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意识和社会背景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采用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公众环保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陈述的环保行为整体得分尚不及格,但较1998年的全国平均得分有大幅提高;环保重要性、环保知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差异在个人环保习惯中表现突出,在公共环保行为中并不显著;收入、年龄、环保意义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从个人环保习惯路径分析模型发现环保重要性是最显著的中介变量.最后,文章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保重要性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知识水平,且以女性为突破口来带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环保行为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模式研究:社区磋商小组

本文介绍了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借鉴澳大利亚社区参与的模式,设计出一种新的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法—社区磋商小组(Community Consultation Groups,以下简称CCG)模式。以雅浦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业面源和水产养殖污染控制为切入点,开展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雅浦村CCG试点。试点项目成果能够较为真实、广泛地反应出雅浦村在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业面源和水产养殖方面存在的问题,让公众充分、及时地了解自身的环境行为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通过试点活动,雅浦村CCG的环境意识和执行能力以及雅浦村村民的环境意识都得到了提高,从实践上证明了CCG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该模式对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法,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总结经验,推广应用。     

环境领域中公众参与行为的经济分析

在环境保护领域里，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有权通过一定途径或程序参与与环境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在环境法中确立公众参与的原则是民主理念在环境管理活动中的延伸。随着现代各国对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视和推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领域已从仅参与环境资源的监督管理，扩大到参与环境资源法的立法和司法救济。     

英国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是当今国际社会重要的政策导向之一。本文从法律赋予公民环境权、环保团体在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影响评价中强调公众参与三方面来介绍英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一些做法，探讨其对中国环境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启示。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公众参与行为扩展

环境问题首先是一种环境变化，但并非所有的环境变化都是环境问题，只有当这种变化威胁到了部分人群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时才成为环境问题。所谓生存方式，是指以某种形式相对固定下来的激励和制约行动者行动的结构化特征，可以用三个侧面来概括，即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因此，环境问题实际上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针对目前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实施状况,提出了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形式单一、信息公开不充分和公众意见未受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问题,并从宏观及具体操作上提出加强环保宣传教育、采取多样化的参与形式、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认真对待公众反馈意见等相关的有效对策。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近年来环保事故频出和极端天气频现后,社会各界对公众参与寄予厚望,因此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果的研究具有适时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监督和激励理论,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构建了P-S-A(委托人政府;监察者公众;代理人企业)三层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我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公众参与、公众事后参与、公众事前参与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赔偿权等不同参与模式的治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灵活的激励制度和治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公众事后对企业实施低技术类型的监督,如举报企业偷排漏排行为等,反而会产生对政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最终社会整体的环境治理效果不一定最佳;公众事前参与对企业或项目环境决策实施高技术类型的监督,如公众参与环评等举措,则会更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环境治理效果;而赋予公众环境损害索赔权,则是改变目前我国环境软治理约束的根本性举措。     

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环评公众参与的可行性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是我国防治规划编制和建设项目导致的潜在环境污染的制度支撑,公众参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在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时多采用传统手段征求公众意见,存在诸多问题,与公众对环境信息的获取与反馈期望差距较大。我国目前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技术水平足以支持应用这些技术来获取、存储和分析公众参与调查信息。西方发达国家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实施公众参与已有成熟的实例,本研究结合我国现状与国外经验,设计并提出了应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公众参与的系统建设方案。     

智慧治水、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影响研究——基于浙江“五水共治”的调查

智慧治水是一种“智慧+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由于公众参与缺失,智慧治水服务与社会公众诉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达到水环境治理的预期效果,公众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基于浙江“五水共治”的社会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从个人、家庭、职业和社区四个行为环境特征,实证分析了智慧治水背景下的社会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通过智慧治水和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来全面实现水环境智慧治理的共享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文化程度越高,对智慧治水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率越高,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也会越强烈,公众参与度也会增加;(2)家庭用水依赖度、家庭信息服务消费指数对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影响成正比,而家庭居住环境与公众参与意愿却成反比;(3)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等网络化程度更高的职业是公众参与智慧治水的主要社会力量;(4)社区经济水平与公众参与成反比,社区智慧治水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大,但实际参与行为并不明显。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的智慧治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加大政府激励政策,努力开发公众参与意愿,全面推进智慧治水平台建设...     

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治的困境和出路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一路象北”事件中,尽管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野生亚洲象采取的各种积极保护措施值得世界称赞,但重新审视和科学规划野生动物栖息地应是当务之急,而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意义重大。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够表达其对野生动物保护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安全事务的愿望、意见和利益诉求;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可降低行政部门监控违规行为及其影响的成本,并减轻起诉违规者的部分负担;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契合公共利益保护的目标,还能通过确保公众有序开展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弥补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机制的不足。目前,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在风险防范和生物安全保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却未对“公众参与”原则与制度的构建给予足够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环节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因此,法律应保障公众享有一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参与权。在立法阶段,应明确法案起草、论证、审议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渠道多元及进行立法前评估,以增强立法权威性;在执法阶段,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举报权并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司法阶段,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依据和相关支持。     

基于公众参与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采用以小组为单位的公众参与方法，选择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征不同的三个样区，对政府管理人员、知识分子、青少年和居民共492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基于不同居民群众对指标的不同认同程序，采用同心圆结构体系，制定了由4个核心指标、9个扩展指标、5个附加指标和若干个地方性或特殊人群指标组成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全面小康建设中，居民最关心的核心指标为居民综合素质、学校教育质量、社会治安状况，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群体的社会背景深刻影响了居民对全国小康内涵的理解和需求。     

环境侵权公诉制度构建的若干思考

由于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纠纷呈现出上升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环境侵权问题日益严重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本文从环境侵权救济的无奈与矛盾入手，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诉制度确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提出环境侵权公诉制度的初步设计，希望从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角度对我国的环境侵救济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     

环保产业划分的理论探讨及其相关统计问题

本文分析了传统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关于产业划分的内在根据和区别 ,阐述了环境产业的地位 ,提出了建立环保产业统计指标的初步构想。     

长江中下游流域农村环境质量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江中下游流域6省17县市467家农户在2005~2010年期间关于农村环境对比变化的调查数据,构建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环境质量变化及影响因素的差分方程模型,并对近5年长江流域农村环境变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农村环境质量下降变化出现了明显加快总趋势。其中长江中游流域地区农村环境质量下降变化明显比长江下游流域地区下降的变化幅度大,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环境有显著好转。（2）长江中游和下游流域农村环境质量变化影响因素既有同质性也有差异性。其中同质性表现都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人们环保意识弱。差异性体现长江中游地区影响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造成环境质量快速下降,而长江下游农村地区主要是人口压力大,工业化程度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高,农村地区面对生活排放和工业排放的叠加影响,从而造成环境质量的下降。研究结论对实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具有实际意义     

环境教育是搞好环境保护的关键措施

环境教育是建立环境意识的基础，是防治环境污染的手段，是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保证，是搞好环境保护的关键措施。     

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对生态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作用

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是长江治理、开发、保护和管理的总称，包括流域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以及流域管理等内容，经过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努力，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流域治理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息息相关，正确评价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对生态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作用，对于促进治江事业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长江流域近五十多年来治理开发的总结归纳，分别从治理、开发、保护和管理等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作用，认为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总体上对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充分和积极的作用。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城乡一体化思想,在分析乡村性内涵基础上,采用人口密度等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以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为基础,借助SPSS、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江苏省县域单元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江苏全省县域单元乡村性逐渐减弱,并呈现出阶梯状的空间分布态势;(2)各县域乡村性指数并不表现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域分布在沭阳县与泗阳县交界处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集中在乡镇工业发达的苏锡常地区;（3）社会环境、交通、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等因素是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未发现乡村性加强的现象;在数据可获得情况下,以乡镇为单元研究乡村性将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     

试论环境保护投资与环保产业的发展

本文针对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产业投资和环境保护投资方面的模糊认识,明确区分了环保投资与环保产业投资,阐释了狭义的环保投资概念和环保投资与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关系,论述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市场化的作用,并强调只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环保产业才能健康发展,本文还论述了在拓展市场业务的过程中,受需求牵引,环保产业必然会由以末端治理服务为主转向为企业生产全过程的服务为主,最终融于生产过程而转化为清洁生产行为或产品生命周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