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物安全“入典”之立法选择与规范表达

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生物安全是否纳入环境法典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就生物安全的概念而言,国际法采用狭义概念,国内法采用广义概念,单从任一概念与环境法的关系判断,生物安全“入典”貌似成了伪命题。但生物安全概念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差异中蕴含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在生物安全与环境法典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目前,生物安全具体领域专门立法的缺失以及环境法典体系化的需求,决定了生物安全必须纳入环境法典。生物安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立法,为生物安全纳入环境法典提供了可能。当下国内法规定的广义的生物安全概念决定了其无法全部纳入环境法典,只能筛选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属于环境法传统核心领域的生物安全事项,以嵌入的方式纳入自然生态保护编。环境法典无法涵盖的生物安全事项,宜设置引致条款指向单行法的规定。     

风险预防背景下的外来物种入侵法律规制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外来物种入侵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公众健康,甚至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我国目前在外来物种入侵相关立法方面存在立法理念滞后、调整范围欠充分、监管碎片化、法律制度缺失且责任追究机制单一等问题,无法有效回应高风险社会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在国内外相关制度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在《生物安全法》的指导下,确立整体生态安全理念,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健全外来物种风险评估、引种许可证、全过程跟踪监测、公众参与和法律责任制度,优化外来物种风险管理机制,促进生物安全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环境规制视域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及其生态效应述评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日益凸显。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逐步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类型和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交互关系、传导路径和生态效应等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针对现有研究需进一步优化之处,提出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污染特征制定针对性环境规制政策,建立科学、客观、统一、可操作的产业结构优化测算方法,开展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动态协调研究等相关建议。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制工具更新——规范层面的分析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的有效执行,应立足于具体规制工具的设计。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涉及三个主要法律领域——物种保育法、自然保护地法和生物安全法,从法律规范层面分析,这三个法律领域对规制工具的偏好与选择呈现出"硬者极硬,刑罚优先,软者无力"的整体格局。本文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对现行规制工具进行检验,物种保育法和自然保护地法应以规制领域的去极端化为导向进行规制工具更新,一方面要软化甚至去除极硬规制,与此同时应建立完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柔性规制工具,赋予其可操作性,使之柔而有力。     

土壤污染风险规制中的行政裁量研究

我国土壤污染风险规制在专家遴选标准、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污染风险管控要求,以及风险管控措施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裁量。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的缺失形成了土壤污染风险行政裁量困局。土壤污染信息制度中“适时公开”的规定使得公众缺乏必要污染信息,弱化其参与程度,导致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的质疑。此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专家遴选标准和论证规则的欠缺导致土壤污染风险规制科学理性的缺失。为此,需要建构关照事实和规范的协商式行政裁量模式,强调公众的实质性参与以弥合技术理性和公众理性的鸿沟。同时,在程序上确定专家遴选标准和风险管控标准的论证规则以保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不妨碍行政裁量权灵活性和能动性的前提下,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     

环境风险规制的经济成本及次生影响——决策中需要重视的向度

环境风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物,是市场外部性的表现,需要公共部门的参与解决.然而环境风险的应对并非没有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规制的经济成本,也包括其带来的次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政府和公众都非常关注环境风险,并出台了大量的规制性政策对其进行治理.如何在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合理控制经济成本、尽量减少次生影响是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命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等关键概念做了辨析,对规制的经济成本和次生影响在我国被忽略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他国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开展了讨论.最后提出在我国针对重大环境规制性政策开展规制影响评估的建议.     

大数据条件下环境规制的变革——环境信息规制功能的视角

环境规制往往面临规制失灵的困境，而信息不对称是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环境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改变环境规制能力不足与规制意愿不足的问题。在大数据条件下，环境信息可以降低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实现环境规制的互动。随着技术的发展，环境大数据对环境规制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促进环境规制向精准规制、反身性规制、整体性规制的方向发展，有效地提高环境规制的绩效。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环境保护

工业社会的形式理性及其法律制度本身是环境事故高发和风险规制匮乏的重要原因。事故经验本身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与制度结构做出反思。在"风险知识"的刺激下,风险规制中的预防原则获得法律上的确立,并极大冲击和重塑着现代环境法框架。我国环境法体系侧重后果防治及其责任配置,无法应对贝克指示的新风险,也无法吸纳预防原则要求的法律理性,因而需要根据新的风险知识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修改。在以"风险知识"为根据的全新法律框架之下,风险规制机构应强化建制,程序设计也应容纳技术因素之外的社会参与,形成"科学—民主"的宽域治理框架。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我国环境法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思考

环境风险预防原则是应对环境风险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则。通过对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分析,发现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确立中还存在着对其研究程度不够、混同于"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以及仍惯于事后执法的传统思维等问题。面对挑战,应多措并举推进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建设,例如确立环境风险预防原则作为环境法基本原则,转变举证责任主体的机制、建立信息公开等与风险预防原则相关的法律制度,拟采过错责任为风险预防的归责原则,从而预防和遏制环境风险的产生与扩散。     

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法律路径——以科学不确定性为视角

环境健康风险防控是当今社会密切关注的常态化问题,面对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况,将环境健康风险纳入法律之治势在必行。然而,该领域涉及科学不确定性因素,且该因素对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造成了消极影响。若以确定性法律来规范环境健康风险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必定会增加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难度与成本。为此,本文将动态法治与静态诉求相结合,从法律运行角度发现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所涉及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并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法律路径,以期对化解当前频发的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有所帮助。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困境还是协调？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保障。本文采用2004—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总体规制、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总体规制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和工业固体废物规制的研究结果存在同一规律,而光污染规制起抑制作用。总体规制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形,具体规制的影响各不相同,工业废气规制与总体规制的结果类似,而工业废水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负,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兼容性,环境规制和效率提升并不矛盾。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需考虑区域间的相互协调和实际产业情况。     

论环境风险预防原则中的风险阈值

如何把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环境风险"的界定。通过对法律意义上的环境风险进行分析,指出确立风险阈值的原因,即我国对"环境风险"的界定不清,环境风险的风险性缺乏法定依据以及不同种类的利益之间存在冲突等,进而从明确环境风险的类型、评估环境风险量度、明确责任归结三方面思考了风险阈值的确立问题。     

基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环境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环境风险评估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实施和应用的重要环节,是一种为投保人和承保人量化环境风险的方法,量化结果是保险公司厘定保费的重要参考依据。随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推广,构建适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逐渐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目前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风险评估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总结。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风险评估内涵及特征,并对其评估体系进行科学界定,简要评述当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风险评估的相关研究主题,并在已有模型和方法基础上构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最后在总结当前研究不足的前提下,探讨未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风险评估的研究趋势,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施和应用提供思路和参考。     

关于修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思考

当前,我国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要实现中国跨世纪环保政策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有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作保障。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本文从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环境法律制度等方面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进行了论述。     

控制环境与健康风险:美国环境标准制度功能借鉴

传统观念下,环境与健康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美国作为最早遭遇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国家,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体系和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框架,实现了对环境与健康风险的有效控制。美国对环境污染物的界定主要取决于其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将污染物分为普遍及对公共健康危害较大的污染物、一些污染范围较小或对公共健康危害较小的污染物两类,且采取不同的标准制定方法。在标准制定方面,主要是将有关科学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环境标准。为了避免环境标准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了包括科学论证、公开透明、周期性审查等较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制定程序。美国赋予环境标准制度以控制环境与健康风险的功能,并通过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体系,实现对环境与健康风险有效控制的执法路径,对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环境标准价值缺失、体系割裂、内容缺失等问题,实现环境标准的功能再造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