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链环回路模型的低碳技术创新发展策略

低碳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低碳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举措.根据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创新链接模型,从技术系统和管理系统的角度分析了低碳技术创新的结构,并构建了一个基于链环回路模型的低碳技术创新发展模型,以期探讨从低碳技术创新层面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思路.本研究提出低碳技术创新价值链应建立于社会使用的基础上,该创新价值链始于社会生活的潜在需求,经由低碳技术的发明与创造、示范与推广、重新设计与生产,终于服务顾客,注重市场的反馈以及技术系统与管理系统的密切配合,以使低碳技术创新价值链持续运作并充分挖掘镶嵌于技术创新社会价值中的经济价值.研究结论是:应强化低碳技术创新技术系统以实现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整合、通过示范强化技术系统与管理系统的链接以及强化低碳技术创新管理系统以提离产业附加值.     

湖南省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再生资源产业作为根本解决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历史悠久，已经初步建立起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再生资源加工利用系统和废弃物资无害化处置系统．呈现出产业集群发展雏形。针对目前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存在的产业链条短、产品加工度不高、附加值低等问题。必须通过再生资源产业价值链技术创新、链核延伸和链条辐射。实现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的动态升级。加速汨罗市再生资源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的形成。为其他地区和城市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经验借鉴和发展启示。     

景观破碎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作用分析 ——以苏州为例

破碎化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限制了其服务价值发挥，不同破碎化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作用效应及其相互关系仍有待揭示。以苏州为案例地，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和镇域单元尺度，探究了1995~2015年不同时段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破碎化的时空特征，重点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破碎化因子及其相互之间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稳中趋减，空间分布由高值与低值的极化趋势逐渐趋向相对均衡；(2)破碎化日益加剧，空间分布表现为“相互独立→集聚→高度集聚→集聚”的演化规律；(3)破碎化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整体及各类型的作用力和解释水平趋弱，斑块密度、聚集度在各项服务中均表现出较强且持续的作用力；(4)因子之间为非线性、线性增强的交互作用方式，破坏与保护效果均较为显著；(5)斑块密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增效强度、风险区域、生态差异均为最强，是保护优化的重点和突破点。关键因子、作用方式及风险识别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丰富，可为生态系统的高效保护和规划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驱动路径

科学把握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则是其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为此,该研究首先采用扎根理论提取了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随后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重点探究了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探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这一复杂系统主要包含13个关键动力因素,且可进一步被归纳为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基础动力、协同动力和环境动力5大类。(2)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系统是一个包含5层动力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3)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为“基础动力→外生动力→内生动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键动力因素内涵分析的具体对应范畴为“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的功能、持续转化政府经济职能、借力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加强城乡协同合作充分释放协同治理效能、因区施策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相...     

农村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及时空特征分析

利用Costanza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方法,以省(市)为核算单元,对1989-2007年间中国农村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并分析我国农村生态服务价值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89-2007年间中国农村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1996年以后农村生态资源退化较为严重,主要是由耕地和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下降造成的农村生态价值中林地和草地所提供的生态价值所占的比重较高,其比重都在40%左右;②农村资源生态服务价值较多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不同地区农村生态服务价值的内部构成差异也很大;③中国农村生态资源的退化普遍存在,农村资源退化不仅分布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并且已经蔓延到部分中部和东部地区,其中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河南、广东等省市主要表现为耕地退化型;福建、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市主要表现为林地退化型;贵州、西藏、甘肃等省市主要表现为草地退化型,因此,不同区域应实行差别化的管理措施.     

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分省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78-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条件下农业TFP取得了一定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环境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时间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②从资源、环境与增长的统筹兼顾来看,农业TFP及其增长模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可能处于失衡状态;③以三大直辖市为代表的东部省区和西部青海、贵州和宁夏等边远省份直接主导着“农业环境技术创新”;④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农业资源利用模式体系构建的理论探讨--以江汉-洞庭平原为例

针对我国当前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方法途径的系统性与实践性不强的问题,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出发,应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对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与地域单元的要素组成及其结构层次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农业资源利用模式的三级体系框架,并分别按地域单元与行政区划设置了相应级别的空间尺度。同时,在此模式体系框架下,以江汉—洞庭平原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农业资源利用模式体系构建的实例分析,探讨了农业资源利用模式的应用与发展,为农业资源高效合理利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框架与实施途径。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企业创新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国家高新区企业的验证

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高新区企业创新增效提质是增强高新区创新能力的内生动力.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将企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开发阶段和经济转化阶段,运用两阶段DEA模型分别对2016年江苏省12个国家高新区、11个技术领域以及各高新区内不同技术类型企业的整体和分阶段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构建Tobit回归模型探究每个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江苏省国家高新区整体创新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技术开发效率表现优于经济转化效率.(2)高创新效率的技术领域集中在电子与信息、新材料等,生物医药、环境保护和光机电一体化等技术领域整体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3)以各阶段创新效率均值为分界,划分创新资源利用的四种模式,大部分高新区企业处于高开发-低转化和低开发-高转化型模式,存在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化联系不够紧密的现象.(4)资本投入水平、劳动力的“质”和“量”、政府支持力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差异性.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强化知识交流网络、集聚多元化人才、调整资源投入产出评估方式及采取扬优补短式效率提升路径四个方面给出提升高新区企业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性及驱动机制

县域生态效率是支撑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依托多源数据构建县域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EBM模型进行测度,并借助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动态特征,进一步将时空跃迁类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嵌套以探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于2005～2018年显著提升,其空间分布凝聚力较强且具备较高路径锁定特征,各县域单元存在一定跃迁惰性,“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周边县域单元生态效率局部空间特征动态性更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丰城市具备最大波动性,长沙市市辖区具备最大稳定性;经济-气候驱动、产业-资源制约、经济-资源驱动、产业-降水制约等4种驱动/制约模式呈现出自“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至“环长株潭城市群”由制约向驱动转化的演进格局,各自蕴含不同的驱动机理。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推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实现农业增长模式转型、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区别,认为二者本质相同但在创新驱动要素、知识供给源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理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其次,引入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为过渡指标,运用VAR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体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0.542%;在短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在滞后2期与滞后3期才缓慢地显现出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而农业经济增长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持续的动力,对技术创新的推广起到先强后弱的促进作用。最后建议从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政策机制、改革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制度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使得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技术根源与创新抉择

资源与环境退化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由于经济活动中技术手段不合理的运用造成的,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又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所以,我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重新反思,要充分认识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并通过寻求新的思路对传统技术创新体系加以调整和转换,使之能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自然复合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结合点。     

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

加强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本文阐述了技术创新对提高综合国力竞争、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 ,分析了我国技术创新系统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技术创新及其实现产业化的政策选择。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迅速,特别是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极大可能改变人类现有能源格局,并对建立在化石能源思维下的传统环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影响。为此,本文梳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代表性的科技进展,分析了其对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积极影响:(1)将改变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和城市形态,打破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和土地的高度依赖,彻底告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将真正实现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数据精准决策,显著改善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环境风险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会极大提升公民个体对复杂科学技术和社会规则的掌握能力,会改变传统治理结构中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力量对比,给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来新的挑战:(1)公众的能力足以使得他们对政府做出的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提出挑战,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决策压力空前;(2)社交媒体使得公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信息的关注大大下降,对政府如何利用新型社交媒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社会管理部门如何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影响力下降所产生的空白提出了新的课题;(3)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律师、会计、记者等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挑战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利益裁量权,对环境司法公正提出更高要求。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环境体制改革创新,追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关注、分析并积极适应由于技术变革引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化,避免制度资源错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后发型国家尤为重要。文章最后建议,要高度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沿进展,在制定发展规划与改革措施过程中,以未来的技术环境为出发点;要加强治理创新,引导技术朝着有利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要加强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向影响研究,推进政府改革与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     

湖南省农业资源利用综合评价研究

农业资源评价是农业资源区划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湖南农业资源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以往的农业资源评价思路、评价方法与手段、评价指标体系等也与新时期农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宜,农村与农业经济政策的调整更为新时期的农业资源评价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目标与要求,很有必要以新的视角和理念、先进的方法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在查清农业资源家底的情况下,重新对湖南农业资源利用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从评价指导思想、评价原则等方面构建了湖南农业资源评价的基本思路,利用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模型和资源丰度指数模型等评价模型从资源可持续利用、资源丰度等两个角度对湖南农业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与湖南农业资源实际相吻合的评价结论,并根据农业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子,从正确处理耕地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建立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实行农业资源开发和保护并举、强化农业资源利用的科技支撑、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大力培养新型农民等方面提出了实现湖南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Environmental Capital,Negative Externality and Carbon Finance Innovatio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ntern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nnovations o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system, find th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capital,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apital, and then transform the environmental capital, an exogenous factor of economic growth, into an endogenous factor. Of this, the key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system innovation is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that 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apital and negative externality; the government defines the initial property righ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es environment energy trading market, so as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trad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represented by carbon emission permit trading) based on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o vigorously develop environmental finance and carbon finance.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