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同性——基于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比较

本文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1一2018年10个贫困县(市),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同模型,测算脱贫攻坚指数、乡村振兴指数以及两者的耦合协同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各县(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井冈山市和吉安县均保持领先水平,不同时序脱贫县(市)的脱贫攻坚指数时间演化趋势基本一致。②两者的耦合协同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11年的中度协同(0.454 7)走向2018年的极度协同(0.803 8),整体上呈现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其最高水平仍为井冈山市和吉安县。不同时序脱贫县(市)耦合协同度及其所处协同阶段差异非常显著,2017年脱贫县(市)经历高度协同、极度协同阶段; 2018年脱贫县(市)要滞后一个阶段,起始于中度协同,最终步入极度协同;而2019年脱贫县(市)和未脱贫县(市)只经历前三个协同阶段。③良好耦合协同度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促共进的结果,实现乡村振兴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能促进贫困县早日脱贫,同时也是构建良好协同关系的重要基础,产业兴旺是影响贫困县(市)脱贫时序、乡村振兴水平及其耦合协同度差异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而生活富裕成为不同时序脱贫(市)的乡村振兴的共同均衡点。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思考:对脱贫较晚的县(市),耦合协同度相对滞后,要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乡村振兴带动脱贫攻坚以激发脱贫的内在动力,未来发展应该抓重点,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加快产业转型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脱贫较早的县(市),其耦合协同度相对领先,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攻坚的成果,要突出解决乡村振兴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从而达到五个维度的协同推进,形成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局面。     

我国确定未来五年乡镇企业区域发展目标

针对我国东、中、西部资源条件不同和乡镇企业发展不均的实际情况,我国政府确定了未来五年内乡镇企业的区域发展目标。对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东部地区,将以提高为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并注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和附加值。对于承东启西的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将有选择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并积极采用新技术,提高质量和效益。资源相对薄弱的西部地区,乡镇企业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契机,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方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提高招商引资能力和…     

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协调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政策背景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合理配置产业空间布局是承接产业成功转移的基础,转移企业对于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供给指标和地方产业转移政策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促进产业转移需要中部地区合理利用和保障土地资源,不同类型产业对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协调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寻求多类别、多层次的产业用地空间引导与配置方案,协调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对政府和转移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围绕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的紧密联系,基于动态系统协调理论,建立了包含动态修正的空间协调评估模型,从产业转移、土地利用与企业耦合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产业转移的具体空间引导方案,并以皖江城市带及滁州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某汽车制造企业为例模拟了承接企业转移的综合协调评估过程。结果表明:滁州市承接产业转移与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在皖江城市带处于中度协调等级,承接产业类型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最适宜承接汽车制造企业x转移的地区为滁州市辖区郊区,第二、三位分别为全椒县与天长市,各地区承接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提供了综合协调的空间平台和政策平台。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等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

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促进城乡融合,解决"三农"问题。针对乡村发展的现状特征与变动趋向,开展村庄尺度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及类型识别研究,对于厘清乡村发展的内部差异与多元趋向,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研究采取"发展-重构"综合评价方法对山东省淄博市昆仑镇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选取与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相关的数据指标,分别建构村庄发展度与重构度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二者的公因子并计算综合评价得分,二维组合聚类评价结果后提出发展度高-重构度高、发展度高-重构度低、发展度低-重构度高和发展度低-重构度低4种一级发展类型,及其呈现的"热点-过渡-冷点"圈层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运用系统聚类方法逐类分析一级发展类型村庄,依据因子特征与现场调研情况进一步识别出城镇集聚型、村庄集聚型、均衡稳定型、生产收缩型、生活收缩型、生产衰退型与生态衰退型7个二级发展类型,明确各类村庄发展的特征与需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优化镇村空间格局和城乡产业分工促进区域城乡融合,以及立足村庄发展需求施行要素差异化供给的策略建议,以期提高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使用1996—2014年我国民族8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模型及产业发展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对区域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产业资源相对承载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民族地区三次产业综合资源相对承载力约为32 784.7万人,状态均小于0,呈富裕状态,平均富裕人口约13 817.53万人,平均富裕率高达72.82%。其中第一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对区域综合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平均贡献率为46.18%,第二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平均贡献率为44.38%,第三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平均贡献率为9.43%;第三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增长速度最快,增长率高达32.68%。产业发展初期,第一产业经济拉动效果最为显著。从产业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来看,第一产业发展呈"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第二产业发展呈二次曲线正相关上升部分关系;第三产业发展呈"U型"曲线的关系。基于产业资源相对承载力视角,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应当遵循如下发展路径:第一产业应当在保证粮食等必要初级产品供给安全的前提下,调整结构,以特色资源为引导,进一步扩大产业特色资源的规模效益;第二产业必须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要任务,走集约发展路线,以产业资源承载能力及生态承载力为红线,保持产业适度规模;第三产业发展应当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提升产业资源承载能力为主要任务,充分释放产业资源的资本化能力,推动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选择

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存在大量返乡农民工和就地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亟待"就业"与企业亟待"用工"凸显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产业结构偏差。西部地区调整产业偏差,进行慎密的产业选择,成为必然。通过构建农民工产业供求模型,对农民工产业流向进行理论分析,表明在区域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期以及在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和高端技术产业对资本和技术的偏好,限制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考察西部产业选择的宏观与微观条件,透析出西部的资源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城镇化水平、非农产业收入状况、非农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在理论模型推导和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选择思路和选择结果,即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旅游和旅游服务业和公益事业。     

乡村建设成效评价和指标内在影响机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同时实现,其内在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递进性。对总要求五个方面间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行研究梳理,能够为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关系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首先本文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二级评价指标,从农民的认可和满意度的角度筛选出26个观测指标,构建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基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从11个省随机抽取了35个村,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 500份,收回有效问卷972份,并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展开了评价研究。实证评价表明,实施金融创新村社综合治理模式的乡村建设成效显著提升,村民对建设成果认可度高。其次,本文分析了5个二级指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内部之间的影响和联系,提出了三个层次、两条线的结构假设。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5个二级指标的内部关系和相互间的影响机理。模型验证结果表明,5个二级指标间存在三个层次、两条线的层次递进关系和交互影响关系,乡村建设的实现可以沿着基础层次、发展层次、最高层次的路径实施,并在政策实施中注重其相互关系。     

长江经济带城乡地域功能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响应过程

城乡地域功能融合发展是纾解国土空间冲突的关键路径。该研究运用熵权TOPSIS、核密度估计和融合发展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的城镇、乡村地域功能水平,以及城乡地域功能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其响应过程。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市城镇、乡村地域功能呈上升趋势,城镇地域功能形成“点-团-面”的分布格局,区域差异逐渐收窄;乡村地域功能呈“簇团”状分布格局,上中下游的地理梯度分异现象突出。(2)长江经济带各市城乡地域功能由融合过渡型向融合提升型突变发展,融合发展水平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特征,由以中心城市为节点向以核心城市群为组团的分布格局演进,东西部极化加剧、省域内部差异扩大。(3)长江经济带城镇与乡村地域功能相互促进发展作用显著增强,先后历经需求融合、引导融合和自发融合等阶段,融合发展过程呈现由融合过渡到融合提升再到融合优化的螺旋式上升规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上游地区以政策引导发展为契机,吸引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上游地区转移,集中资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镇、乡村地域功能双提升。(2)中游地区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山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其时空差异研究

21世纪的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支撑了区域的快速发展,但城市用地的急剧扩张带来耕地锐减、社会矛盾加剧等严峻问题,土地集约利用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构建城市用地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对山东省城市用地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并阐释了其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山东各城市土地投入程度不断增强、土地产出效益不断增加、土地生态环境质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土地利用强度波动较大,城市用地总体上趋于集约化、高级化;各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化呈现不同的变化轨迹,大致可分为持续上升型、偶变型、波动上升型、先升后变型四种类型;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整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差距有所下降。据此建议中西部地区从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土地投入强度、实行城市增长边界限制等方面入手,提高土地利用集约水平。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效应及互动响应

作为我国大河流域综合治理发展的关键一环,探究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关系对实现两系统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08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指标体系,从地理时空二维角度评价其耦合协调演化趋势,并结合PVAR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的互动响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两系统的评价指数空间非均衡现象显著,高评价指数地区呈集聚态势分布,且集中于各区域核心城市,低评价指数地区呈分散态势分布,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地区。(2)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态势,总体耦合协调类型为低度耦合协调过渡到中度耦合协调,三大地区差异逐渐缩小,长江经济带总体呈均衡化、健康化发展态势。(3)两系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互为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对自身和对方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相互之间形成正向累进效应,并且城市人居环境对旅游产业的促进程度要比旅游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提升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治理建议,以期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武汉城市圈产业经济的系统性分析


摘 要： 构建产业经济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偏离份额方程、产业动态度和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性和产业演进性这两个维度进行核算,定量揭示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经济发育特征：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整体产业结构波动明显,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在各时段的效益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分异,中心城市武汉增长速度最快,圈域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一极集聚”态势,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城市群产业升级明显,经济发展较快,其余5个城市发展较慢,导致城际产业链群发育不完全,区间产业经济联系较弱;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差异明显,明显形成3种产业结构演进类型：低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中偏离度-中结构效益型、高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核心城市武汉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成熟方向演进,但其它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升级优化.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寻我国资源再生利用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选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Gini系数、Hoover系数以及EG系数,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对2004-2009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各个因素对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从2004年开始就处于较高水平,由极高寡占转变为中度寡占市场,趋向合理化发展态势;②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聚集度较高,属于再生资源产业高水平专业化地区,而湖南省以外的其他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均较低;③新古典经济、新经济地理和政策制度三方面因素分别对产业聚集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对外开放度均与再生资源产业集聚水平正相关,是近期影响产业聚集的关键性因素,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产业聚集。最后,针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增强我国资源再生产业聚集的建议。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化的产业变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具有深刻的产业变动原因。以人均GDP为基本指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产业分解和对泰尔指数进行地区分解,深刻分析了1990~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地区构成和产业构成,揭示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变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地区集中因素。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而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又是推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逐渐沦落为以农业与采掘业为主的外围区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也由此持续扩大。基于此,认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缓解非农产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扶贫是实现农村贫困户彻底脱贫的根本途径,但是鲜有研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准确估计。本文首先借鉴国际多维贫困指数评价方法及相关研究文献,从经济状况、生活水准以及精神依赖三个维度构建产业扶贫结果变量指标体系,测量产业扶贫效果;借鉴SPO理论与RHB模型,从个人因素、精准识别以及配套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产业扶贫效果协变量指标体系,用以测量选择性偏倚。其次,按照建立倾向得分概率模型、均衡性评价、处理效应估计以及敏感性分析的标准程序处理陕西省贫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扶贫总体效果有限,且该结论得到不同匹配方法的验证,均衡性较好,研究结果不敏感。具体而言,陕西省产业扶贫效果在一对一匹配下,人均年增收1 510.04元;产业扶贫对农村贫困户生活水准提升没有显著效果,对精神依赖改善同样没有显著效果;贫穷系数、劳动能力、技能培训、产业适应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是影响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六个显著因素。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端贫穷的贫困户,家庭劳动能力强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接受技能培训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得到金融支持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村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相较于产业适应性强的地区,产业适应性一般地区的贫困户更少参与产业扶贫。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调整扶贫贷款政策,关注底层贫困户;突破原材料供给扶贫方式,构建扶贫产业精准识别体系以及建立贫困户与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等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力分析

农业绿色化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探究二者协同互动关系是当前新时代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二者内涵及耦合机理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2010～2019年中国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并对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19年间,中国农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提升态势,总体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东西部数字化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农业绿色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区域间农业绿色化水平差异正逐步缩小。(2)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数字化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未来优化的重点方向,绿色化是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未来应重点发展方向。(3)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创新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核心影响因素。基于此,政府应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区域政策,推动数字化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     

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视角的中西部区域碳减排研究——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生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亟需缓解。为此,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化的视角,运用中西部地区200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模拟产业发展,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中西部区域碳排放持续增长,空间差异性和溢出效应显著,呈现出“高-高”(H-H)和“低-低”(L-L)空间分布特征;(2)中西部区域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对碳排放具有重要的作用关系,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明显趋同性,经济和人口城市化均质性明显;(3)产业资源配置(TL)优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皆有利于碳减排,且空间效应显著,当前优化TL比TS升级对碳减排更具有效;(4)经济城市化(UI)抑制碳减排,人口城市化(UP)有利于碳减排。研究结果和发现表明,中西部地区优化产业发展时,现阶段应加大力度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水平;同时,政府应逐步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引导城市居民能源消耗,倡导绿色消费,进而促进碳减排。     

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别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容易导致环境敏感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迁移,这一过程将引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发达地区实行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的选择上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将对原有污染型产业产生影响,加大环境保护投资、转行或者外迁是该区域内企业可能的选择。在环境政策不够严厉,产业的选择更为多样的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优惠条件,则污染型产业是其发展的可能选择。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中西部19个省份11个污染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空间效应,存在对污染型制造业西迁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别性的环境政策确实突出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西迁徙,实现了污染产业从中国东部向西部的空间替代。从空间的整体上看,也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现象。如果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环保规制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不是严格按照功能区进行分类环境保护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不健康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的要素替代作用,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夸大。看似中西部地区可能重新步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受到污染损害的仅是国家的另一片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属于环境脆弱区和重要的水源上游,最终受伤害的将会是我们整个国家。     

不发达地区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初论--以青海省为例

青海作为我国主要河流的“江河源”和生态系统运行的“生态源”。其生态地位和生态效应已经超越了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基于生态经济理论和生态文明理念。文章以青海为例分析评价了该省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基础、制约因素。认为发展生态产业经济、促进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是实现不发达地区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根本保证。提出从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第三产业生态化等体系层面构建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构想、政策建议和启示。     

基于村域的乡村多功能类型划分及评价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地域向多元方向发展和演变。近年来,乡村多功能发展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成为指导乡村转型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范式。在系统梳理乡村多功能发展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探索村域尺度下我国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类型划分及其评价方法,并开展了江苏省金坛市乡村地域生态功能、农业功能、工业功能、生活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进而识别出全市分村域的地域主导功能类型。结果表明:生态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环长荡湖、直溪镇和薛埠镇等水网密集、林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农业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金坛市中部和南部等河网平原地区;工业功能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和尧塘镇等城市集聚发展区域;生活功能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等地;乡村地域多功能指数呈现出以城区为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全市乡村地域主导功能可划分为6种类型,并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分别总结其所对应的乡村发展策略。研究结果可为明确乡村功能定位、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完善乡村管理政策以及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