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四次修订《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及启示

日本政府2015年推出了《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的第四次修订,以保证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推动集约化农业经营,保障农业收入稳定;推动农产品出口和农业技术创新;改善补贴政策,稳定农村人口作为下一阶段日本兴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许多与日本相似的问题,如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低,务农收入低、人口显著减少等。在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老年化加速的背景下,分析和借鉴日本最新的兴农政策,提出对我国农业政策的若干启示:1以我国近期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和农药残留、化肥实施等国家标准的落实、健全为法制保障基础,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经营管理、建立食品生产全程可追溯机制、加强省县乡三级农产品和食品监测检验能力建设,以尽快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以培育需求和引导兴趣、技术支持、市场协助建设为手段,激励农户和消费者自主投入生态农业发展。2重点完善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统筹和政治、经贸、投资谈判支持,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推动已起步的"一带一路"食品与农业投资发展势头,以壮大我国农产食品出口和农业海外发展。3近期以加强土地流转监管法律政策和财政金融配套扶持政策的建设为主,使支持力度集中于土地实际经营者,以有效提升新型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和质量。4将农业补贴由集中于农业生产补贴向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生态保护、农业发展转移,将农户收入保障形式由财政补贴向保险保障转变,以求农业补贴和保险更高效、长久地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支持引领农业发展。     

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应与机制

农业保险发展能够引导农业经营者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行为。首先,基于农业经营规模、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进步等路径,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减碳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基于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果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是:(1)总体来看,农业保险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平均而言,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00万元、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和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hm~2时,该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分别实现71 t、364 t和254 t的减排效果。(2)在异质性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碳排放总量的削减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和非粮食主产区省份;而在中、西部省份和粮食主产区的样本中,农业保险发展没有起到推动农业碳排放总量降低的作用。(3)进一步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密度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也是负向的。(4)在机制分析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粮食作物比重增加是农业保险减碳的有效机制;而农业保险发展虽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并不会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低碳化转型。据此形成的政策含义:一是,可以继续通过补贴推广农业保险,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用有利于碳减排的规模化经营与作物结构模式;二是,在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简化赔付手续、规范定损标准,强化参与农业保险的收益教育,使农业保险产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创新和发展绿色农业保险,以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纳绿色低碳的生产技术。     

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的形成机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降低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绩效、确保农业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文章在分析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模型测算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是由于能效提升诱发农产品生产端和消费端主体偏能源消费行为,导致能源消费增长量超过节约量的现象,反映了农业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费需求间的弹性关系。②1995—2019年,中国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平均为0.789,表现为部分回弹效应。农业能源效率提升产生了一定的节能效果。③1995—2019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分别为0.771、0.820和0.784,均呈现先减后增再减趋势,与全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一致。④以2019年农业能源强度和能源回弹效应均值为界线,将全国分为农业节能减排示范区域、重点区域、潜力区及农业能源回弹效应重点治理区。⑤居民收入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结构、有效灌溉面积对本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有正向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有负向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改善了相邻地区的农业能源回弹效应,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加剧了相邻地区农业能源回弹效应。该研究提出优化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分类治理农业能源回弹效应、激励生产主体节能创新、引导居民优化食物消费、加快可再生能源技术替代等措施。     

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如何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基于鄂、赣、川、滇四省调查数据

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是中国农业保险政策改革的重要举措,已有文献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如何影响农户生产效率关注不足。为此,基于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1 290户农户数据,从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出发,实证研究了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农户生产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说明当前学界关于农业保险促进还是抑制生产效率争议的重要原因是忽视了保障水平差异等农业保险的主体异质性。(2)在"倒U型"影响的促进机制中,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短期投资增长、提高种植结构专业化水平以及增加贷款获取,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当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并越过"道德风险的门槛"后,农户短期和长期农业投资均出现下降,并选择将家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3)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从经营规模看,小农户相比规模经营户对保障水平的反应更敏感;从种植作物类型看,不同类型作物的生产效率拐点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启示:一方面,当前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大致处在30%～40%,距离生产效率拐点的保障水平临界值(70.9%)还有足够的提升空间,因此在这一阶段提高保障水平既是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的客观需求,也具有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助推器"作用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鉴于小农户对保障水平更"敏感"的特性,使得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我国农业更应警惕并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高保障-低效率"陷阱。     

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来自种植业的检验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 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力分析

农业绿色化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探究二者协同互动关系是当前新时代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二者内涵及耦合机理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2010～2019年中国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并对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19年间,中国农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提升态势,总体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东西部数字化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农业绿色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区域间农业绿色化水平差异正逐步缩小。(2)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数字化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未来优化的重点方向,绿色化是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未来应重点发展方向。(3)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创新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核心影响因素。基于此,政府应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区域政策,推动数字化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     

山西吕梁山连片特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运用AHP和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评价模型,综合评价山西省吕梁山连片特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连片特困区整体而言,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结果与农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程度依次降低;市域层面,3市农业现代化程度均不高,为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县域层面,农业现代化程度差异较大,忻州市各县位于起步阶段高级亚阶段,吕梁市各县位于起步阶段低级亚阶段。县域农业现代化程度整体呈现中间低、南北部较高的空间格局;(2)农业生产条件、生产结果与农民生活水平对现代农业的贡献分别为16.4%、29.7%和53.9%。农业电气化与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条件落后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导致生产结果效率低下,农民可支配收入低,农民生活水平低是该区现代农业发展迟缓的根源。     

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前提,农业保险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二者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在辨析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对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1)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增长态势且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上海、湖南和四川等地两大系统发展水平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贵州和重庆两大系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发展,呈现农业现代化发展优于农业保险发展特征,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点方向;(3)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受到政府财政支持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影响。基于此,政府应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明晰农业保险功能,完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优质协调发展。     

基于MGM(1,N)模型的北京创意农业发展灰色预测

创意农业,作为农业的新型产业业态和都市型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成功实现了创意产业与传统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有力促进了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然而,北京市创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形态、不平衡的发展现状,为促进北京市创意农业的平衡与快速发展,本文以创意产业发展为背景,综合考虑多种变量对创意农业发展的影响,运用自适应多变量MGM(1,n)灰色预测模型,分别对北京2011-2015年不同形式创意农业发展规模与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研究发现:在发展规模上,伴随着北京创意产业与农业生产等不断发展,未来五年内北京创意农业总产值将不断增长;在发展方向上,北京创意农业中的农业观光园、民俗旅游、设施农业产值都将不断增长,其中农业观光园产值最大,且其收入增长速度最快,而民俗旅游不仅产值低,而且增长最为缓慢。因此,应在保证农业观光园和设施农业的扶持力度的基础上,加大对民俗旅游的支持力度,加速民俗旅游的发展速度,以促使北京市创意农业全面、平衡发展。     

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

农地确权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收入效应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且缺少更严谨的证明。本文基于浙江大学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CRHPS),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考察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并构建了一个中介效应模型,从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其他类型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OLS方法高估了农地确权的实际增收效果。②土地流转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农地确权有促进土地转出和抑制土地转入的趋势。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地确权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路径,农地确权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生产,通过直接提高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④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好,农户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普遍向城镇转移,导致农地确权带来的土地安全感知不明显,影响了农地确权激励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进而影响农户增收效果。研究认为,农地确权工作结束后,为促进不同地区的农户家庭持续稳定增收,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具体包括宣传农地确权政策,扩大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等。     

推动传统生态农业转型升级与跨越发展的对策研究

传统生态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建设现代化的区域生态农业无疑是一种新的探索,其核心的要义就是立足新的起点,充分发挥乡村良好的环境与资源优势,促进农业产业生态化与生态农业产业化,同时赋予精耕细作的传统生态农业的新内涵,着力提高"五化"水平与全面提升"五率"效应,即提高规模化开发、机械化劳动、标准化生产、信息化经营、智能化管理水平;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产品优质率、污染防控率。以此形成以"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生态"为基本内核的区域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引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富有区域特色的绿色家园建设。本文分析了创立并完善生态农业经济园区的技术经营体系的发展前景;阐述了构建并提升现代循环农业集成技术与开发体系的具体举措;提出了加快推进乡村传统生态农业转型升级若干对策。     

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基于2000—2018年33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气候变量调节作用下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该中介效应的程度变化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②气候条件能够在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路径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气温、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均能够显著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全路径,但在不同气候变量的调节下,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③气温在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长江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降水量在高于800 mm等降水量线的大部分地区则部分削弱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即不同气候变量调节的共同作用能够弱化甚至完全抵消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总体上,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文章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也有助于为政府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均衡协调提供经验参考。     

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视角下江苏沿江地区的制造业空间重构研究

制造业重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济发展转型期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如何共同影响制造业空间重构有待探究.运用区域分工指数、行业专业化指数、区域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等分析了1990～2016年江苏省沿江县域制造业在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影响下的重构特征与驱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不断深入,沿江地区间制造业地区结构差异呈现先小后扩大再缩小,地区间产业同质化先减弱后增强的演化特征.制造业空间聚散格局整体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态势;区域一体化初期“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制造业开始集聚;伴随一体化水平提高与绿色化发展深入,制造业开始向外扩散.污染密集的化工产业不断向长江以北、沿海、远离岸线、乡村与行政边界等地区扩散.区域一体化和绿色化通过政策扁平化与环境规制、企业主动扩张与被动迁移、技术扩散与绿色创新等相互作用驱动制造业空间重构.     

基于DID模型的洱海流域生态农业政策效应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下,探讨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实践表明,生态环境政策对工业与服务业等点源污染的管控效果显著,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瓶颈。因此,本文运用DID模型,对洱海流域内政策区和非政策区农业生产方式与水环境指标进行双重差分分析,揭示生态农业政策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下农业生产方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效应为-12.59,生态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方式调整与优化效应显著,其中农业从业人口、肉蛋奶总产量变量对水质污染指数负相关;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与水质污染指数正相关。分析结论:生态农业政策实施后,农业生产方式的优化对流域内面源污染程度得到缓解,农业产值稳步提升,但与"北三江"5乡镇比较,环湖8乡镇农户绿色生产观念、无公害农业种植技术、养殖业循环发展与林下经济等四方面生态化趋势更显著,政策响应更积极。政策建议:"养殖+沼气循环农业"是降低入湖水质富氧化,提升养殖集约化发展的首要措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可在兼顾单位产量的同时,约束过度施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有机无害农产品种植的重要路径;退耕还林还湖,发展林下经济,能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培育特色林业经济;扩大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是缓解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措施。     

数字金融赋能绿色创新的异质非线性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技术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却普遍忽视了数字金融赋能的“网络效应”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助力绿色创新发展的非线性赋能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了中国绿色创新,且东中部地区的赋能效应远高于西部地区,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是显著存在的;数字金融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存在着一个正向的由弱到强的演化过程,但这种“网络效应”特征主要出现在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表现出正向“U”型非线性规律;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的非线性赋能效应存在异质强化调节机制,在城市化、财政透明度和居民收入水平调节下存在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在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表现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特征,在技术引进作用下则呈现正向倒“U”型特征;当前只有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使经济增长目标和技术引进力度保持在合理水平上,才能最大化地提升数字金融赋能的绿色创新效应。该研究发现了绿色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赋能的“普惠效应”和“网络效应”的共存现象,相关结论可能为“十四五”时期地方政府搭上“数字金融快车”,加速驱动绿色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和城镇化高速推进期,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户将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土地征用是否会具有收入效应仍然莫衷一是,缺乏准确估计。本文基于2011年成都市"农村住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了土地征用对失地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检视政府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合理性,健全政府土地征用政策、缓解土地征用冲突、完善征地后相关服务提供新观察。研究发现:1土地是否被征用确实存在着农户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比未被征地农户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出19.6%和9.1%,使用OLS回归方法低估了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大致低估了11%,这为政府征地的合理性提供了农户收入佐证。2征地比例并不存在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并不是被征地越多收入就会越高,但却会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的农业收入,大致降低了81%,因而还要认识到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有限性作用,打破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神话。3结合当前土地征用实践表明,过分强调土地征用农户收入效应并不能根除征地冲突和矛盾,一方面,要通过多元化就业渠道、多源化收入来源以及多样性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了被征地农户"失地失业",提高被征地农户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征地程序公平合法,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底层设计,加强对健康状况差、低收入等贫弱群体的保障,提升被征地农户人力资本和优化就业分布状态,使被征地农户能够顺利完成职业转换。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对农药施用强度的影响

农药过量施用已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可以实现安全、科学、合理用药,有效缓解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和提升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为了探究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在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方面的效果,文章利用全国七省水稻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剔除样本自选择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分析农户将水稻病虫害防治环节外包给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统防统治")与"自防自治"户相比使用农药的种类和施用次数的差异,即植保专业化防治是否取得了较好的环境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植保专业化服务显著减少了农药施用强度,提高了无公害低毒农药的采用比例;并且其效果在小农户和规模种植大户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与采纳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的规模种植大户相比,小规模种植户在采纳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后在降低农药施用强度,提高无公害低毒农药的应用比例方面效果更显著。基于此,文章建议强化对植保专业化防治项目的财政扶持力度,提高病虫害专业化防治覆盖率;重点鼓励小规模种植户采纳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加强对种植专业户的病虫害防治方面的培训和引导,并着力发挥专业大户的示范带头作用,提高统防统治的效率,从而促进食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江南丘陵山区农业规模化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研究综述

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为了探讨丘陵山区农业规模化发展对于水土流失的影响机理。通过文献综述法梳理相关研究,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研究展望。综观前人的研究可以得知:(1)农业规模经营的效益、政策与推动机制等状况;(2)丘陵山区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乃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及农业活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3)水土流失的调查、监测与影响因素的评估方法及仿真模拟。最后,提出5点研究展望:(1)构建丘陵山区水土流失驱动力模型;(2)建立丘陵山区农业规模化对水土流失的影响评估指标体系;(3)甄别影响程度及其时空差异;(4)丘陵山区农业规模化的水土流失效应模拟反演;(5)提出丘陵山区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农业规模化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丘陵山区发展适度农业规模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产业协同集聚对碳强度的动态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如何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产业协同集聚正是实现低碳发展的可行路径之一。将碳强度、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综合分析框架,采用2008～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二三产业协同集聚对碳强度的影响及路径机制。结果表明：碳强度具有较强的时空关联性,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路径依赖;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与碳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这取决于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的动态博弈,而产业结构升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当前我国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因此要优化劳动力结构和产业布局,合理推动二三产业协同集聚发展。     

中国农业源碳汇估算及其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分析

农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具有重要的生态保障和碳汇功能,充分发掘农业的碳汇潜力对于农业绿色化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量化测算了我国1993—2011年的农业源碳汇潜力,并构建农业源浄碳汇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模型,结果发现农业源碳汇量由1993年的52 318.70万t波动增加到2011年的66 073.77万t,年均增加1.38%,但是农业源的浄碳汇量却呈现波动递减趋势,由1993年的36 691.72万t减少到34 815.67万t,其中粮食作物的CO2吸收总量占据主要部分,经济作物CO2吸收量在农业总的CO2吸收量所占的比重虽小,但是增速较快,年均增幅达到4.15%;从影响因素来看,农业源碳汇和耕地面积关联度不大,农作物单位产量和农业源碳汇呈正相关;农业源浄碳汇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处于强负耦合状态,耦合状态不理想,农业产值与农业净碳汇关联度不强,这主要是由高投入、高消耗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发农业碳排放增加和农业总产出效益提升等原因造成的。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农业减排增汇的对策建议:强化政府引导,从农业的规划、生产、消费等多领域进行引导;加大农业减排增汇的技术、资金和人力支持,为农业的减排增汇做好保障;通过林地增汇、农田增汇、草地增汇、综合增汇等多种手段,提升农地的碳汇能力;加快碳市场交易体系建设,以市场杠杆推进农业的减排增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