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绿色发展是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城市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江苏省13座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以上城市2000～2018年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借助核密度估计曲线、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脱钩指数动态衡量两者的相对发展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的耦合水平大多处于拮抗阶段,协调水平以勉强协调类型为主,且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格局分布以高高值聚集、低低值聚集为主,邻近同伴效应显著。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的相对发展程度表现为效率滞后与城市化滞后交替出现,主要类型呈现出效率滞后型向城市化滞后型转变的趋势。最后提出,政府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因地制宜制定优化路径,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推动城市向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     

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研究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耦合互馈是推进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修正后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Tobit模型探索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民生改善程度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两者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2)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平均耦合协调度处于稳步增长状态，空间上大致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研究期末，绝大部分省份已超越勉强协调等级，但亚类别仍以农村民生改善优于旅游经济发展为主。(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投资力度、产业结构优化和政策支持对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民生改善的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投资力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分析

根据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涵义,构建出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等相关数理模型对2000—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进行时空耦合分析。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均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空间分布特征。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7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2008—2014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则快于经济发展;在2014年江苏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大致呈现南高北低、地级市区高于县域的地域分异特征。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 0.937上升至 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 %,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总结了各市(州)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①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攀枝花乡村振兴发展缓慢,成都、阿坝州、宜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②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东南低、北部高的空间格局。③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是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泥淖”困境。通过测算2011—2020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运用莫兰指数、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数字经济滞后的城市群数量相对较多,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滞后较为普遍。(2)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区域差距逐年缩小。影响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驱动力、创新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经济支撑力、资源调动力。(3)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形成了以热点区为核心向外围辐射的特征,各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近邻效应。据此,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群内外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沿海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性模型研究了2006—2016年53个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趋势、重心迁移、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总体呈向好态势,但总体协调度不高,仍处于协调发展的初级阶段;协调度发展存在严重的空间不均衡性,且呈逐步扩大态势,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而其他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失调状态;2006—2016年协调度重心均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并逐步向西南方向迁移;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显示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空间集聚性较强。     

云南省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研究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熵值赋权法、功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结合ArcGIS10.2软件,对云南省各市州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情况与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6—2015年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极化效应显著,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市州数量较多;(2)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由"单极"向"面状"转变,分布不均衡;(3)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勉强协调型,发展协同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在空间集聚方面的"趋同俱乐部"现象明显;(4)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耦合协调度越高的区域对经济、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流"的集聚效应越强。     

基于三生空间生态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评价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是统筹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开发管理和布局优化的总体方案,在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土空间规划必然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及布局的改变,从而引起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供给与需求变化。本研究从三生空间耦合协调的角度,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需求的供需关系,揭示三生空间的供需连接与耦合关系。本研究借助 InVEST模型和生态服务价值当量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度模型,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变化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分析,探究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供需间的协调关系,并用耦合协调状况对国土空间规划效益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在规划期内宜宾市翠屏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减小态势。2020-2035年耦合协调度从 0.60降低到 0.59,相对发展度由 1.05减小至 1.01。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供给盈余明显,但由于供需分布空间差异,城镇地区为主要的供给赤字区域。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净化需求,城市化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相对发展度具有较为普遍的负面影响。     

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关系

整合数据包络分析和耦合协调模型,以县域为研究单元,研究了2000—2015年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关系特征。研究发现:徐州都市圈碳排放高效率县域集中分布于京沪铁路沿线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呈现"十"字型空间格局特征,低效率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都市圈的西南部,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空间格局特征相似,且碳排放效率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强于集中度,产业调整应以合理化与高级化为目标。由于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应区别对待低碳经济的发展策略。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子

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有利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2005—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类型演化存在差异,空间上存在省域发展不均衡性。(2)研究期内,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实现从濒临失调衰退到基本协调融合再到初级协调发展的跨越,但整体上提升不明显,空间上呈现出“四周略高,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3)影响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其中科技驱动力和教育驱动力的影响最大。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在阐述旅游经济、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江西省2005—2014年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稳步提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态势;近年来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耦合协调类别经历了由极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的转化历程,虽然耦合协调度所有改善,但协调等级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内蒙古2008—2017年经济生态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内蒙古经济与生态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分析。总体而言,2008—2017年,内蒙古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2012年以前发展水平较低,2012年以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08—2011年,耦合协调等级处于失调衰退类,2012年开始,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高较快,进入了勉强耦合协调发展阶段;2016年开始,耦合协调度达到0.7以上,进入良好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甘肃农村水贫困与农村经济贫困协调性研究

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理论,在剖析水贫困和经济贫困含义的基础上,构建农村水贫困和经济贫困双系统耦合协调测度模型(WPI-EPI模型),同时以水资源较为匮乏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甘肃省为例,对该区2000—2013年农村水贫困和农村经济贫困评价得分、两者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进行了测度和研究。研究发现:从时序角度看,甘肃省农村水贫乏和农村经济贫困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状态,受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三个不同阶段;从空间分异角度看,甘肃省农村水贫困和农村经济贫困耦合协调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增,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需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     

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研究

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26项指标,对四川省21个市(州)2006~2015年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整体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较低,但总体上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个别市出现相对下滑趋势;整体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是成都、绵阳、攀枝花,较低的是雅安、巴中、达州、甘孜州、阿坝州,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耦合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东北、川中、川南地区,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通过分析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演变,认为生态滞后与经济滞后都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据此提出四川省未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机理,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11—2020年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呈现出大湾区东岸>大湾区北岸>大湾区西岸的空间分异特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类型2011—2015年以体育产业滞后为主,2016—2020年以旅游产业滞后为主;体育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但总体耦合协调度等级不高,基本上处于中轻度失调阶段和过渡阶段;城市群内部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以香港、广州、深圳、澳门为核心,由内到外圈层逐渐递减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上述研究,从区域政策协同、空间布局协同、产业分工协同、交流平台协同等方面提出系列建议,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可达性、城镇化与空间贫困的耦合特征分析——以西南地区县域尺度为例

我国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空间贫困现象。通过2007—2016年西南地区县域尺度的实证分析发现:①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与贫困县分布在空间上的演变存在一定的规律。即可达性密度高、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域大多分布在椭圆内,可达性密度低、城镇化水平低、经济发展较差的县域和贫困县大多分布于椭圆外。②从2007—2016年西南地区可达性、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不断提升,正从过渡型向基本协调型转变,可达性、城镇化和贫困县分布的空间耦合关系成立。③耦合协调度与可达性演化、城镇化水平和县域经济增长分别呈线性相关。     

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以2010—2018年长三角27个区域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DEA—BCC模型、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两者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结果发现：(1)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纯技术效率得分较低,规模效率得分较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缓慢波动上升的态势,子系统大小依次为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2)时序上,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的转换阶段;空间上,两者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较大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分布特征。(3)影响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障碍因素：从准则层看,共享发展为首要障碍因素;从指标层看,前5位依次是发明专利授权量>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拥有图书馆藏书量>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分析

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选取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26项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模型对2007年、2012年、2017年安徽省16地市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进行测度,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异明显,且呈现一定的集聚特点,耦合协调度类型基本保持一致,从失调衰退型演变为协调发展型,后期所有地市均呈现生态环境滞后型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