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地区某水源水中13种磺胺类抗生素的分布特征及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饮用水源水中残留微量抗生素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日益引起广泛关注.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串联质谱方法分析了13种磺胺类抗生素在华东地区某水源水中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3种磺胺类抗生素在水源水中均有不同程度检出,总浓度为10.5~238.5 ng·L~(-1).其中磺胺甲唑(SMX)和磺胺(SAM)的检出频率为100%,检出浓度分别高达107.0 ng·L~(-1)和43.1 ng·L~(-1).水源地入水口磺胺类抗生素污染水平高于出水口,SMX在水源地不同位置浓度变化不明显.磺胺类抗生素呈现季节变化特征,冬季和春季浓度为110.8~117.9 ng·L~(-1),是夏、秋季浓度的3.6~3.8倍.基于风险熵的方法评价水源水中残留的磺胺类抗生素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风险,结果显示磺胺类抗生素风险值均远小于1,甲氧苄啶(TMP)对0~3个月的婴儿健康风险最大(0.001).该水源水中磺胺类抗生素对人体健康尚不构成直接威胁,但长期和综合风险值得关注.     

东莞市饮用水源地中抗生素分布特征及风险评价

由于抗生素被频繁和大量使用,从而对生态环境和人类造成潜在风险,研究其在水体中的分布特征及评估其对生态和人类造成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对东莞市饮用水源地11个采样点进行样品采集,采用固相萃取对样品进行前处理,利用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对45种抗生素浓度水平进行检测并分析其分布特征;同时,结合主成分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阐述饮用水源地中抗生素可能的污染来源,并采用生态风险商值(RQ)和人体健康风险商值(HQ)对水样中抗生素进行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本次检测中共有34种抗生素在评估样点中被检出,检出频率占总目标抗生素的75.6%,检出抗生素浓度范围为ND(未检出)～143.94 ng·L~(-1),浓度最高的是竹桃霉素.东莞市饮用水源地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63.5%,磺胺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培氟沙星、卡巴多等污染物的来源可能与污水处理厂有关,对生态环境造成高风险的抗生素排序为:克拉霉素新生霉素诺氟沙星,其中,克拉霉素的RQ值最高达到4.78,出现在石龙西湖水厂水源地中,新生霉素的平均RQ值为1.15.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检出的抗生素对人体未构成风险,但仍应对抗生素累积效应带来的潜在风险给予重视.     

长治市某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文章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提出的水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长治市某县6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评价,探讨了水体中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影响。结果表明,该县6处饮用水水源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危害均高于国际辐射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 a-1;化学致癌物是该县饮用水中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风险来源,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度排序为:Cr6+﹥As﹥Cd。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较传统的水质等级评价体系能够量化表征水体中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有利于明确水体污染物治理的优先顺序,为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沱江流域饮用水源地抗生素污染的时空变化、生态风险及人体暴露评估

为探讨抗生素在饮用水源地的分布现状,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对四川省沱江流域典型城市饮用水源地中35种抗生素进行了测定,并计算了风险商(RQ)及人体通过饮用水暴露于抗生素的量. 结果表明:① 沱江流域饮用水源地35种抗生素被广泛检出,在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浓度分别为n.d.(低于检出限)~114.696、n.d.~536.322、n.d.~69.488和n.d.~90.461 ng/L,检出率分别为0~85.7%、0~92.9%、0~100.0%和14.3%~100.0%. ② 抗生素在冬季检出率最高,达74.3%,喹诺酮类在各季节的平均浓度呈冬季≈夏季>春季>秋季的特征,四环素类在秋季浓度最低,其余5类抗生素未发现显著的时间变化. ③ 磺胺类和大环内酯类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其余抗生素未呈现显著空间分布差异. ④ 磺胺嘧啶在春季、秋季和冬季以及盐酸金霉素在夏季对生态系统有较高的生态风险. 氧氟沙星和盐酸四环素在春季、夏季和冬季的风险商介于0.10~1.00之间,在相应季节对沱江流域可能造成中等生态风险. ⑤ 短期内居民通过饮用沱江流域饮用水源地水暴露于抗生素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但长期低剂量暴露带来的健康风险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研究显示:抗生素污染广泛存在于沱江流域饮用水源水中,其中以兽用抗生素为主,表明农业活动可能对该流域抗生素污染贡献较大;沱江流域饮用水源地水中抗生素总体处于中低生态风险,基于该研究数据沱江流域内人群饮用水源水暴露于抗生素的量较低,相对安全.      

南京市饮用水源地抗生素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估

采用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SPE-HPLC-MS/MS）,对南京市饮用水源地抗生素含量及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7个采样点总浓度为0.56~1994.96 ng·L^-1,共检出5种大环内酯类、13种磺胺类、3种四环素类、8种喹诺酮类抗生素,平均浓度为0.30~37.07 ng·L^-1,其中检出浓度最高的抗生素为环丙沙星（CIP）,浓度为317.60 ng·L^-1,检出率最高的抗生素为克林霉素（CLI）,检出率为88.24%.与国内部分河流相比,南京市饮用水源地水体中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喹诺酮类抗生素残留浓度处于较高水平.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点位S7具有最高的联合风险熵值（24.58）,氧氟沙星（OFX）的风险熵值最高,达到13.06;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9种抗生素对人体健康的风险熵Q_H为1.70×10^-3~9.47,强力霉素（DOX）、诺氟沙星（NOR）、恩诺沙星（ERX）、CIP和OFX对大部分年龄段的人体健康具有高水平风险.     

太湖流域河网4种典型抗生素的时空分布和风险评价

分析了太湖流域人口密度大且养殖业发达的宜溧-洮滆水系水相和沉积相中典型抗生素磺胺甲恶唑(Sulfamethoxazole,SMX)、氧氟沙星(Ofloxacin,OFL)、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ROM)和土霉素(Oxytetracycline,OTC)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应用商值法进行了健康风险(Health Quotients,HQs)和生态风险(Risk Quotients,RQs)评价.结果表明,宜溧-洮滆水系中OTC、ROM、OFL、SMX在水相的检出率分别为96.5%、57.0%、60.5%和4.5%,沉积相中的检出率分别为96.5%、95.5%、90.0%和44.5%;水相检出浓度最高的抗生素为OTC,最高浓度为17.85 ng·L~(-1);沉积相检出浓度最高的抗生素为SMX,浓度为46.74 ng·g~(-1);相比于其他3种抗生素,流域水相和沉积相中OTC的检出率和检出浓度均较高.宜溧-洮滆水系主要包括南河和长江客水区,丰水期南河水系抗生素的检出水平高于长江客水区.沉积相中抗生素浓度沿水流方向逐渐降低,入湖河口所有点位由于沉积物堆积作用均呈现抗生素富集现象.渔业养殖中抗生素的大量施用是导致该水系抗生素时空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4种抗生素均属于可接受风险(HQs0.01).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4种抗生素均呈现低风险(RQs0.1),其中,生态风险最高的抗生素是OTC,其值为0.086.为有效管控太湖流域抗生素生态风险,应加强对南河水系水产养殖业监管;入湖河口的抗生素富集现象也应引起重视.     

三峡库区饮用水水源抗生素健康风险评价

利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法(SPE-HPLC-MS/MS),分析三峡库区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中6类28种抗生素的分布特征,运用美国环境保护署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水源中抗生素的健康风险进行初步评价。结果表明,三峡库区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中共检出3类8种抗生素,质量浓度范围在0.4～140.0 ng/L,包括磺胺类的磺胺甲恶唑(SMX)、磺胺二甲嘧啶(SMZ);大环内酯类的红霉素(ERM)、罗红霉素(ROM)、泰乐菌素(TYL)、林可霉素(LIN);胺苯醇类的氯霉素(CAP)、氟苯尼考(FF)。其中除CAP外,其余7种均为畜禽药品,且FF、LIN在中国畜禽药品中使用量排名前5。检出的8种抗生素对人体的非致癌风险介于1.66×10-15～1.14×10~(-11)a~(-1),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中抗生素产生的总健康风险数量级为10-12～10~(-11)a~(-1),两者均处于可忽略的风险水平,远低于荷兰建设和环境署发布的最低可忽略风险水平(1×10~(-8)a~(-1)),此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者对各地区水源中抗生素产生的健康风险评价结果基本一致。     

基于概率方法的中国居民饮水途径砷暴露健康风险评估

通过文献调研收集我国3类主要饮用水类型的总砷浓度.通过回归模型获得不同年龄段人群饮水暴露参数分布模式.基于概率方法评价不同水体和不同人群由于砷暴露造成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结果发现,全国各类水体的总砷浓度几何均值为（13.0±38.1）μg·L^-1.其中饮用水中的最高砷浓度出现在内蒙古,广西和山西饮用水中也有较高总砷检出.与相关标准中的砷浓度标准相比,未经处理的井水和未经处理的地表水源水超标的概率分别为23.2%和18.4%.非致癌风险评估发现,井水和地表水源水饮用人群超过单日暴露剂量阈值的概率分别为24.0%和19.5%.致癌风险评估发现,我国全人群终生饮水砷摄入导致的致癌风险（LCR）中位数为3.22×10^-5,处于可接受水平.其中18~45岁人群有最大的风险贡献,LCR中位数为1.37×10^-5.井水和地表水源水饮用人群LCR仍有一定概率超过美国环保署（US EPA）规定的严重风险水平.综上所述,我国居民存在潜在的饮用水砷暴露健康风险,需要进一步加强饮用水砷污染控制以降低砷引发的健康风险和保障饮水安全.同时建议加强风险阈值研究以期真实反映砷暴露风险,为保护居民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成都平原饮用水源地PAEs分布特征及风险评价

文章为探讨成都平原饮用水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的分布情况及其环境风险,利用SPE-GC-MS法分析了成都平原19个饮用水源地中7种PAEs的赋存状态,并利用风险熵值法对其健康风险及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7种PAEs在2个水期中均有检出,检出率为86.4%～100%,浓度范围为nd～5.12 ng/L。健康风险结果表明,7种PAEs的非致癌风险均小于1,说明其非致癌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4个点位致癌风险对成人及儿童超过了10-6,但均远小于10-4,表明可能会对人体有潜在致癌风险。鱼类生态风险结果表明,5个点位风险熵大于1,说明其对鱼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山东、安徽省村镇饮用水源中碘化物的分布、来源及存在的健康风险

村镇中小型饮用水源是中国农村饮用水的主要类型,对该类水源中碘化物分布特征的研究较少.为探明山东、安徽村镇饮用水源中碘化物的分布、来源及存在的饮用健康风险,于2021年10—11月对该区域97个代表性村镇饮用水源（湖库、河流、地下水）进行调研和样品采集,综合水化学分析、统计学和风险评价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水体中碘化物的浓度为0.1~294.5 μg·L^-1,其中15%的点位为高碘型 水源,集中在山东菏泽和安徽北部的地下水源,50%的点位为缺碘型水源,以地表水源为主.碘化物浓度与水化学类型密切相关,Ca²⁺·HCO₃^-型水源中74%为缺碘型,Na⁺·HCO₃^-型水源中45%为高碘型.岩石风化的空间异质性导致水化学类型存在差异,水岩作用下的阳离子交换使沉积岩中的碘释放到水中,蒸发浓缩使水中的碘化物富集.健康风险评价表明,2%的水源（菏泽郓城县、淮北濉溪县）的儿童风险熵大于1,成人的高碘饮用水健康风险较低.     

天津供水系统中抗生素分布变化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价

通过采用固相萃取富集法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天津市供水系统中净水厂和管网中的6类10种抗生素浓度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抗生素在各处理工艺单元后的变化特征,以及在管网中的分布迁移规律,并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对不同处理工艺的A、B两水厂中抗生素的检测结果显示:采用传统处理工艺的A水厂出水中抗生素的质量浓度范围为0.96~126.43 ng·L~(-1),总去除率为-46.47%~45.10%,混凝工艺对抗生素物质的去除起主要作用;具有深度处理工艺的B水厂出水中抗生素的浓度为ND~72.27 ng·L~(-1),其中罗红霉素未检出,抗生素的去除效率为40.25%~70.33%,明显优于A水厂,紫外+氯消毒工艺对抗生素的去除最为明显.给水管网中抗生素浓度分析结果表明:10种抗生素中除罗红霉素检出率为75.0%外,其余均为100.0%.抗生素浓度范围为ND~348.99 ng·L~(-1),浓度随管段的延伸而逐渐降低,其衰减符合一级反应动力学模型.基于蒙特卡洛法对饮用水中抗生素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均处于可接受风险水平.     

饮用水中氯代苯检测及健康风险评价

饮用水中的氯代苯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了获知该类有机污染物目前的风险水平,选取我国109处城镇供水系统,分两轮次对其水源水、水厂出水及供水管网水进行采集,应用吹扫捕集-GC-MS分析方法检测水样中的氯苯、1,2-二氯苯、1,2,4-三氯苯3种氯代苯类有机污染物,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均未检出这3种污染物,其浓度均低于仪器检测限。所以选取仪器的检测限值进行健康风险评价,间接说明氯代苯类污染物风险水平的范围。评价结果显示,3种氯代苯污染物的风险水平均处于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可认为其对暴露人群造成的潜在的健康风险不显著。     

环渤海区域典型河流下游水体中抗生素赋存状况及风险评估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分析了环渤海区域典型河流下游水体中6类58种抗生素的赋存特征,采用生态风险模型和人类健康风险模型分别评估了抗生素对生态和人体的健康风险.结果显示:环渤海区域4大典型河流(小凌河、滦河、黄河和大辽河)下游水体中有6类50种抗生素被检出,青霉素G浓度水平最高,最高浓度为353.13ng/L.β-...     

大通湖表层水体中抗生素赋存特征与风险

为了评价大通湖表层水体中典型抗生素的赋存特征及生态风险等级,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UPLC-MS/MS）检测了4类12种（磺胺类,磺胺增效剂,喹诺酮类和四环素）抗生素的浓度水平.结果表明：除氧氟沙星外,其余11种抗生素均有检出,其总浓度为0.19~261.89ng/L;磺胺嘧啶的平均浓度最高（37.41ng/L）,其次为磺胺甲恶唑（12.34ng/L）>沙拉沙星（8.55ng/L）>恩诺沙星（8.04ng/L）>甲氧苄啶（7.56ng/L）>金霉素（3.92ng/L）,并且磺胺嘧啶、四环素、沙拉沙星、金霉素、磺胺甲恶唑和甲氧苄氨嘧啶的检出率均超出50%,处于较高水平.与部分河流、湖泊相比,大通湖抗生素的浓度除磺胺嘧啶和恩诺沙星外,基本处于较普通水平;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明显的差异性.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磺胺甲恶唑、沙拉沙星和环丙沙星为大通湖主要的风险因子,RQ>1,对洞庭湖有较高的潜在风险;点位S2、S3、S6对大通湖周围环境具有较高的累积风险,主要的贡献因子分别为恩诺沙星和沙拉沙星、磺胺甲恶唑和环丙沙星;11种抗生素通过饮水途径对成人和儿童的健康风险指数R_QH处于8.74×10^-8~9.17×10^-3之间,且通过饮水途径摄入抗生素对儿童的健康风险高于成人.     

我国地下水环境抗生素赋存现状及风险评价

通过对近10年已有研究成果的整合,梳理我国主要城市地下水环境中抗生素的赋存现状,并采用风险熵值法对典型抗生素的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在我国主要城市地下水中,已经检测出7类57种类型的抗生素,以磺胺类、喹诺酮类为主,种类多且累积浓度高,其次是大环内酯类和四环素类;2)地下水环境中,具有较高生态风险的抗生素为磺胺甲基异噁唑、磺胺噻唑和林可霉素。喹诺酮类、磺胺类和四环素类是城市地下水生态风险较高且威胁贡献比例最大的3类抗生素,北方城市地下水抗生素联合风险整体高于南方城市;3)由地下水环境抗生素对人体健康风险熵值计算结果可知,目前仍未通过饮用水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的健康风险。     

北京市北运河水体中抗生素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估

为评价北京市北运河水体中抗生素的污染特征和风险水平,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技术(SPE-HPLC-MS/MS),对北运河流域水体中的抗生素浓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个采样点总浓度为59.19～703.44 ng·L^-1,共检出4类7种抗生素,包括磺胺吡啶、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红霉素、氧氟沙星和林可霉素.其中,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氧氟沙星和林可霉素的检出率为100%,红霉素的检出率为41.67%,磺胺吡啶的检出率为33.33%.与国内部分流域相比,北运河流域水体中阿奇霉素、红霉素和克拉霉素处于较高水平.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抗生素对藻类的风险为高风险.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磺胺吡啶、林可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和红霉素无潜在健康风险,克拉霉素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低风险.     

大连市畜禽养殖周边水体抗生素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估

为评价大连地区畜禽养殖区周边水体抗生素的污染状况和生态风险,建立了大体积直接进样/液相色谱-质谱法,分析畜禽养殖区周边水体中6类22种抗生素的赋存浓度、时空分布特征,并利用风险熵值法进行生态风险评估。结果表明：1)畜禽养殖区周边水体中19种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检出,检出浓度在2～2590 ng/L;2)畜禽养殖区周边水体抗生素的分布特征为河流水>水塘水>地下水,抗生素浓度枯水期>丰水期,不同类型抗生素空间分布规律差异明显;3)畜禽养殖区周边水体中,罗红霉素、脱水红霉素、诺氟沙星和磺胺甲噁唑存在高生态风险,其余种类呈现中低风险。研究显示,大连地区畜禽养殖区周边水体中抗生素含量水平中等偏高,大环内酯类、磺胺类抗生素是主要风险因子。     

基于随机模拟与三角模糊数耦合模型的地下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

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在参数确定、暴露评估与风险表征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利用随机模拟与三角模糊数耦合模型（SS-TFN模型）进行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降低了评价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有效提高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本文将SS-TFN模型应用于盘锦市六个饮用水源地致癌物质经饮水途径的地下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中,结果表明：盘锦市六个饮用水源地的总致癌风险均超过致癌年风险率控制限值（1.0＆#215;10-5）;致癌物质造成的平均个人致癌年风险率由高到低排序：Cr6＋＞ As＞ Cd.盘锦市六个饮用水源地SS-TFN计算结果收敛时总的平均个人致癌年风险由高到低排列：大洼水源＞兴南水源＞兴一水源＞盘东水源＞高升水源＞石山水源.     

长江中游典型饮用水水源中药物的时空分布及风险评价

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分析长江中游典型饮用水水源中药物的季节变化和空间分布;结合风险熵方法,评价其对水生生物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80%的目标药物在饮用水水源中检出,浓度平均值在0.07～13.00 ng·L^-1之间,与国内报道的其他饮用水水源相比,检出浓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不同药物表现出不同的时空分布,一般冬季的检出水平高于夏季,上下游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可能与药物的季节性/区域性使用排放、流量对稀释作用的影响和温度对生物降解的影响有关.与新冠肺炎疫情前相比,长江中游典型饮用水水源中药物检出浓度较低,原因可能在于疫情防控一定程度上减少药物的使用排放,以及较高的降水量和径流量加强水流的稀释作用.目标药物特别是抗生素对水生生物（特别是藻类）具有中等或低风险,考虑到药物的生态风险、遗传毒性以及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潜在风险,建议加强水环境中药物的调查、评估、治理和管控.     

贵阳市饮用水源地邻苯二甲酸酯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

为了解贵阳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的污染情况,采用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联用技术（GC/MSMS）对阿哈水库、红枫湖、百花湖水体中PAEs有机污染物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域水体中的PAEs主要为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PAEs在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呈现出不稳定状态;研究区水源地水体中PAEs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值均低于可接受参考值;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一计算的健康风险值远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瑞典环境保护局等机构的推荐值,评价模型二计算的健康风险值与上述机构接近。贵阳市饮用水源地PAEs未对人体造成健康风险或构成致癌风险,水体中PAE的含量与国内部分饮用水源中PAEs的含量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