复评估或低估等问题,致使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的实践严重背离其客观真实,极大损伤相关利益主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最终使耕地保护政策存在缺憾而执行不力。为此,论文基于主体权益保护,采用文献研究和演绎推理等研究方法,从认识耕地及其转化的非耕地的多功能价值入手,分析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的客观真实,剖析现有耕地非农化价值补偿的评估理论与方法以及实践所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完善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基于耕地天然具有服务于宏观主体的公共物品属性,提出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分配所应坚持的服务主体原则、生存发展原则和监管使用原则,并构建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的分配机制。其目的在于阐释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并不完全等于耕地多功能价值,阐明主体权益下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重构的意义,以强化各耕地保护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保障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及分配的公平性,激发各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对耕地的有效保护。     

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补偿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与区域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是保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实施效果的关键。针对以往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忽视耕地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不足,本文构建分区异步元胞自动机模型开展了耕地区际布局优化,并据此优化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研究中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与耕地非农化收益及耕地赤字/盈余水平脱节、难以真正起到耕地保护杠杆作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以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引入耕地非农化收益确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并根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优化结果测算区域耕地赤字/盈余水平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进行修正,以实现"以布局引导补偿,以补偿实现保护"。以全国首批"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可以在实现全区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使区域耕地非农化压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2以耕地非农化收益和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采用区域耕地赤字/盈余进行修正得到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可以起到激励耕地保护的杠杆作用;3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协调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矛盾的重要途径,能起到激励耕地保护、抑制耕地非农化的作用。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

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微观层面农民与市民之间博弈分析,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方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条件价值法(CVM)。结果表明:①博弈结果难以达成(保护,补偿)协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作为媒介进行协商,采取管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②激励的实现通过微观层面利益主体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而定,支付不够补偿,中央财政补贴,支付盈余则上缴中央财政,以湖北为例,农民每亩耕地应得到174元补偿,市民每户居民应支付246.6元,中央政府每亩耕地给予农民148.5元补偿。③宏观层面依据微观层面需求意愿与支付意愿的赤字或者盈余,确定区域之间应支付补偿或者获得补偿。研究成果能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尽快制定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实现利益群体福利均衡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关系实证

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通过观察1986-2006年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人口增长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冲击响应强烈,而人口增长对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则相对较弱;进而验证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从人口增长到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到人口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因此,为协调"人口-(土地)资源"的关系,我国政府在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应同时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把"先补后占"、耕地转用许可制度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     

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博弈研究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农地被占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国,农地城市流转是通过土地征用而实现的,即我国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属于政府行为,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得出,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区域农地流转的经济发展,村干部往往是政策的执行者,而农民在决策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农地流转决策影响不大。可见,要控制农地过量向城市流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完善决策机制,规范征地行为,提高农民参与权。     

转型期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最佳非农转化量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作为土地中的精华——耕地资源也在农业部门和经济建设之间面临着如何分配的矛盾。如何确保耕地资源在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间的优化配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苏省耕地数量的变动态势进行分析，并运用区域容许耕地转换量化模型（MAC）来确定江苏省可以允许转换的耕地的最优数量，借此来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的底线及调控指标，为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种依据和解决思路。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三峡库区耕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在分析忠县近55年来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基础上,着重对三峡二期施工以来1996～2003年忠县耕地资源数量增减状况及构成进行了详尽的剖析,揭示了忠县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耕地保护开发的对策。分析表明,忠县耕地数量变化有一定增减波动,但整体呈明显减少之势。农业结构调整占地占耕地总减少量的82.25 ％,是忠县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其次是非农建设占地和水域淹没,分别占总减少量的4.32 ％和\{13.22\} ％;新增加的耕地构成中,开荒仍是目前耕地增加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农业结构调整,二者分别占耕地总增加量的71.92 ％和21.88 ％。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提高耕地的比较经济效益,加强耕地的整理、复垦和开发工作,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治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等是耕地保护开发的主要对策。     

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

农户向非农就业转移被认为是农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在非农就业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农地流转率仍然徘徊不前。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发展通过改变非农就业农户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进而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驱动效应。基于湖北省农户家庭2018年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离散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非农就业有助于增加农业生产服务外包进而促进农地转出、抑制农地转入；（2）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地转入；（3）若忽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供给的正向效应与需求的负向效应均被高估，这为现实中农户非农就业程度高与农地流转率低的矛盾提供了重要解释。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对农地流转市场的供需结构进行了重新塑造。     

城乡交错区耕地分区管护及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基于土地评价和立地条件评估(Land Evaluation and Site Assessment, LESA)框架构建以耕地自然质量、生态敏感性、区位条件、耕作条件和土壤环境安全风险组成的指标体系,以决策树归纳法将浦东新区耕地划分为工业污染、生态农业、轮作休耕、农业连片、休闲农业和非农转化6类管护区,根据各区管护重点提出规模经营及绿色生产、休闲观光及农田保育、非农管控及发展限制型耕地生态补偿模式。上海市浦东新区耕地自然质量优良,约50%的耕地可规模经营及连片生产,但仍有10%左右的耕地面临着工业污染和非农占用的风险。建议对以稳产高产和生态协调为目标的农业连片区和生态农业区采取规模经营及绿色生产型生态补偿模式,对发展农业生产新形态的轮作休耕区和休闲农业区采取休闲观光及农田保育型生态补偿模式,对非农化风险较高的工业污染区和非农转化区采取非农管控及发展限制型生态补偿模式。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结构决定功能，把握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趋势，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以经济发达地区江苏省江阴市为例，运用马尔柯夫链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土地利用结构转移的概率矩阵，预测江阴市2005年和2010年的土地利用结构，并分析其变化特征，以此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近期内可能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规律。模拟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存在着非农化趋势加快．农地数量减少加速的现象，如果为保证耕地的数量平衡，则可能导致农地内部结构极其不合理。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适当释放农地，促进经济发展；运用经济杆杠，提高非农用地利用效率；重视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多情景测度:数量与价值

在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背景下,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及其价值,对于完善中国空间治理体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尤其是区域差异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湖北省为"生态资源优势区"代表性省份,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各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中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以及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边际收益,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客观现实和成因;然后基于缩小湖北省与"经济发展优势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同情景,测度2009—2018年湖北因处于生态资源优势区而使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与价值。结果显示:(1)土地要素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仍依赖土地要素投入,且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2)高额的机会成本是土地资源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重要潜在驱动力。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的土地边际收益是农业部门的17.03~44.14倍,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规划管制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发展权受限。(3)规划管制背景下,对受限的土地发展权进行补偿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10%~100%的不同情景下,2009—2018年湖北省土地发展权受限数量处于0.53×104~5.35×104hm2之间,对应的价值量占同时期"经济发展优势区"总GDP的比重较低,为0.02%~0.19%。基于此,应开展土地发展权受限补偿的制度建设,从土地发展权产权确认和利益分配机制改革两方面量化和落实土地发展权,并以对土地发展权的底线补偿情景为起点逐步提高土地发展权补偿水平,直至实现完全补偿。     

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时空格局的演变分析

社会经济和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导致耕地非农化压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开展耕地非农化压力测算并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4个方面构建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继而计算1990~2014年中国31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耕地非农化压力的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中国耕地非农化压力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理梯度,总体上呈现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态势。(2)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不同地区各省份之间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变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浙江、江苏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处于上升阶段,上海、福建的压力指数变化趋势逐渐趋稳,广东的压力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中部地区,河南、河北、山西、江西的耕地非农化压力指数趋稳,陕西、湖北以及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省份的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西部沿边3省(云南、西藏、新疆)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呈现了一致的下降趋势。(3)从时空格局结合来看,耕地非农化压力不同的省份其变化趋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在耕地非农化压力较大的地区,耕地非农化经历了从制度驱动向发展推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倒"U"型轨迹明显,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关系逐渐脱钩。在耕地非农化压力居中或较小的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土地比较收益较低,耕地的社会保障作用、生态作用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增加了部分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压力。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