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总量相当可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进而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将影响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为4种:直接碳排放强度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出口总量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并以1997-2007年为样本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个因素的贡献值分别为-638.95Mt、132.41 Mt1、266.38 Mt和-109.77Mt。可见造成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其次是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化。虽然直接碳排放强度下降和出口结构改善都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应,但是相对于巨大出口量所产生的增排效应,仍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中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还是呈不断增长态势。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及其收敛性分析

通过测算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及其收敛性,为该城市群提供碳减排方案。通过运用结合Bootstrap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及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并对该效率做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研究发现该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在2010年前呈上升趋势,之后出现下降;究其原因,虽然技术进步是持续的,但是不足以弥补技术效率的不断降低;将武汉城市圈按照土地类型分为三类城市,收敛性分析发现它们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敛,而且收敛于较高的碳排放水平。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结合该城市圈的产业布局,提出了相应的减碳方案。     

中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多是测度多个投入要素共同产出的综合效率,鲜有对旅游资源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进行测度。借助修正的DEA模型、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序演变、区域差异、空间溢出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结论有:①2009—2018年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仅为0.421,且旅游资源转换效率速度增长缓慢,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阶段。根据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发展特征,将其发展趋势可分为旅游大发展阶段和旅游新常态阶段。②十年间,东、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453、0.387和0.411,形成“东-西-中”阶梯式递减特征,而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西-中-东”的逐步减小态势,在政策倾斜、产业升级、技术溢出等多重驱动下,区域间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差异逐渐降低。③十年间,全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关系。在影响机理方面:交通条件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旅游产业集聚,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收敛性

传统单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指标,只是能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无法测度其他的投入要素组合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忽略了GDP产出是由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相互可替代的要素投入共同组合的结果,具有比较明显的缺陷。而DEA模型可以综合考虑能源、资本和劳动因素以测度我国能源效率。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分析比较了1995-2006年各个省份、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由西到东逐步提高,且全国和三大区域的能源效率在1999-2002年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对全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的分析,发现我国整体和东中部的能源效率呈现向一个稳态收敛的发展趋势,而西部则有微弱发散的趋势。     

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双碳”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集聚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首先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从理论机理上分析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其次以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级碳排放效率,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金融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随着金融集聚水平逐渐提高,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②经济增长压力对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提前;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延后。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考虑受限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及考虑内生性采用IV‑Tobit模型再估计之后均成立。基于此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积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做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管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展现状的经济预期。     

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必须提高农业能源效率。文章采用1995—2018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直接能源和间接能源两个类别核算中国农业能源投入,运用EBM(Epsilon-based Measure)混合距离函数模型测算农业能源效率,利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投入总量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为2%,能源投入结构从间接能源为主转变为直接能源为主。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呈现“先上升-停滞-再迅速上升”的演进趋势,总体上农业能源效率偏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1995—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9%和1.4%,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分别为0.81、0.71和0.59,地区间差距加速扩大,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亟待提升。③1995—2018年,各省农业能源效率出现两极分化且绝对差距扩大。广东、山东、江西、江苏、辽宁、天津等省市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明显,新疆、贵州、内蒙古等省区农业能源效率恶化。④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效率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但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出现局部“高-高”集聚。⑤能源一期滞后项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时滞性。人力资本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率、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职业农民培育为关键,着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地区间协作水平,发挥二、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基于碳排放权分配的中国省域碳减排奖惩方案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厘清各省级行政区责任分担的基础上,构思碳减排路径更能体现区域公平性,由此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施以差异化的激励机制抑或约束手段。有鉴于此,文章在进行相关理论阐述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区域分配模型实现了碳排放权的省区分配,以各地区碳排放权初始余额为依据设计了碳减排奖惩方案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2017—2030年期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碳排放权分配差异较大。其中云南配额最高,达到了228.969亿t,占该阶段全国总碳排放权的10.12%;吉林、四川、黑龙江、北京、浙江、湖北、河南、江苏和内蒙古依次排在2~10位;宁夏配额最少,占比仅为0.35%;山西、新疆、贵州和福建依次排在倒数2~5位。②有13个省份可以享受碳排放权盈余所应给予的奖励,累计奖励金额高达1788.34亿元。其中,云南居于榜首而河南排在最后一位。总体来看,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滇、吉、川、黑、京等5地的奖励之和占到了总奖励金额的81.25%。与此对应,其他17个地区则因为碳排放权处于欠缺状态而需受到一定处罚,累计罚金高达1829.13亿元。其中,山东面临的压力最大而江西最小。区域内部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分化程度略好于碳排放权奖励。研究结果能够为更好地践行绿色发展战略、优化碳减排路径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中国能源开采业碳排放脱钩效应情景模拟北大核心CSCDCSSCI

厘清能源开采中的碳脱钩问题,对于推动能源绿色开采和能源富集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能源开采业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并通过情景模拟,评估了中国能源开采业碳脱钩的潜力,提出了能源绿色开采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2009—2017年中国能源开采业碳排放呈现出先增后降趋势,2012年达到拐点5.26亿t后开始下降,2017年达3.65亿t。整体来看,产业规模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大,能源强度效应也有部分贡献;投资效应、能耗效应、碳强度效应、技术效应与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是主要的碳减排驱动因素。②基于能源-环境-经济的系统动力模型,能有效解释能源开采与碳脱钩效应之间的传导机理;碳强度效应、技术效应和碳排放因子是影响碳脱钩潜力的主要因素。2006—2017年间,中国能源开采业碳排放与GDP增长之间,除2008、2014—2016年表现为强脱钩,2009、2011年表现为扩张性负脱钩外,其余年份均表现为弱脱钩关系。③预计2020—2030年,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碳排放与GDP增长之间,在基准情景下呈现出弱脱钩效应,在规划情景下自2014—2030年间均呈现出强脱钩效应;然而,碳排放与其能源产出之间,2021—2030年在基准情景下呈现扩张连接效应,在规划情景和对比情景下表现出程度不一的衰退脱钩效应。据此,未来中国能源开采业碳脱钩的政策重点,一方面应注重环境政策、税收政策、技术政策等政策变量间的协同作用,着力调整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投资强度和产出规模,优化能源进口结构,进一步减少能源生产碳排放强度,提升能源绿色生产水平;另一方面,还应着力能源开采业能源消耗结构和能耗强度的调整,革新采掘技术和设备,以进一步降低碳强度,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脱钩关系实证

出口贸易作为国内污染排放的"三大引擎"之一,加剧了中国能源耗费和碳排放。根据1990-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采用IPCC方法估算了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基于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和出口贸易额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Tapio脱钩模型,判别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脱钩状态;借鉴Kaya恒等式,运用LMDI方法进一步构建了扩展的Tapio脱钩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额均保持高速增长;该期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总体呈弱脱钩关系,而16个分行业的脱钩状态存在显著差异;出口贸易增长与碳排放增加存在正相关,出口贸易增长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弹性指数及分解指标显示,降低能源碳排放强度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关键,能源结构应当引起关注。我们认为,攀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碳生产国"与"碳消费国"责任共担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本原。     

节能评估对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不仅会对生产侧的能源消耗状况产生影响,还可能会抑制不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促进投资需求向低耗能的方向转变。基于2007、2010、2012、2015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省级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节能评估政策如何对各行业需求侧隐含能源强度产生影响,从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探究节能评估影响行业隐含能源强度的潜在机制,并探讨了节能评估政策效果在不同类型行业或省份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度消耗能源的粗放式进一步向集约式转变。②机制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侧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主要体现为提高能源单要素生产率和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换代等,但并未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产品中间投入占总中间投入的比重,对行业的非能源中间投入结构影响不大。③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评估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隐含能源强度影响更显著,且在节能压力更大、市场化程度更低、财政分权度更低、政府规模更大的省份实施效果更好。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同时注重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节能评估政策发挥作用、取得实效。     

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及效果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迅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可能对碳排放产生影响。文章首先梳理了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可能途径,并以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数字金融和能源消耗,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引入二氧化碳存量等方法,构建并阐释了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经济学原理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将通过影响居民消费理念和行为、企业生产活动方式与创新效率等方面影响碳排放,并在总体上呈倒“U”型关系,其中碳排放拐点所需的数字金融能力主要取决于能源现存消耗情况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其次,基于中国省域数据对上述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分解为增产效应和节能效应。②在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碳排放将随着数字金融发展先增多后减少,且这一倒“U”型关系通过了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③数字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碳排放的最终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④此外,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还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了企业融资需求压力,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规模由此得以扩大并增加了碳排放,即数字金融发展广度带来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产值扩大的碳排放上升(增产效应);但后期随着数字金融深度和数字化作用的累积发挥,促进企业研发以及节能型技术专利带来的创新减排效应将显著增加,进而通过降低单位碳减排后最终导致碳排放减少(节能效应)。基于此,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应尽快从量转向质,加大对企业低碳节能转型与数字化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精准支持力度,并积极探索数字化碳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区域电力相关碳排放核算框架的构建和应用北大核心CSCDCSSCI

准确、全面地核算区域电力相关碳排放(后文简称电力碳排放)是指导减排的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贸易对区域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导致“碳排放泄露”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电力碳减排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IPCC清单编制法、网络法和多区域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涵盖生产侧、供给侧和消费侧的电力碳排放核算框架,并编制了2012年我国30个省区不同视角下的电力碳排放清单。结果表明:①地区在不同视角下的电力碳排放存在较大差异。以内蒙古为例,2012年其生产侧、供给侧、消费侧视角下电力碳排放分别为3.76亿t、2.39亿t和1.26亿t。②不同视角下各省电力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特征:火力发电比重高的北方省份(如内蒙古和山西)有较大的生产侧电力碳排放,制造业所占比重高的中部和东部省份(如河北和山东)有较大的供给侧电力碳排放,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和浙江)有较大的消费侧电力碳排放。③各省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电力碳排放流动。2012年,我国通过输电网络和贸易网络发生的省际电力碳排放流动总量分别为4.60亿t和9.76亿t,分别占全国生产侧电力碳排放总量的13.1%和27.7%。通过输电网络和贸易网络的电力碳排放流动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特征。本文建立的电力碳排放核算框架将生产侧、供给侧、消费侧视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增强对电力系统碳排放的认识,为合理划分区域间电力碳排放责任提供了基础。     

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283座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7年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时空二维视角对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刻画和识别。实证结果显示:①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平均效率值由2003年的0.481提升到2017年的0.489,有效决策单元数量由20座城增加到24座城。高效率和有效决策单元城市2003年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2017年多位于中西部内陆地区。②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经历了下降-上升的演进特征,城市效率差异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演进特征,并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三大地带核密度曲线在位置、峰度、峰数和拖尾上具有各自的形态和变化轨迹,是一种区域特色与时段特征叠加共生的结果。③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始终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相关向弱相关演变特征。局域空间格局以HH和LL为主,以LH和HL为辅,地理上存在空间邻近同伴效应和空间邻近溢出效应,形成了“城以群聚群分”的空间格局。最后提出,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来指导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构建城市生态环境共同体,利用邻近城市之间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各城市在提高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上的合作联动作用。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特征与碳减排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领域,也是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实现城市的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重要的举措。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低碳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共赢意义重大。2010年7月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开展了三批87个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根据低碳城市试点的进展,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低碳试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脱钩弹性系数的大小将低碳试点城市分为低碳成熟型、低碳成长型、低碳后发型三种。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考察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和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依据碳排放驱动因素识别不同类型城市的减排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低碳成熟型城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研发投入是有效的减排途径;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对于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位于东、中、西不同区域的低碳试点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碳排放特征,未来在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城市减排路径时,区域性的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城市碳减排的目标。     

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总量测算与趋势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硬件产品生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引起了各界关注。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构建了数字经济碳排放测算框架,设计出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测算方法。计算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产生的碳排放快速增加,占碳排放总量比重由2008年的0.80%上升至2018年的5.53%。据此趋势,文章推算出2020年数字经济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已达6.31%。在排放总量增加过程中,数字产品和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再与全球数字经济及国内制造业的排放水平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相对偏高,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进一步地,预测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占比将达到11.63%,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排放强度不低、总量增长过快的基本事实及趋势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尚未展现出绿色低碳的发展特质,与人们对这类新兴领域自带“绿色光环”的认知形成了较大偏差,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仍主要采取了粗放式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加大减排力度势在必行。今后,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运用数字技术助推其他行业“精准”减排降耗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自身的排放问题,科学评估,前瞻布局,加强对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核算与监测,引导数字经济部门加快能源转型,提高数字产品及数字基础设施的能耗标准,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践行绿色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减排路径,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实现“双碳”目标。     

绿色低碳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低碳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有效推进绿色科技创新以及改善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高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角度出发,结合投影寻踪模型处理高维数据的特点,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改进,从而构建了更加有效的估算创新效率的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选用2005-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区域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平均创新效率约为0.645,虽然超过0.5,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无效率现象,创新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且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各区域发展不均衡。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与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表明环境规制初期,由于成本的增加,会对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又会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区域开放程度、技术市场成熟度和政府资助这三个因素对绿色创新效度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说明较高的区域开放程度能够显著拉动中国创新效率向更高水平发展,成熟的技术市场有利于科技成果市场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创新效率的提高,政府资助可有效降低区域绿色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本和风险,激发其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想有效提高中国及各区域的创新效率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当重视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改善,积极推进绿色创新技术,一方面要均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并学习国外先进绿色创新技术,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来调控各区域创新能力的失衡现象。     

土地价格上涨如何改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北大核心CSCDCSSCI

面对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加剧的现状,该研究将探讨依靠价格手段倒逼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改善的路径及作用方向。文章采用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总体和分用途规模两大层面系统刻画土地价格上涨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改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考察同等规模城市的地方政府在面对价格变动时所产生的策略互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城市土地价格的升高改善了本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但对周边地区的效率却产生了抑制作用。分用途-规模层面:①商住用地价格的升高在短期内促进了效率的改善,在长期内的影响逐渐减弱。此外,短期内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主要体现为“虹吸吸应”。长期来看,同等规模的大城市之间主要体现为“示范效应”,中小城市之间则主要体现为“虹吸效应”。②工业用地价格在短期内对于效率的改善并不显著,而在长期则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短期内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主要体现为“虹吸效应”。长期来看,同等规模的大城市之间主要体现的是“示范效应”,中小城市之间则体现为“虹吸效应”。因此,对于商住用地而言,应继续深化“招拍挂”出让制度以及财税制度改革,避免唯“价高者得”。对于工业用地而言,应将有效的市场化出让机制与有为的政府管理相结合,建立起上中下游精细化、多层次的协同管理体系,确保土地利用效率的长期改善。     

能源禀赋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估算碳排放量,结合GDP数据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就能源禀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趋势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区间内,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省域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区和较低的省区均趋于相邻。另外,碳排放强度全域Moran’s I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碳排放强度的集聚程度趋于强烈。2能源禀赋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的碳排放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的数据。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的影响,能源禀赋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3技术进步各变量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外商投资和科技经费投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专利授权量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从时间趋势来看,技术进步各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均有所减弱,甚至出现由负向转为正向效应的情况。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技术无法适应低碳要求,需要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大对教育及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强节能技术的扶持,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